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事｜钱氏千年——纳土归宋后，一个家族如何光耀至今|吴越国|宋太宗|纳土归|苏轼|钱氏家训|钱穆

公元978年，吴越钱氏“纳土归宋”，与江南百姓共享一个太平年。但这个家族的故事，还远没有结束。

杭州临安钱王陵，清明祭钱王的盛况。

此后千年，吴越钱氏人才辈出，成就突出，让人惊叹不已。到了近代，钱三强、钱学森、钱伟长科技战力爆表，被周总理称为“三钱”。人们惊诧地发现，同一个钱家，还走出了钱穆、钱钟书等文化巨擘。如今，钱家院士级的人物已有上百名。

几多王侯世家风流云散，为何吴越钱氏却能传承有序地优秀了近40代？他们在失国之后，成为千年名门望族，两浙第一世家的密码何在？答案藏在一份家训里，也藏在太平年后的千年岁月里。

清明节前，杭州临安，钟鼓齐鸣。近500名钱氏后裔从海内外赶来，共同诵读，让“利在天下必谋之”的声音响彻了钱王陵。

陌上花开缓缓归

“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钱镠写那封信时，大约六十出头。《十国春秋》记载了这件事的梗概：吴越国王钱镠的妻子吴氏，每年春天都要回临安娘家探亲。某年，她走后迟迟未归，杭州城外已是春深，田间野花开了又谢。

钱镠

钱镠提笔给她写信，只这九个字，没有落款，没有称谓。

这封信为什么被称为千古第一情书？原来，苏轼在杭州时，听当地儿童唱一首小调，“含思宛转，听之凄然”，发现这首曲子是从钱王书信演变而来。苏轼嫌“其词鄙野”，于是改写、重作了三首绝句。不过，后世都觉得苏轼不如钱镠，“武夫写尽文人不及”。

如苏轼所嫌，钱镠不是文化人。

婆留井

852年，临安锦衣城，一个相貌奇丑的男婴降生，险些被父亲钱宽丢入井中溺死，幸得祖母力保才存活下来，因而得小名“婆留”。这个被父亲视为不祥的孩子，长大后改名“钱镠”（音留），就是后来开创吴越国的武肃王。

钱镠少时以贩私盐为生，唐乾符二年（875年）投奔董昌，被任命为偏将。乾符六年，黄巢起义军攻打临安，钱镠以少胜多，仅率二十名精兵就伏击了黄巢的先锋部队，一战成名。

唐昭宗赐钱镠金书铁券，铁质，拱券形，形如覆瓦。纵29.8厘米，横52厘米。铭文错金，全文共计26行，350字，其中正文25行，333字；末行落款17字。全文端楷甚工，金字多有剥落。

往后二十余年，他东征西讨，拥兵两浙。902年，因平定董昌之乱，大唐赐他丹书铁券，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免死金牌。五年后，朱温篡夺皇位，改国号为梁，册封钱镠为吴越王。

当时群雄并起，手下纷纷建议他自立为王，但钱镠却始终以藩王自居。这不仅是谦逊，更是一种政治智慧。那个年代，谁称帝谁就成了众矢之的。

五代十国期间，帝王年龄平均不过40岁，钱镠却得以82岁善终，遗训中那句“度德量力而识时务”“如遇真主，宜速归附”，是超越时代的清醒。

航拍临安钱镠塑像东方IC供图

存世72年（907年—978年），后人常用两个词形容吴越国：保境安民、不扰中原。在中国最动乱的历史阶段，钱氏创造了江南人民安居乐业，不受战争影响的奇迹。

中原内乱频仍，吴越国就向外发展海上贸易。杭州港、明州港（今宁波）是当时东亚最重要的贸易港口。吴越国从东南亚、西亚进口香料、珍珠、象牙，向外出口秘色瓷和丝绸。苏轼称吴越“象犀珠玉之富，甲于天下”。

江潮泛滥，吴越国就修筑海塘。著名的钱塘江捍海塘，用“石囤木桩法”固定巨大石笼，形成坚固堤坝，解决了钱塘江潮水倒灌的问题。钱镠还在太湖流域普及堰闸，使吴越“境内无弃田”，农业连年丰收。

最让人动容的是，有术士劝钱镠，填西湖造王府“可保千年基业”，但他认为百姓靠湖水为生，“无水即无民”，不但没填西湖，还设置了一支非常独特的队伍——7000名“撩浅军”专门从事西湖、鉴湖等地的疏浚工作。苏轼后来治理西湖，在奏表中明确援引了钱镠的做法。

为保境安民，吴越国甘愿付出巨大成本。中原五个政权轮番登场，每次改朝换代，吴越都及时更换旗帜、奉上礼物，换来封号和安宁。这套看似软弱的做法，却被钱镠写进遗训：“善事中国，勿以易姓废事大之礼。”

三世五王，苦心经营，为太湖流域成为“鱼米之乡”、苏杭成为“人间天堂”奠定了基础。吴越灭国百年之后，皇家在杭州为钱氏修祠堂，苏轼应知州赵抃之请，撰写《表忠观碑》，大意是：

天下大乱时，豪杰蜂起，家族覆灭时，连累无辜百姓，几乎无一幸存。而吴越国地方千里，军队十万，财富甲于天下，却始终不失去臣子的节操，向中原王朝的贡献络绎不绝。吴越百姓直到老死都不识兵戈，四季嬉游，歌鼓之声相闻，至今不衰。

“有德于斯民甚厚”，苏轼这七个字，为吴越国的72年下了定评。

纳土归宋还家难

杭州西湖南岸，雷峰夕照。这座被民间传说赋予传奇色彩的古塔，不是为白娘子建的，而是为末代吴越王妃孙太真所建。

2001年3月11日，雷峰塔地宫考古发掘正式开始。这一挖，挖出了沉睡千年的帝王心事。浙江省博物馆历史文物部主任、雷峰塔考古发掘领队黎毓馨说，之前对此塔来历说法不一，“皇妃塔”一名，是在残碑出土后才得以确认。

钱弘俶是钱镠之孙，吴越国第五位统治者。他本人性格内敛，笃信佛教，在位期间大量修建寺庙，使杭州成了名副其实的“东南佛国”。乱世中，信仰可以安抚民心；以“佛国”形象示弱，也是他自保的一种策略。

宋开宝七年（974年），赵匡胤讨伐南唐，钱弘俶明知唇亡齿寒，仍出兵夹攻。南唐灭后，十国之中仅剩吴越，钱弘俶明白，自己走到了历史的分岔口。

次年，他携妻赴京朝觐，宋太祖赵匡胤破例，封孙太真为“吴越国王妃”。孙太真受封后就过世了。977年2月，刚继位的宋太宗追谥她为“皇妃”。

“此塔建成时恰逢孙太真被追谥为‘皇妃’，出土的碑记由钱弘俶亲自撰写，名为‘皇妃塔’，这既是对爱妻的缅怀，又感谢了大宋恩典。”黎毓馨说。

塔基座上的经文尚未刻完，钱弘俶又被招入汴京。此去显然凶多吉少，他在入京之前就做好了“舍别归总”的准备。入京两个月间，钱弘俶多次“移疾请归藩”，称病要回吴越，宋太宗都没批准。

或许是想到钱镠“善事中国，勿以易姓废事大之礼”的教诲，或是出于虔诚礼佛的本心，钱弘俶最终献上一军十三州八十六县的土地、百姓与军队。

“纳土归宋”使吴越免遭生灵涂炭，江南的繁荣，未因战乱中断。但钱弘俶却从此羁留北土，终生未得南归。运河上，1044艘船，载着3000余名钱氏族人，北上汴京。他们虽然被大宋授以官爵，但都无奈地离开了故土。

统一后，大宋为消除钱氏影响，下令将吴越故境的刻石，凡属有吴越年号或有僭越嫌疑的文字悉行铲除，史书中对“皇妃塔”也讳莫如深。“皇妃塔”之名被摘除，以至后世误传为“黄妃塔”。《三言二拍》中，冯梦龙“白娘子永镇雷峰塔”的话本，才让“雷峰塔”一名家喻户晓。

考古发现，“皇妃塔”石经，因钱氏悉数离开，终究未能完成。可以说，它见证了五代十国的最后一幕，记录了末代国王内心的波澜与超脱。

洛阳博物馆中，一方长95厘米、宽94厘米、厚约17厘米的墓志静静陈列。虽然墓志铭长达2700字，但这块墓志长期被误标为“邓俶墓志”，直到1981年才确认墓主身份——吴越王钱弘俶。

为什么这么久才确认？因为通篇没有一个“钱”字。即使在98字的生前名号里，也隐去了“钱王”。直到考古人员对照《宋史》中北宋为钱弘俶所制册文，发现两者名讳、谥号、经历完全一致，才得以确认。

为何隐去“钱”字？史学界分析有三：钱弘俶生前的低调隐忍，纳土归宋后多次请求降封，主动撤除仪仗；宋室的政治考量，对这位威望依旧的钱王身后事不太放心；朝廷审定的结果，既深得朝廷之意，也与钱弘俶生前风格相符。

“纳土归宋”后，钱弘俶尽量低调，曾四次上表恳请辞去国王名号，他的封号从淮海国王，后改汉南国王，再改南阳国王，最后为邓王。每次改封，名义上是嘉奖，实际上只是离吴越更远了一点。

988年，钱弘俶在邓州（今河南南阳）办六十岁寿宴，宋太宗派亲信赐御酒。可能是因为饮酒过量，风疾（中风）发作，他无法入睡，便命侍从念《唐书》数篇，又命子孙们念诗数篇。次日凌晨四鼓时分，暴毙。

关于死因，正史没有多说，野史有“毒酒”之说，历史学界至今没有定论。“毒酒”之说在民间占上风，主要是因为宋太宗有太多“毒杀”的前科。与钱弘俶同期被迁入汴京的南唐后主李煜，因为念叨了几句怀念故国的诗，便在宋太宗赐宴后暴毙，明显是被毒死的。只不过，他的死比钱弘俶早了十年。

钱弘俶与李煜，都是被迫入京的亡国君主。李煜死后被封“违命侯”，钱弘俶的谥号却是“忠懿”。两个谥号，说明了宋廷对这两个人截然不同的政治态度。

墓碑上连一个“钱”字都没有的钱弘俶，用自己的牺牲与隐忍，为家族换来了生存空间。起源于北宋的《百家姓》，首句是“赵钱孙李”。赵是赵家天下的赵，钱是吴越钱氏的钱，如此“政治待遇”，可见钱家在朝堂与民间的声望。

生于苏杭，葬于北邙。这句俗语，在钱弘俶身上变成了历史的现实。他从西湖的烟雨中走来，最终，长眠于黄河岸边的北邙山上。

转型两浙第一世家

钱弘俶的第七子钱惟演，生于纳土归宋前一年。他在汴京长大，是第一个完全在宋朝成长的吴越后裔。

在大哥钱惟濬暴卒、二哥钱惟治被贬后，钱惟演成为钱氏家族的核心人物。其长子钱暧娶仁宗郭皇后之妹，次子钱晦娶长公主之女，孙子钱景臻娶宋仁宗第十女庆寿公主，通过联姻奠定了钱家的世家身份。

钱惟演官至宰相级别，是北宋前期最有权势的吴越后裔，但旧王孙的敏感身份，让他有任何异动都会被放大解读。因此他的政治策略是“急于进取，党附权幸”，先后依附丁谓、章献明肃皇后刘娥等掌权人物，以保全家族地位。范仲淹曾批评他依附权贵，欧阳修虽受他提携，也有微词。

“博学能文”的钱惟演于夹缝中，主持编纂了北宋前期最重要的文化工程《册府元龟》，他所创的西昆体诗风，影响宋初数十年。

《归田录》中有个细节：钱惟演晚年卷入政治风波，仕途受挫，临终时，他将欧阳修等人召至床前，说了一句：“平生不足者，不得于黄州坐亡而已。”黄州是白居易的故地，白居易曾在那里写下许多闲适诗。钱惟演一生在官场周旋，最后想到的是什么，这个细节足以说明。欧阳修把它写下来，没加任何评语。

从钱惟演起，钱氏家族开始转型为耕读传家的文化望族。宋初即出现了钱氏文人群，钱惟演、钱易兄弟的文才倾动中原文坛，为苏东坡、冯梦龙等文学大家称道。其他如钱惟济、钱昆、钱昭度、钱藻等钱氏后裔，亦驰骋于北宋诗坛。

靖康之变后，吴越钱氏的3000余族人陆续从汴京向外迁散，形成几十个支脉。如今浙江、上海、江苏、安徽、江西等地的钱氏，几乎无一不称是吴越钱氏后裔，且有家谱为证。其中最有名的是：杭州钱氏、无锡钱氏、湖州钱氏。

三支的发展路径不同。杭州钱氏保持了与吴越故地的地理联系，历代多有仕宦与商业人物；无锡钱氏进入江南文人的核心圈层，历代以治学著称；湖州钱氏在文化领域延续较久，清代出现了著名的画家与语言学家脉系。

湖州钱选，生于南宋末年，元朝时拒绝出仕，以书画自守，终老于家乡。他的代表作《浮玉山居图》被认为是元代文人画的重要源头之一。

无锡钱德洪，是王阳明最重要的弟子之一。他在民间讲学，参与整理《传习录》，是阳明心学在明嘉靖、万历年间传播的核心人物。无锡另一支的钱棨，在清乾隆年间连中解元、会元、状元，成为中国科举史上极为罕见的“三元及第”者。

明末清初的文学大家钱谦益，属于常熟钱氏，官至礼部侍郎。钱大昕，乾嘉史学“第一大儒”，被后世称为“清代史学第一人”，属嘉定一支。此外，清代著名藏书家钱曾，学者钱塘、钱仪吉，书画家钱沣、钱陈群，书法家钱坫，画家钱杜，篆刻家钱松，诗人钱伯坰等，都是钱镠后裔。

据钱镠第三十六世孙、杭州钱镠研究会理事钱伟强统计，两宋期间，吴越钱家封王9人，宰相3人，各级官员730余人；明清时期，钱家共出进士310人，其中状元4人，宰相4人。

俗话说，“富不过三代”“君子之泽，五世而斩”。为何钱王世家，能跳出这个历史大势？千年传承，他们为何成了世家兴亡中极少数的例外？

历史学家熊月之认为，中国传统的改朝换代往往采取革命的手段，因此，皇室集团的人往往成为被铲除的对象，家族资源积累一般就此中断。钱氏家族是鲜有的例外，原因之一恰恰是钱弘俶以统一换取和平。作为回馈，赵宋政权采取了保护钱氏家族延续性的措施，让钱氏家族在最危险的关头挺了过来。

另一个原因则是，钱镠做吴越王时，把33个儿子分派到吴越各地进行统治，钱氏家族主要集中在江浙一带。这个区域在唐代以后是中国经济最发达、文化最昌盛的地方，近代以后则是中国最早接触和吸收西方文化的地区之一。毫无疑问，区位环境对于钱氏家族的兴盛，有如大海之于大鱼。

钱氏枝繁叶茂，成了“千年名门望族，两浙第一世家”，用经济学的话说，这是纳土归宋后的复利，用老百姓的话说，这叫“积阴德”。

《钱氏家训》千年流变

钱氏家训

宋代之后，钱氏各支再没有出现过像钱镠那样的政治人物，取而代之的，是学者、艺术家、思想家。这些人物出现在不同的时代，直接联系未必清晰，但有一条线索是相通的：遵循《钱氏家训》。

《钱氏家训》不是一句话，也不是钱镠一人写成，而是一个体系。

钱镠得到丹书铁券后，担心儿孙因有免死金牌护体而荒唐任性，就以晋代以来大族衰亡为鉴，立家训八条。告诫子孙“莫纵骄奢，兄弟相同，上下和睦”，“子孙若有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便是破家灭门。千叮万嘱，慎勿违训”。

二十年后，他又在临终时订立了遗训十条。除了“善事中国，如遇真主，宜速归附”外，还有一些做人的细节。大儒钱大昕解读说：“读书、积善、守礼、戒贪，即武肃十训之要。”

钱氏族谱

开枝散叶后，钱氏修谱极严、极勤，几乎每支都有完整宗谱。武肃王的八训、遗训均全文载入族谱卷首，代代相传。修谱时，除了必讲钱镠功绩、历代贤达事迹，还会根据本家特色有所创新生发。

如今流传甚广的《钱氏家训》，是清末民初才最终成型的。

钱镠第三十二世孙、清末外交家钱文选，足迹遍布欧美。在巴拿马世博会上，贵州茅台酒展览多日无人问津，是钱文选故意绊倒一瓶，瓶破酒溢，才最终夺冠。产自安徽的云雾茶，也是在他的据理力争下才赢得金牌。

开眼看世界后，钱文选在晚年重拾家学。1924年开始，他一边募资重修杭州钱王祠，一边潜心纂修《钱氏家乘》。这部书共七册，堪称家族历史的鸿篇巨制。

整理家训时，钱文选发现各支都从《武肃王遗训》出发，生发出自家家训。他将历代积累的训诫整理归纳，正式形成系统化的《钱氏家训》。

新版《钱氏家训》维持儒家“修齐治平”体系，按个人、家庭、社会、国家四个层面排列，但语言更现代、更朗朗上口，语气上也以劝导为主。内容上，则融合了中国传统治家格言与儒释道精华。比如第一句“心术不可得罪于天地”采自袁崇焕宗祠联；家庭篇中的“子孙虽愚，诗书须读”采自《朱子家训》。

这份家训问世后，即被常熟钱氏、临安钱氏修入家谱，在长三角一带广为流传。从吴越国的两份原始文本，到民初定型，历经一千多年，家训中不变的核心是：“利在一身勿谋也，利在天下必谋之。”

2021年，“钱氏家训家教”被列入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申报材料记录了家训传承方式：以祠堂为主要传承地点，春秋两季祭祖时诵读、讲解、强化家训家教；每月朔望日（初一、十五），族人也要到祠堂聆听家训教诲。

钱氏族人相聚常会提起自己的辈分、祠堂的堂号，但直达人心的传承绝不仅限于祠堂。

婚礼上，新人要一起诵读《钱氏家训》中关于家庭的部分。家训说：“欲造优美之家庭，须立良好之规则……”读这些话，意味着从组建家庭第一天起，接受这套价值观。

孩子出生后，长辈会抱着新生儿在祖宗牌位前诵读：“祖宗虽远，祭祀宜诚；子孙虽愚，诗书须读。”刚降临人世的孩子尚不能听懂言语，但长辈已替他许下好好学习的承诺。

家训对婚嫁也有明确规定：“娶媳求淑女，勿计妆奁；嫁女择佳婿，勿慕富贵。”这一条在钱氏家族流传千年。

才女杨绛与钱钟书互相倾慕，恋爱时写给钱钟书的一封信被钱基博看到。信中写道：“现在吾两人快乐无用，须两家父母、兄弟皆大欢喜，吾两人之快乐乃彻始彻终不受障碍。”据说老先生“得意非凡”，直说：“此真聪明人语！”

钱学森

再看钱家的几位媳妇，钱钟书娶了“最才的女，最贤的妻”杨绛，钱学森的夫人是歌唱家蒋英，钱三强的妻子何泽慧，有“中国居里夫人”之称，被西方称为比核弹还厉害的女人。

钱三强

最关键的是，家训并非“口头教育”，还有一套由“义庄＋义田＋义学”构成的制度保障。其运作模式是：置义田收租，设义学教育，余钱还可以赈济孤寡、修家谱、施医药和棺椁。

出身浙江嵊州的海洋科学家钱江初回忆，他们村五六百户人家基本都姓钱。“早在1901年，村里就办了小学堂，所有小孩上学全部免费。”“村里实行‘学田制’，专门划出三百亩田，田里收入全部作为孩子上学经费。”

这种“教育基金”，或称“家庭信托”，可确保即便家道中落，后代也有机会接受教育。

对不肖子孙，家规里还有惩戒方式。无锡钱氏后人、复旦大学教授钱文忠说，在钱家，最大的惩罚叫“销红”，也就是在家谱中用红笔除名。

祠堂也许会消失，但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的传承，却总会绵延下去。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钱文选的孙子钱镇国在临安成立钱镠研究会，之后，各地机构相继建立，如今已经有50多家，他们承担了续写家谱、研究家训、组织宗亲活动的职责。

据不完全统计：全国现存200多种版本的钱氏族谱，大部分载有《武肃王遗训》和《钱氏家训》，虽表述略有不同，但内容大同小异。

“科技三钱”近代爆发

钱氏家族用家训与教育，成就了文化意义上的贵族。如今提起钱家，民间流传一句话：“一诺奖，二外交家，三科学家，四国学大师，五全国政协副主席，十八两院院士。”这大致勾勒出近现代人才“井喷”的状况。其中，最能体现“老钱风”的，当数“科技三钱”。

钱伟长

“中国航天之父”“中国导弹之父”钱学森出自杭州钱氏，“中国近代力学之父”钱伟长出自无锡钱氏，“中国原子弹之父”钱三强则出自湖州钱氏。

除了都姓钱，他们还有个共同点，就是都受到了文史大家的启蒙和点拨。

1913年，钱三强出生。他的父亲钱玄同是新文化运动旗手之一，也是汉语拼音方案的重要推动者。

钱三强原名钱秉穹。但他在中学里身体好、讲义气、成绩也不错，同学给他起外号叫 “三强”。钱玄同听说后，觉得这个名字通俗、响亮、有正气，干脆正式给他改名：“就叫钱三强吧，做人就要三强：道德要强，治学要强，体魄要强。”

这成了钱三强一生的座右铭。后来他回忆：“父亲取名，是希望他做一个健全的中国人，而不是只会读书的文弱书生。”

钱玄同病重期间，写给在法国留学的钱三强，做了最后的精神嘱托：“你将来回国，千万不要做官，不要从政，只许做科学，只许做教育。官场污浊，我一生最厌。做学问、做教育，清清白白，最是长久。”

钱学森的父亲钱均夫也不简单，是一位留日教育家，回国后任浙江省立第一中学校长。钱学森晚年多次说：“我的第一位老师是父亲。”

赴美前，钱均夫特意赠《论语》《孟子》《老子》《墨子》《纲鉴易知录》等典籍给钱学森，并亲自讲解。留美期间，父子频繁通信，父亲反复叮嘱他“学成必归、报效中华”。

钱伟长的人生导师就更牛了，是他的四叔、“一代宗师”钱穆。在《八十自述》中，钱伟长回忆说：“进入苏州高中才一个月，传来父亲39岁早逝的噩耗，全家陷入极大困难……一家六口，无隔日之粮……幸有七房桥族人出面交涉，由钱氏怀海义庄长年捐供救济粮，孤寡免于饥饿。四叔（钱穆）除每月供给母亲六元家用补助外，还全力资助我上完高中。这让我一生中度过了第一个生活难关。”

受钱穆影响，钱伟长考入清华时语文、历史均为满分，但数理化加起来不足20分。进入清华大学历史系第二天，“九一八事变”爆发，钱伟长彻夜难眠，次日一早，便找到物理系主任吴有训，要求转系。理由是：中国需要飞机大炮，他要去学物理。

国难之后，他仿佛被打通了任督二脉一般，从高考物理只有5分，逆袭成了清华物理系第一，并远赴海外主攻弹性力学，短短几年，就成长为闻名世界的科学家，还得到了爱因斯坦的盛赞。

1948年，当所有人都认定钱三强夫妇会留在欧洲冲击诺贝尔奖时，他们却毅然回国，因为“科学没有国界，但科学家有祖国”。

钱学森也决心回国，却无端遭到美国军方长达5年的软禁，但他却始终以“我是中国人，当然忠于中国人民”表明心迹。1955年，通过中美大使级谈判，他终于踏上了回国的游轮。

1946年，钱伟长放弃一切美国财产、职位、待遇，轻身离境。他把关键公式、理论、设计参数全部背下，只带个人衣物，伪装成“短期回国探亲”，这才躲过了美国的刁难。

“三钱”在历史时刻做出了同样的选择，他们的依据，出自同一句家训：“利在天下必谋之。”

“虽然姓钱，但我不爱钱。”这也是他们的共同点。

钱三强一贯拒绝“中国原子弹之父”的称号，坚持这是集体成就。他晚年生活极为简朴，曾主动要求停发学部委员津贴，常穿带补丁的衣服，至死都和何泽慧住在中科院的筒子楼里。

钱学森之子钱永刚说，父亲从不对他讲“长大要爱国、报效社会”之类的话，而是将大额奖金基本捐出，以实际行动支持科教事业。

中国科学家博物馆2024年建成开放。“钱学森与中国航天事业”专题展入口处，设有《钱氏家训》文本铭牌。策展者并未解释缘由，但了解这个家族历史的观者都明白：一个人的选择，与他的来处有关。

钱学森父亲钱均夫曾说：“我们钱氏家族代代克勤克俭，对子孙要求极严，或许是受祖先家训的影响。”

2008年，钱永健因绿色荧光蛋白（GFP）研究获诺贝尔化学奖。他是钱学森堂侄，1952年生于美国纽约。因家中多是工程师，钱永健自称为“分子工程师”。对于自己的职业，他说：“我注定了要继承家族的血统，似乎生来就要做这样的工作，走这样的道路。”

钱学森这一支从第30代孙起，启用家谱“继承家学，永守箴规”八字论辈分，取名字。钱永健的子女至今仍按此原则起名，可见《钱氏家训》在族人心目中的地位。

为了完成老母亲的心愿，钱永健还曾陪她去过杭州钱王祠，拍了数百张照片，并对家人说，“参观后感触很深”。

钱氏之盛，盛在文化

无独有偶，台湾也有个“三钱”。

前台大校长、中研院院长钱思亮，与钱学森同支，是钱镠杭州一支第三十五世孙，他育有三子：长子钱纯是著名经济学家，为台湾经济起飞作出重要贡献；次子钱煦是著名美籍华裔科学家，头戴六顶“院士帽”；三子钱复是马英九的老师，人称“外交才子”。

2010年，浙江省临安市市长王宏率领经贸考察团，赴台考察和交流。其间，他们拜访了钱镠第三十六世孙、台湾两岸共同市场基金会最高顾问钱复先生，欢迎他回老家杭州来参观。

2011年5月，台湾“三钱”携带眷属共8人，分别从美国、英国等地会集台北，随即一起飞抵祖籍地杭州，开始了寻根之旅。当钱镇国将钱氏祖先的有关资料以及绘制的世系图表送给他们时，钱煦激动万分，绕场疾走一圈。

台湾“三钱”的祖父名叫钱鸿业，民国时期是上海著名的大法官。上海“孤岛”时期，钱鸿业因为不屈服于日伪的威逼、利诱，令敌人恼羞成怒。1940年7月29日中午，钱鸿业突遭枪击，连中4枪，均击中要害。人力车夫快速将他送回家中时，已血流如注，无法救治。儿媳张婉度（即台湾“三钱”的母亲）失声痛哭，钱鸿业对她说：“我是法官，眼看国家将亡，我死不足惜。你们是学科学的，将来要报效国家。”这成了钱鸿业的最后遗言。

钱鸿业殉国，当时震惊全国，重庆国民政府下令褒扬。钱复对此印象极深，他在回忆录中写道：“祖父逝世时我才五岁半，但是他遗留给我的影响却是终生的。”

当被问到“钱家为什么能出这么多名人”时，钱伟长曾半开玩笑回答：“钱家人不会做工、不会种地，只能读书；书读多了易出名、易成事。”

会读书的无锡钱氏一支，除了钱伟长，还出了三位国学大师，分别是钱穆、钱基博和钱钟书。

无锡钱氏有句俗话：“东有七房桥，西有七尺场”。七房桥和七尺场，同宗不同支。钱穆出自七房桥，钱基博和钱钟书出自七尺场，是远亲。

钱基博自述，他5岁随长兄钱基成读书，9岁已学完四书五经等经典且能背诵。10岁起随伯父学策论，熟读《史记》、唐宋八家文选；13岁读司马光《资治通鉴》、毕沅《续通鉴》，圈点七遍。

钱基博对儿子钱钟书的教育亦是如此。他不顾时代潮流，教学、写作一律用古文。钱钟书从新式学堂放学回家，也要跟着父亲念古文。

钱钟书考入清华后，钱基博常写信告诫他：立身正大、待人忠恕比名声与地位更重要，并希望儿子宁静致远：“我望汝为诸葛公、陶渊明；不喜汝为胡适之、徐志摩。”

当钱基博已是名校教授时，同辈远亲钱穆还是小学教员。但钱基博读了钱穆的文章，极为推崇，主动向学界推荐，说他是“天才史学家”。钱穆晚年回忆，他平生所见“治学最勤、用力最劬”的学者，就是钱基博。

钱穆写完巨著《国史大纲》，送给钱钟书。钱钟书看完给“七叔”回信：“细读大著，佩服之至，自愧不如。”钱穆回信：“你才学胜于我，不必过谦。”两位大师，一唱一和，一时传为文坛佳话。

无锡七房桥钱氏故居，白墙黛瓦，门楣悬挂“七叶衍祥”红底金字匾额。“七叶衍祥”意为同一家族七代出杰出人物。院内两侧廊墙石刻，刻录了从这座院子走出的历代族人，其中有六人被合称为“一门六院士”。

除钱穆，钱伟长这对亲叔侄外，六院士还包括：物理学家钱临照、钱令希（亲兄弟），环保工程专家钱易（钱穆之女），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经济学家钱俊瑞（远房堂亲）。他们都可上溯至同一份家谱、同一个七房桥。

“家富提携宗族，置义塾与公田”，元末明初时，七房桥先祖捐出田产收入，始建怀海义庄，使得子孙都能读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