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摸到那叠东西时,教室里还没亮灯。

纸片粗糙的边角划过指腹,十张,裹着一张从练习本撕下来的纸条。天光从窗户渗进来,灰蓝色的,勉强能看清上面三个字。钢笔写的,墨很浓。

同桌的椅子是空的。

我盯着那三个字,喉咙发紧,像被人按着灌下一口滚烫的油。

后来在县医院三楼,消毒水的味道盖过了一切。她站在走廊尽头,白墙衬得校服更蓝。雨顺着玻璃往下淌,一道一道,像永远也擦不干净的泪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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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一九八二年的冬天来得特别早。

才十一月底,教室窗玻璃上已经结了一层毛茸茸的霜。

我用指甲在上面划了一道,透过那道清晰的痕迹往外看——操场边的老槐树光秃秃的,枝桠刺向铅灰色的天空,像干枯的血管。

早读还没开始,教室里只到了五六个人。哈出的白气在头顶聚成一小团雾,又慢慢散开。我搓了搓冻僵的手指,低头去掏桌洞里的书。

指尖先碰到了别的东西。

一叠纸片,用橡皮筋整整齐齐扎着。我愣了一下,慢慢把它们抽出来。

是饭票。

县一中食堂的饭票,淡黄色的糙纸,上面印着红章。一张能打一份菜,两个馒头。我数了一遍,又数一遍。

十张。

饭票下面压着一张纸条。从横格练习本上撕下来的,边沿毛毛糙糙。上面只有三个字,钢笔写的,墨水有点洇:

别饿着。

字迹清秀,笔画却有点抖,最后一笔拉得很长。我盯着那三个字,脑子里嗡的一声。

教室里陆续进来人。脚步声,拉椅子的声音,压低的说话声。我把饭票和纸条紧紧攥在手心,粗糙的纸边硌着掌纹。

同桌的椅子被拉开了。

彭昕怡坐下来,没有看我。

她取下围巾,叠好放在桌角,又从书包里拿出英语课本。

动作一贯的从容,校服洗得发白,但领口袖口都平整得没有一丝褶皱。

她身上有股淡淡的香皂味,和我用的胰子球不一样,是那种很干净的、带着点凉意的味道。

整个早读,我一页书都没看进去。

饭票在手心里被汗水浸得微微发软。

我的目光一次次斜过去,落在彭昕怡的侧脸上。

她读书时嘴唇动得很轻,睫毛垂着,在眼睑下方投出一小片阴影。

从开学坐同桌到现在,三个月零七天,我们说过的话不超过十句。

“借过。”

“谢谢。”

“作业交了吗?”

“交了。”

仅此而已。

我知道她爸是县里的干部,具体什么职务不清楚,但傅英杰有次课间闲聊时提过一句,说彭昕怡家住县委大院,上学放学都有吉普车接送。

不过我从没见过那辆吉普车,她总是最早到教室,最晚离开。

而我——我是复读生,第三次复读。

家在离县城三十里的蒋家坳,父亲前年修水库时砸伤了腰,干不了重活,母亲在公社缝纫组接点零活。

妹妹怜梦十六岁,去年辍学进了县纺织厂,一个月十八块五毛钱,八块钱寄回家,五块钱给我。

我的早饭是昨天晚饭时偷偷留的半个馒头,在搪瓷缸里放了一夜,硬得能砸死人。

我用开水泡软了,就着咸菜疙瘩啃。

中午打一份最便宜的清炒白菜,四两饭,分两顿吃。

晚自习后回宿舍,灌一肚子开水扛饿。

这些,彭昕怡应该都知道。

教室里的人渐渐多起来。

孙德威背着手从后门进来,在过道里慢慢踱步。

他是我们的班主任,教语文,五十多岁,头发花白,戴一副老花镜,镜腿用白胶布缠着。

经过我身边时,他脚步顿了一下。

我下意识把手往桌洞里缩了缩。

孙老师没说话,继续往前走。但我感觉到他的目光在我头顶停留了几秒,沉甸甸的。

早读下课铃响了。

彭昕怡合上书,起身往外走。我看着她蓝色的背影消失在教室门口,才慢慢摊开手掌。

饭票已经被我攥得有些皱了。我小心地抚平边角,一张一张叠好。那三个字躺在最上面,墨迹在晨光里显得格外刺眼。

每一个笔画都像一根针,细细密密地扎进眼睛里。

前排的傅英杰转过身来,胳膊搭在我桌上:“蒋烨烨,昨天发的数学卷子最后一道题你做出来没?

我猛地回过神,把饭票和纸条一股脑塞进桌洞最深处。

没。”我说,声音有点哑。

“我也没。”傅英杰挠挠头,“晚上问问老孙——哎,你脸色怎么这么差?冻的?”

我摇摇头,拧开搪瓷缸的盖子。里面还剩小半块泡发的馒头,已经凉透了,浮着一层白色的沫子。

我端起缸子,一口气灌了下去。

02

那叠饭票在我桌洞里躺了两天。

像一块烧红的炭,我看也不是,不看也不是。上课时总会走神,手指不自觉地探进桌洞,摸到那粗糙的纸边就触电般缩回来。

彭昕怡一切如常。

早读,上课,记笔记,写作业。

她听课很专注,脊背永远挺得笔直,连课间休息也很少离开座位,不是做题就是看课外书。

她看的书都很厚,封皮是深蓝色的,书名我看不清,但肯定不是课本。

我们之间的那条线还在。我靠窗,她靠过道,桌子中间有一条浅浅的裂缝,谁也不会越过。

第三天上午课间,我终于下了决心。

趁彭昕怡去交作业,我飞快地从桌洞里抽出那叠饭票。

橡皮筋已经取下来了,我把它重新套好,捏在手心。

她的手提书包挂在椅背上,是军绿色的帆布包,洗得发白,但没有任何补丁。

教室里人不多。前排几个男生在讨论足球赛,声音很大。后门开着,走廊里有女生跳皮筋的歌声。

我深吸一口气,左手假装整理自己的书包,右手悄悄伸向那个绿色帆布包。

帆布包的扣子没扣严,露出一道缝。我把饭票顺着那道缝往里塞,纸片摩擦帆布发出极轻微的沙沙声。心跳得像擂鼓,震得耳膜嗡嗡响。

就在饭票完全没入的瞬间——

一只手按在了我手腕上。

冰凉,纤细,但力道很稳。

我浑身一僵,血液瞬间冲上头顶。

彭昕怡不知什么时候回来了。

她就站在我身旁,微微低着头,目光落在我还没来得及收回的手上。

她的手指很长,骨节分明,指甲剪得很短,透着健康的粉色。

我们保持这个姿势,大概只有两三秒。

但我觉得像过了一个世纪。教室里的一切声音都褪去了,只剩下我的心跳,一声比一声重,砸在胸腔里。

她松开了手。

什么也没说,拉开椅子坐下,从抽屉里拿出下节课要用的物理课本。整个过程行云流水,仿佛刚才什么也没发生。

我的手腕还残留着她手指的凉意。我慢慢把手收回来,藏在桌子下面,指尖还在微微发抖。

那叠饭票,一半在包里,一半还在我手里。

她没再看我,也没去检查书包。只是翻开课本,用钢笔在页眉处写下日期。笔尖划过纸张,沙沙的,很轻。

上课铃响了。

物理老师走进来,开始板书牛顿第二定律。

粉笔在黑板上吱吱呀呀地响。

我摊开笔记本,却一个字也写不下去。

眼角的余光里,彭昕怡的侧脸平静得像一潭深水,没有任何波澜。

那节课我一直在想,她到底看见了没有。

如果看见了,为什么不说话?如果不说话,又为什么按住我的手?

还有,她到底知不知道饭票的事?

直到下课,我都没想出答案。物理老师前脚离开,彭昕怡后脚就收拾书包站起身——上午最后一节是体育课,大家都要去操场。

她背着那个绿色帆布包走了。饭票还在里面,或者说,一部分在里面。

我坐在椅子上,半天没动。

傅英杰从后面拍我肩膀:“发什么呆呢?集合了!”

操场上的风很大。

体育老师是个退伍军人,姓赵,四十来岁,嗓门洪亮。他让我们先绕操场跑三圈热身。队伍稀稀拉拉地跑起来,我夹在中间,脚步有些发飘。

两天没怎么吃东西了。

不是故意不吃,是真的没胃口。那叠饭票和那三个字像石头一样压在胃里,堵得慌。早上只喝了半缸热水,现在跑起来,眼前一阵阵发黑。

彭昕怡跑在我前面不远。她体育不算好,跑得有点慢,马尾辫在脑后一甩一甩的。蓝色的校服被风吹得贴在身上,显得格外单薄。

跑到第二圈时,我感觉到不对劲。

呼吸越来越急,胸口像压了块大石头。

耳朵里嗡嗡的,赵老师的哨声和同学的脚步声都变得很远,像是从水底传上来。

视线开始模糊,操场边的白杨树扭曲成晃动的影子。

我想停下来,但腿不听使唤,还在机械地往前迈。

第三步迈出去的时候,膝盖一软。

地面朝我迎面扑来。

最后看到的,是灰黄色的沙土地,和一双停在眼前的白色球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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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醒来时,先闻到一股消毒水的味道。

我躺在校医室窄窄的病床上,头顶是发黄的天花板,有一块水渍,形状像只张开翅膀的鸟。窗外有麻雀在叫,叽叽喳喳的。

“醒了?”

校医是个中年女人,戴着口罩,只露出一双细长的眼睛。她走过来,伸手探了探我的额头。

“低血糖。”她说,“早饭没吃?”

我张了张嘴,喉咙干得发不出声音。

校医转身倒了杯温水,递给我:“慢慢喝。你们这些复读生啊,就知道死读书,身体都不要了。”

我撑着坐起来,水杯温热,握在手里很踏实。喝了两口,喉咙稍微润了些。

“我晕了多久?”我问。

“十来分钟。”校医坐回办公桌后面,继续织手里的毛线,“你们班同学送你来的。两个男生架着你,一个小姑娘跟在后面——哦,对了,那小姑娘给你留了东西。”

她指了指床头柜。

柜子上放着两个油纸包,叠得方方正正。我伸手拿过来,纸包还是温的,透出淡淡的油渍。

打开。

是包子。

白面发的,皮薄馅大,能看见里面褐色的肉汁浸透了面皮。一共两个,挤在油纸里,冒着丝丝热气。

我盯着包子,半天没动。

“趁热吃啊。”校医头也不抬,“那小姑娘特意去食堂买的。我说让她等你醒了再给,她放下就走了,说还要上课。”

“她……长什么样?”我问,声音有点涩。

高高瘦瘦的,扎马尾,挺白净。”校医想了想,“不爱说话,我问她叫什么,她没说。

我握紧了油纸包,温热的触感从指尖一直传到心里。

下午第一节课已经开始了。我没回教室,校医让我再躺一节课,观察观察。我一个人躺在病床上,盯着天花板那块水渍。

包子我吃了。

一个半。剩下半个实在吃不下,小心地用油纸重新包好,塞进书包里。肉馅很香,是我这几个月来吃过最实在的一顿。

吃完后,胃里暖暖的,但脑子更乱了。

如果包子是彭昕怡买的,那饭票呢?

饭票也是她放的吗?

可她既然愿意买包子,为什么又要用那种方式给饭票?

还有早上那个瞬间——她按住我的手,到底是什么意思?

无数个问题在脑子里打转,像一团乱麻。

下课铃响了。没过多久,傅英杰推门进来。

“蒋烨烨你没事吧?”他拉过凳子坐下,“吓死人了,跑着跑着就倒下去,砰一声,赵老师脸都白了。”

“没事。”我说,“低血糖。”

傅英杰打量我几眼,忽然压低声音:“包子吃了没?”

我一愣。

“彭昕怡给你买的。”他挤挤眼睛,“我跟赵老师扶你过来的时候,她跟了一路。到了校医室门口又不进来,站那儿跟根柱子似的。后来我说你估计得躺一会儿,她就转身走了——回来时手里就拎着这包子。”

我沉默了一会儿。

“她为什么……”我不知道该怎么问。

“谁知道呢。”傅英杰耸耸肩,“不过老蒋,不是我说你,你也太拼了。饭得按时吃啊,身体垮了还考个屁大学。”

我没接话。

傅英杰又坐了一会儿,说了些班里的闲话。谁和谁吵架了,谁又被孙老师叫去谈话了。我听着,偶尔应一声,心思却飘得很远。

临走时,傅英杰走到门口,忽然又回过头。

“对了,”他说,“彭昕怡最近也挺奇怪的。前几天我在办公楼那边看见她,从孙老师办公室出来,眼睛红红的,像是哭过。问她怎么了,她摇摇头就走了——你们是同桌,她没跟你说什么?”

我摇摇头。

傅英杰啧了一声,推门出去了。

校医室里重新安静下来。我躺回床上,闭上眼。

眼睛红红的?

彭昕怡哭?

我完全无法想象那个画面。在我印象里,她像一尊瓷像,精致,清冷,没有裂缝,也没有温度。哭这种事,似乎永远不会发生在她身上。

但傅英杰没必要骗我。

窗外传来上课铃。下午第二节是孙老师的语文课,我不能缺席。我坐起来,收拾书包,把剩下的半个包子仔细包好,和那叠饭票放在一起。

两样东西,一样温热,一样冰凉。

都来自同一个人。

又或者,不是同一个人?

走出校医室时,阳光很刺眼。我眯起眼睛,看向教学楼的方向。三楼的窗户开着,隐约能听见孙老师讲课的声音,抑扬顿挫的,像在念诗。

我慢慢往教学楼走。

脚步还是有点虚,但比早上好多了。胃里的包子提供了一些力气,也提供了一些困惑。

走到楼梯口时,我下意识抬头。

二楼拐角的窗户边站着一个人。

蓝校服,马尾辫,背对着我,面朝窗外。阳光从玻璃透进来,给她周身镀了一层毛茸茸的金边。她站得很直,一动不动,像在看着很远的地方。

是彭昕怡。

她没去上课?

我站在原地,上也不是,不上也不是。正犹豫着,她忽然转过身。

我们的目光撞在了一起。

隔着一层楼的距离,我看不清她脸上的表情。只看见她很快移开视线,低下头,快步走向教室方向。

背影消失在楼梯转角。

我站在原地,很久没动。

风从楼梯间的窗户灌进来,冷飕飕的,带着初冬特有的干涩。我裹紧单薄的外套,慢慢往上走。

每一步,都踩在自己的心跳上。

04

周六下午没课。

我收拾了书包,把一周攒下来的脏衣服塞进网兜,又检查了一遍饭票——那十张饭票还原封不动地躺在我书包夹层里,和半个包子挤在一起。

走出校门时,天阴着,像要下雨。

县城不大,从一中到纺织厂,走路大概二十分钟。

我沿着解放路往东走,路两旁是灰扑扑的国营商店,玻璃橱窗里摆着褪色的商品模型。

自行车铃铛叮叮当当地响,偶尔有辆绿色吉普车驶过,卷起一阵尘土。

纺织厂在城东,一片红砖厂房,烟囱整天冒着白烟。还没走近,就听见机器轰鸣的声音,闷闷的,像远处在打雷。

厂门口有门卫室。我报了蒋怜梦的名字,门卫是个头发花白的老头,戴着老花镜在本子上查了一会儿。

“三车间,纺纱班。”他抬起头,“你等等,我让人去叫。”

“不用,”我说,“我能进去吗?给她送点东西。”

老头打量我几眼,大概看我穿着校服,不像坏人,挥挥手:“去吧,别乱跑啊。三车间在左边第二栋。”

我道了谢,走进厂区。

空气里飘着棉絮,细细的,像下雪。

地上也积了一层,踩上去软绵绵的。

厂房窗户很高,玻璃上蒙着厚厚的灰,看不清里面。

机器声更响了,震得地面都在微微颤动。

三车间门口挂着厚厚的棉帘子。我掀开一条缝,热浪夹着潮湿的棉絮味扑面而来。

车间很大,一眼望不到头。

一排排纺纱机轰隆隆地转着,女工们穿着统一的蓝色工装,戴着白帽子,在机器间穿梭。

空气里飞舞着细小的棉尘,在昏黄的灯光下像雾一样。

我站在门口,有点不知所措。

一个女工走过来,四十来岁,脸上蒙着口罩,只露出眼睛:“找谁?”

“蒋怜梦。”我提高声音,盖过机器轰鸣。

女工指了指里面:“往里走,第三排机器,16号机位。”

我顺着她指的方向走。

车间地面很滑,沾着油污和棉絮。

机器轰鸣声震耳欲聋,说话必须贴着耳朵喊。

女工们都很忙,没人抬头看我,都在埋头接线、换纱锭、检查布面。

走到第三排,我看见了怜梦。

她站在16号纺纱机前,背对着我。

蓝色的工装穿在她身上显得空荡荡的,袖子挽到手肘,露出细细的手臂。

她正低头接线头,手指飞快地动作着,侧脸在机器的阴影里显得格外苍白。

我站了一会儿,她才察觉到有人,转过头。

看见是我,她愣了一下,随即笑起来。摘下口罩,脸上有被汗水浸湿的碎发,黏在额头上。

“哥?”她关了机器,噪音小了些,“你怎么来了?”

“给你送衣服。”我把网兜递过去,“妈让带的,说天冷了,加件毛衣。”

怜梦接过去,往机器旁边的工具箱上一放:“吃饭没?”

“吃了。”

“瞎说。”她从工装口袋里掏出一个小布包,打开,里面是两个馒头,还有点咸菜,“我还没吃午饭,一起吃点。”

我们蹲在机器旁边的空地上,就着咸菜啃馒头。馒头是二合面的,有点硬,但还温热。怜梦吃得很急,几口就下去半个。

“慢点吃。”我说。

“等会儿要开机。”她含糊地说,又咬了一大口。

我看着她的手指。右手食指和中指上贴着胶布,边缘已经发黑了。胶布下面,能看见新结的疤,红红的。

“手怎么了?”我问。

“接线头划的。”怜梦不在意地说,“没事,过两天就好了。”

我沉默着啃馒头。车间里的热气蒸得人出汗,但怜梦的手很凉,碰到我手背时,像冰块。

“钱还够吗?”她吃完馒头,拍拍手上的渣,“我这周加班,多挣了两块钱。”

说着就要掏口袋。

“不用。”我按住她的手,“我还有。”

“你有啥有。”怜梦挣开,从贴身口袋里掏出一卷零钱,全是毛票。

她仔细数出五块钱,又翻出几张粮票,一起塞进我手里,“拿着。饭要吃饱,别省。”

钱和粮票还带着她的体温,热乎乎的。我攥在手心,像攥着一把炭火。

“你呢?”我问。

“我吃食堂,管饱。”怜梦笑笑,站起来,“好了,我得开机了。你赶紧回学校吧,路上小心。”

我跟着站起来,看着她重新戴上口罩,打开机器。轰鸣声再次响起,她转过身去,背脊挺得笔直,像一棵瘦弱但坚韧的小树。

走出车间时,棉帘子在身后落下,隔绝了轰鸣和热气。

世界突然安静下来。

我站在厂区空地上,深深吸了口气。冷空气钻进肺里,带着棉絮和机油的味道。我摊开手,看着那五块钱和粮票。

粮票是三张,两张细粮票,一张粗粮票。

和我在课桌里发现的那叠不一样。食堂饭票是特制的,只在县一中流通,外面用不了。

所以,那十张饭票,不可能是怜梦放的。

这个结论本该让我松一口气,但不知道为什么,心里反而更沉了。

走出厂门时,开始下雨了。

细细密密的雨丝,落在脸上凉凉的。我把书包抱在怀里,加快脚步往学校走。路过新华书店时,我犹豫了一下,推门进去。

书店里很安静,只有一个售货员在柜台后面打毛衣。我走到教辅区,找到那本一直想买的《数学题典》。深绿色的封面,厚厚的,标价三块二。

我站了很久,手在口袋里反复摩挲那五块钱。

最后,我还是掏出了钱。

买完书,还剩一块八。我把书紧紧抱在怀里,走出书店。雨下大了,噼里啪啦打在柏油路上。我没伞,只能小跑着往回赶。

跑过县委大院门口时,我下意识往里面看了一眼。

铁门关着,门卫室里亮着灯。院子里很安静,几栋三层小楼掩在树影后面,窗户里透出温暖的光。

其中一扇窗户,会是彭昕怡家吗?

我收回目光,继续往前跑。

雨越下越急,很快淋湿了头发和外套。怀里的书被我护得很好,只有边角溅了几点水渍。

跑回学校时,天已经黑透了。

宿舍里没人,周末大家都回家了,或者去县城的亲戚家。我换了干衣服,把湿衣服晾在铁丝上,然后坐在床沿,翻看那本《数学题典》。

纸张很新,油墨味很浓。我一个字一个字地读,试图把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数学公式和几何图形上。

但总有一行字,会跳出来,挡在眼前。

三个字,清秀的,微微发抖的笔画。

还有那双按住我手腕的,冰凉的手。

我合上书,闭上眼睛。

雨敲打着窗户,滴滴答答,像永远也数不完的心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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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周一早上,我起得很早。

天还没亮透,宿舍里鼾声此起彼伏。我轻手轻脚地爬起来,用冷水洗了把脸,背上书包去教室。

走廊里空荡荡的,只有我的脚步声在回响。推开教室门时,灯还没开,只有晨光从窗户渗进来,灰蒙蒙的。

我走到自己的座位,放下书包。

手习惯性地伸进桌洞——

又顿住了。

指尖碰到了什么。

不是书,不是笔记本,是纸片。粗糙的,整齐的,用橡皮筋扎着。

我慢慢把它抽出来。

又是一叠饭票。

十张,和上次一样。淡黄色的糙纸,红印章,在晨光里显得格外刺眼。

饭票下面,还是那张纸条。

从同一本练习本上撕下来的,边沿毛毛糙糙。上面的字也一模一样:

但这次,在三个字的右下角,多了一个小小的句点。

墨水晕开了些,像一滴不小心滴落的泪。

我盯着那个句点,看了很久。

它那么小,那么不起眼,但在我看来,却比那三个字更重。像一个确认,一个收尾,一个不容置疑的句号。

意思是:拿着。别问。

教室门被推开了。

彭昕怡走进来。她今天围了一条红色的围巾,衬得脸更白。看见我,她脚步顿了一下,随即移开目光,走到自己座位。

放下书包,拿出课本,戴上手套——她有一双毛线手套,米白色的,织得很细密。

整个过程,她没有看我一眼。

早读铃响了。孙老师背着手走进来,在过道里踱步。经过我身边时,他又顿了一下。

这次,他停了下来。

“蒋烨烨,”他低声说,“跟我来一下。”

我心头一跳,下意识把饭票和纸条塞进口袋,起身跟了出去。

走廊里很冷。孙老师走在前面,花白的头发被窗外的风吹得微微飘动。我们一直走到走廊尽头的教师办公室,他推门进去,我跟在后面。

办公室里没有别人。孙老师在椅子上坐下,指了指对面的凳子:“坐。”

我坐下,手插在口袋里,紧紧攥着那叠饭票。

孙老师摘下老花镜,用衣角擦了擦,重新戴上。他看着我,目光很沉,像要看进人心里去。

“最近身体怎么样?”他问。

“还好。”我说。

“吃饭呢?”

“……还好。”

孙老师沉默了一会儿,从抽屉里拿出一包烟,抽出一根,却没点,只是拿在手里捻着。

“蒋烨烨,”他说,“你是第三次复读了。”

我低下头。

“我知道你压力大。”孙老师的声音很缓,“家里情况我也了解一些。但读书这种事,急不得。身体是革命的本钱,这话老套,但是真理。”

我点点头,没说话。

“上周体育课晕倒,是怎么回事?”他问。

“低血糖。”

“早饭没吃?”

我犹豫了一下,点点头。

孙老师叹了口气,把烟放回桌上:“我知道你们这些孩子,自尊心强。但有时候,接受别人的帮助,不是什么丢人的事。”

我猛地抬起头。

孙老师看着我,眼神里有种复杂的东西:“人生在世,谁都有难的时候。有人愿意伸手拉你一把,是福气。重要的是,你要对得起这份心,更要对自己负责。

他顿了顿,又说:“好好吃饭,好好睡觉。高考还有半年,日子还长。”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只能又点点头。

“回去吧。”孙老师挥挥手,“早读快结束了。”

我起身,走到门口时,孙老师忽然又叫住我。

“对了,”他说,“那本《数学题典》,你买了?”

我一愣:“您怎么知道?”

孙老师笑了笑:“书店老王跟我说的。他说有个学生,淋着雨来买书,钱都湿了,还一张一张地数。”

我脸上有点热。

“书是好书。”孙老师说,“好好看。有不懂的,随时来问我。”

谢谢孙老师。

走出办公室,走廊里的风更冷了。我把手从口袋里抽出来,摊开掌心。

饭票已经被我攥得皱巴巴的。纸条上的墨迹有些模糊,但那个句点依然清晰。

我慢慢走回教室。

推门进去时,早读已经结束,课间休息。教室里闹哄哄的,有人在追打,有人在说笑。彭昕怡坐在座位上,低头看一本厚厚的书。

我走过去,在她身边坐下。

她没有抬头。

我深吸一口气,从书包里拿出那本《数学题典》,翻开第一页。油墨味扑面而来,我盯着第一道例题,试图集中注意力。

但眼角的余光,总是不自觉地飘向旁边。

她的红色围巾搭在椅背上,像一团小小的火焰。米白色手套放在桌角,手指的部分微微凹陷,保持着手的形状。

我忽然想起傅英杰的话。

——眼睛红红的,像是哭过。

为什么?

我收回目光,强迫自己看题。铅笔在草稿纸上划着,写下一个又一个公式。

但心里那团乱麻,越缠越紧。

课间操铃响了。大家纷纷起身往外走,彭昕怡也合上书,站起身。

她往外走了两步,忽然又停住,回过头。

目光落在我摊开的《数学题典》上。

只停留了一秒。

然后她转身,消失在教室门口。

我坐在原地,没动。

阳光从窗户斜射进来,照在桌面上,把灰尘照得清清楚楚。那些细小的颗粒在光柱里飞舞,像永远也落不定的心事。

我低下头,看着口袋里露出的饭票一角。

淡黄色的,粗糙的纸。

还有那个小小的,墨迹晕开的句点。

它像一只眼睛,静静地看着我。

06

周二早上,我醒得比闹钟还早。

宿舍里一片漆黑,窗外的天还是深蓝色,只有东边地平线泛着一点点鱼肚白。我躺在床上,听着室友们的呼吸声,脑子里却异常清醒。

饭票的事,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不管是彭昕怡,还是别的什么人,我必须弄明白。那种被人暗中注视、暗中施舍的感觉,像一根刺,扎在肉里,不拔出来就永远疼。

我悄悄起身,穿好衣服,背上书包。出门时,看了眼墙上的钟——五点四十。

教学楼还没开灯。

走廊里黑漆漆的,只有安全出口的绿色指示灯发着微弱的光。我摸着墙走到教室门口,掏出钥匙——上周孙老师让我帮忙锁门,钥匙还没还。

锁孔转动的声音在寂静中格外清晰。

推开门,教室里更黑。桌椅的轮廓在黑暗中像一堆堆蹲伏的野兽。我摸索着走到自己座位,没有开灯,就这么坐下。

我想等。

等那个放饭票的人。

窗外的天色一点点亮起来。从深蓝到灰蓝,再到浅蓝。远处的鸡叫了一声,又一声,此起彼伏。

六点十分。

走廊里传来脚步声。

很轻,但很稳。一步一步,由远及近。我的心跳跟着那脚步声一起加速,手心里出了汗。

脚步声在教室门口停下了。

我屏住呼吸,身子往下缩了缩,躲在桌子后面。

门被推开了。

一个人影站在门口,逆着走廊的光,看不清脸。但从身形看,不是彭昕怡。

是个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