拷讯熬审、推核验证：古代法官的破案术|供词|古代法官|拷讯|李德裕|李斯|破案术|赵高

拷讯熬审

口供是古代最主要的证据，法官结案，必须有罪犯认罪的口供，并有亲笔画押的“服辩”（认罪书）。法官审判的最主要目的也在于获得被告口供。如果经“五听”审讯，被告仍没有吐供，法官就只能动用刑具，严刑拷打，逼迫被告吐供。这在古代法律中正式称为“拷讯”，也就是今天我们说的“刑讯”。清代称“熬审”。有的时候也称为拷鞫、掠治、捶楚等。

清朝知县衙门

1、法定审讯手段

拷讯起源很早，可能当被告口供取代了神判、宣誓之类原始方法成为最主要证据之后，拷讯也就成为诉讼审判活动的不可或缺的内容。在西周时的青铜器“曶鼎”铭文中，身为官员的被告匡季一上来就恳求法官不要鞭打他，表示愿意如实供述。

儒家经典《礼记·月令》中说：在仲春之月，“毋肆掠”，即在这一个月里不要拷打犯人，可见，在其余十一个月里都可以拷讯的。儒家理想中的社会尚且如此，可见当时现实社会中拷讯的普遍。

就法律而言，一般法律总是规定拷讯是迫不得已才采取的审讯方式。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出土的秦代竹简《封诊式·治狱》中说：“审讯能按供词线索追查得实为上；施行拷打为下；恐吓犯人而仍没有口供的为失败。”另一篇《讯狱》中规定：只有在犯人理屈词穷，而仍旧百般抵赖不肯服罪的，依法应当拷打。拷打要由法官写成“爰书”记录在案：某某多次翻供，无从辩解，对某某进行拷打。

唐代法典《唐律疏议》规定审案“必先以情，审察辞理，反复参验，犹未能决”时，法官才可以会同辅助官员立案，报告上级后才能施行拷讯。以后历代的法典也都有类似的规定，要求法官把拷讯作为不得已而使用的最后手段。然而在实际司法中，法官却往往把拷讯当作首要的手段。

宋代沿袭唐代的法律。北宋法官李元弼在他的《作邑自箴》中总结自己拷讯的方法，说在拷讯中要借助拷讯的心理压力，逐次加重。在拷讯前，先要报出拷打的数目，喝令拷打前先停顿一下，待受讯者“欲说不说、持疑之际”，乘势大声喝令“打！”也不要一次打完，分几次停顿，使之“自然畏慑，不敢抵讳”。如果还不肯招供，不能任意法外用刑，可以用绳子吊起被告一只脚，叫他直立，就够他难受的了。如果还是嘴硬不肯吐供，可以罚被告日夜站立，不准躺卧，“不过三两日，便吐本情”。

2、拷讯的方法

拷讯最主要的方式就是用竹片、木棍抽打被告。所以称“拷”“掠”“榜”“笞”“捶”等。汉代以前的法律对于拷讯方式及刑具好像没有正式的规定，直到西汉景帝时（公元前156-前142年）颁布“棰令”，详细规定行刑用的竹板的规格：长五尺、宽一寸、厚半寸，并要除去竹节，行刑时只能一个人执行。到了东汉章帝（76-88）时又具体规定拷讯的方式只能使用榜、笞、立三种。即只能用木棍、竹板抽打和罚被告站立的方式，但对于抽打的数目没有规定。

汉代以后，法律发展的趋势是对拷讯逐渐加强限制。南梁规定对于士大夫不能采用拷掠抽打的拷讯方式，而改用“测罚”。实际上是让被告挨饿代替挨打，是让不肯服罪的被告断食三天，然后可以进粥二升；再断食三天。断食天数加起来不能超过十天。妇女、老人、小孩，断食一百五十刻（一百刻为一昼夜）进粥。南陈又设“立测”，对不服罪的被告，抽二十下鞭子、打三十下竹板，然后戴上枷锁戒具，要被告站在一个一尺高的圆顶土垛上，站七刻钟（约合现在1小时40分）。每天站三次；连续七天后仍不认罪的，就可以免罪释放。北方政权北魏则仍沿用榜笞，但曾规定拷讯抽打总数不能超过五十下。

历代对拷讯制度规定得最详细的是《唐律疏议》。《唐律疏议·断狱律》规定：官僚贵族，以及年纪在七十岁以上、十五岁以下，或残疾人都不能进行拷讯。拷讯的方式只能是用竹板抽打，而且不能超过三次，每次要间隔二十日，累计次数不能超过二百下。如果被告被控的罪名是笞杖刑，不得超过该罪名的最高刑的数目。拷讯限满后被告仍不肯承认的，取保释放。

除了被杀、被盗案件外，以被告受拷打的数目反过来拷打原告。用榜笞以外的方法进行拷讯，或榜笞数目超过法律规定的，法官要反坐。拷讯致死，法官要处徒刑二年。明、清时法典只规定官僚贵族以及七十岁以上、十五岁以下及残疾人不得拷讯，至于拷讯的方式、数目限额都没有规定。

另外条例规定，对于强盗、盗窃、杀人之类的严重犯罪的被告，允许使用“夹棍”和“拶指”。“夹棍”是用三根木棍用绳索收紧、夹压受讯者的脚踝，或胫骨、膝盖骨，可能起源于南宋时一些酷吏创设的“夹帮”“超棍”之类的非法刑具。“拶”，是逼迫、收紧的意思。“拶指”，就是用小木棒夹束被讯者十指再逐渐收紧，往往用于妇女。

清朝条例规定，在一些严重犯罪的被告不肯承认时，可以使用熬审。除了夹棍、拶指外，还允许使用拧耳、掌嘴（打耳光）、压膝、跪链。

3、种种酷刑

虽然汉以后法律对于法官拷讯被告有严格的限制，可是实效很小。法官很少因为拷讯伤人而丢官降职，相反因为破不了案而被弹劾罢官的却很多，而且也很少因为这方面而受到弹劾。所以实际上这些法律规定常常只是具文而已。

西汉时的一些酷吏，往往使用铁镊子夹、铁钻刺、烧红烙铁烫，以及吊打、针戳、烟熏等酷刑逼被告人认罪。东汉末年已有“考掠五毒”的说法。五毒是指身体、四肢都受楚毒。也有人说是指鞭、笞、灼、徽（用三股绳捆绑吊打）、（用双股绳捆绑）五种酷刑。

唐代酷吏惯用“泥耳笼首”“捶胁签爪”“悬发熏目”等酷刑。尤其是酷吏索元礼“创造”十号重枷，逼人吐供。这些枷的名称都令人恐怖，叫“定百脉”“喘不得”“突地吼”“着即承”“失魂胆”“实同反”“反是实”“死猪愁”“求即死”“求破家”。还有把人放入四周架炭火的大瓮，“请君入瓮”。种种名目繁多的酷刑不胜枚举。

清末广泛使用“站笼”作为审讯强盗的方法。站笼是一个顶上有个圆孔的木笼，把人关进去后，脖子部分被圆孔套住，用垫砖块的办法调整站笼高度，使人终日踮脚站立，稍有松懈，脖子就被卡住。既可以审讯逼供，也可以用来示众。普通人有一两个时辰就会求饶，愿意承认一切。强壮的人也熬不过两三天就会丧命。

4.“何求不得”

拷讯是造成冤假错案的最主要的原因。西汉时有个叫路温舒的法官，向皇帝上书指责当时拷讯的种种弊病。他说：人都是安乐时喜欢生、痛苦时盼望死，所以“捶楚之下，何求而不得？”被告受拷讯，疼痛难熬，就胡乱编造供词，主审的法官乘机加以诱导，指引陷害无辜的人，罗织大狱，使各人供词前后一致，“锻炼而周内之”。如此上报朝廷，即使是皋陶复生，也会以为这个人死有余辜。（《汉书·路温舒传》）

历史上较早的因拷讯而造成的著名冤狱，要算是秦代李斯被诬谋反案了。李斯是秦始皇的重要大臣，曾长期担任廷尉，向秦始皇建议终止分封、下达焚书令。秦始皇死后，李斯与赵高先是合谋拥立胡亥，官升丞相。可是不久就和赵高发生矛盾。赵高诬陷李斯图谋造反，李斯全家及宾客、宗族全部被捕入狱。

李斯被捕后，赵高指使主审法官使用拷讯，“榜掠千余”，李斯疼痛难熬，只得承认谋反。按当时法律，重大案件结案后，还要由皇帝派出专使复审。赵高就派手下假扮皇帝的御史、谒者、侍中之类的官员反复审讯李斯，李斯不知是诈，翻供并以实相告，结果又被拷掠。以后秦二世派出使者真的前来复审，李斯也不敢翻供。于是李斯谋反成为铁案。最终被处具五刑、夷三族的极刑，落了个可悲的下场。

1901年，中国天津，直隶总督衙门门口，戴着枷锁的犯人

推核验证

证据的证字，部首从言，说明古代法官赖以作出判决的证据，主要是被告的供述和证人的证词。物证和书证只是用来核实供述和证词的，单凭物证和书证而没有供述，就无法确定事实，也就无法作出判决结案。只有在某些法律规定不能拷讯的情况下（如被告老幼、残疾）才可以以“众证”定罪，所谓众证是指三个以上证人的共同证词。对物证、书证进行推断和核实，目的就是检验被告的供述是否真实。

1.书证的辨别

古代在诉讼中经常使用的书证是契约。《周礼》中说司寇属下有叫“司约”的官员，专门负责保管诸侯贵族之间契约的副本，发生诉讼时，即提取契约与副本对照核实。战国时也有同样的制度。《商君书·定分》中说：“民间成立契约后，就要将右券（副本）交给主管法令的官员，保存在木匣中，用法令长印封缄。如在当事人死后发生争议，即以契约为断。”后代官府都设有从事居间接洽的牙行，凡由官牙行牙人介绍而订立的契约，都要存一个副本。民间买卖土地房屋的契约也要经过官府盖印称为“红契”，才能作为书证。法官在审判中，要对书证详细辨别，才能判决。明、清时对于作为书证而提取的契约，常由官员或幕友亲自在契约要害字句（如交易性质、数目、价格等）的旁边或纸背盖上私章，以防胥吏受贿剜补改动。

《折狱龟鉴》中收录了很多法官仔细检证契约文书的案例。以下列举其中两件：

宋代法官章频任仪陇知县时，邻近眉州有个叫孙延世的土豪做假地契抢夺民田，知州不能判断，转交章频审理。章频仔细检验孙延世赖以为据的地契，发现地契墨迹在县府盖的红色官印之上，肯定是先盗用官印再写伪契。于是唤孙延世上前，指出“墨浮朱上”，孙延世只得认罪求饶。

另一位宋代法官江镐，任仁寿县知县，县里有个土豪洪氏，也造伪契吞并邻人土地。为了使伪契看上去像是很久以前的旧契，洪氏用茶水将契纸染黄。江镐仔细鉴别后说：“真的旧纸只是表层发黄，这张契纸表里一色，肯定是假契！”厉声责问洪氏，洪氏大惊，俯首认罪。

元代著名法官潘泽，在任山北辽东道提刑按察使时，当地有一起恶霸强逼良民一家十七口为奴的案件。在诉讼中，恶霸出示那户人家的卖身契约，文字历历、官印鲜红，官府无法裁断，至拖延几年仍未结案。潘泽接理此案，仔细检验契约。当时惯例，人口买卖契约上要由自愿卖身为奴人在自己名字下方画出左（或右）手食指指节位置。潘泽发现这张契约上有个十三岁男孩画的指节间隔很宽，就下令双方到庭，当场让这个十三岁男孩画指节，再与契约上那个男孩画指比较，证明是伪造契约。恶霸只得承认，伪契作废。（《牧庵集》卷二十二）

2.物证的鉴定

《折狱龟鉴》也收录了很多历代法官对物证进行鉴定的案例，以下列举三件：

西汉著名法官孙宝任京兆尹时，长安郊外的农民常常一早担菜蔬、食品进城售卖。有一天早上，有个卖油炸馓子的小贩挑着担子进城，恰好与一个农民撞了一下，油炸馓子掉到地上摔得粉碎。农民愿意赔偿，可是小贩说一共有三百个、农民说只有五十个，两个人在路上争论不休。正好孙宝经过，他就叫人从别的小贩那儿买一只油炸馓子，用秤称出重量。再叫小贩将地上的馓子碎片扫在一起，也用秤称出重量，除以单个馓子重量就得出了原有馓子的数目，解决了这场纠纷。

北魏时，有一次雍州大道上，有一个背炭的和一个背盐的行路人在一棵大树旁休息，歇完上路时，两人为争夺一块羊皮吵了起来，都说羊皮是自己用来垫背的。为此到官府告状。雍州太守李惠升堂审案，叫两个人先出去，然后笑着说：“这件案子该审问的是羊皮。”便下令拷打羊皮。他叫手下先在地上铺一块草席，然后要衙役用力抽打羊皮。手下人都以为他开玩笑。打了一阵，李惠仔细翻检羊皮，并检查地上的草席，看见草席上一些盐屑，于是叫两个人进来，指给他们看草席上的盐屑。背炭的人只得认罪。

南朝刘宋时也有一个类似的故事。傅琰任山阳县令，有一个卖针的老太太和一个卖糖的老太太争夺一团丝绵。傅琰就叫人把丝绵挂在树上，用鞭子抽打。把丝绵打松后，发现里面混有一些铁屑，就把丝绵还给卖针的老太太，而处罚卖糖的老太太。

3.实验取证

古代一些聪明的法官，还用实验的方法来获取证据。《折狱龟鉴》也收录了不少这样的案例。可以举出以下四件。

第一件，西汉黄霸任颍川太守时，当地有兄弟二人同居，两妯娌同时怀孕。以后嫂子流产、弟媳生了个儿子，嫂子就硬夺弟媳的孩子。争讼三年，无法判断。黄霸就叫手下人抱了孩子站在院子中间，叫两妯娌两面抢夺，谁夺到手谁就是亲生母亲。嫂子果然奋臂来抢，而弟媳只是悲泣，不愿伸手。嫂子抢到孩子后上堂谢恩，黄霸喝道：“你为了争夺家产而强夺孩子，毫不顾忌孩子死伤，丝毫没有母亲之心，快交出孩子还给弟媳！”嫂子目瞪口呆，只得伏地求饶。

黄霸的这个案例很有意思。因为在古希伯来人的《旧约》里，有所罗门王的一个故事，与黄霸这个故事几乎一模一样。而在古印度，也有这样一个相同的故事。后来元代作家李行甫（李潜夫）创作的杂剧《包待制智勘灰栏记》，把这个故事的主人公换成了包拯，成为一个具有世界声誉的包公戏剧目，很早就传播到国外，有多种外文译本。1933年被选入《世界戏剧》一书，由英国伦敦阿普尔顿出版公司出版。德国现代戏剧家布莱希特还将这个剧目改编为《高加索灰栏记》，广为传播。

第二件，前秦苻融任冀州牧时，有天黑夜，有个行路老太太遭到抢劫，大声呼救，有个行路人闻声前来抓住强盗，强盗却反过来扭住行路人说行路人是强盗。老太太老眼昏花，无法辨别，两人都被抓进官府。苻融见了笑着说：“这太简单了，你们两个人赛跑，谁先出城门谁不是贼。”两个人都拼命跑，苻融在门楼上等着，指着落后的人说：“你要是跑得快，昨晚早就逃走了，还敢再加一个诬陷罪名吗？”盗贼只得认罪。

第三件更为科学，是三国东吴法官张举的一个故事。张举任句章县令，当地有个妇女杀死丈夫后又放火焚烧房屋，破坏现场，声称丈夫是被火烧死的。夫家怀疑，来到县衙告状。张举就牵来两口猪，一口杀死，一口活猪，都绑在柴堆上，一起用火烧。待活猪烧死后，查看两只猪的口腔，先杀死的猪口内无灰，烧死的猪口内有灰。再开棺验尸，发现死者口中没有炭灰，妇人谎言不攻自破，只得承认杀夫罪行。

第四件，唐朝宰相李德裕在任浙西节度使时，曾采用了证伪的实验方法。当时甘露寺新的住持指控前任住持侵吞寺中黄金，并以寺中簿册为证。曾经任住持的一些老和尚也做证说寺中原先有黄金。前任住持受不了拷打，只得服罪。可是因为追不到赃，无法结案。李德裕视察到此，亲自审问，住持连声喊冤，说寺中从无黄金，只是自己不肯随大流，遭到僧众排挤陷害。李德裕就传唤所有和尚，一人一个坐兜，面壁而坐，每人给一块黄泥，叫他们捏出寺中失窃黄金的大小、形状。结果每个和尚捏出的泥块都不相同。李德裕即把原来指控、做证的和尚都抓起来严审，和尚们只得承认诬陷罪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