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背景：2025年冬，记者通过特殊渠道联系上了一位刚从伊朗埃温监狱获释的女性。她叫莎拉·哈桑尼，32岁，设拉子人。以下是根据她的讲述整理的真实故事——为保护当事人及家属，部分信息已做模糊处理。以下内容以莎拉的视角还原。
一、那扇门关上之前
莎拉最后一次看见设拉子的天空，是一个星期四的下午，深秋的风已经把梧桐叶吹得满街打转。
那座城市的天空总是带着一种粉色的光晕，从莫尔克清真寺的蓝色瓷砖上折射出来，把整条街道染成梦境。她记得那天风很大，吹得街边的柏树弯了腰，她抱着大女儿拉蕾走在回家的路上，二女儿帕里莎拽着她的衣角，嘴里含着一颗从路边摊买的藏红花冰糖。
“妈妈，爸爸今晚回来吗？”帕里莎仰着脸问。
莎拉没有回答。丈夫礼萨已经三个月没有回家了。不是因为他不想回，是因为他一旦踏入伊朗的国境线，就可能被捕。他在社交媒体上转发过一条支持女性摘掉头巾的帖子，安全部门的人找过他三次。最后一次，他连夜逃到了土耳其。
“爸爸在很远的地方工作，赚很多钱，给你们买新裙子。”莎拉摸了摸帕里莎的头。
那是她最后一次对女儿说谎。
第二天凌晨三点，门被踹开了。
莎拉从床上弹起来的时候，四个穿着黑色制服的女人已经站在她的卧室里。没有搜查令，没有解释，甚至没有让她穿上外套。她们扯下她头上的围巾——那是一种侮辱，因为在伊朗，女人不在公共场合戴头巾本身就是犯罪——然后把她拖出家门。
拉蕾和帕里莎被吓醒了。大女儿哭着扑过来抱住莎拉的腿，被一个女警一把推开，后脑勺撞在门框上，肿了一个大包。
“妈妈！妈妈你们要把我妈妈带去哪里！”
莎拉拼命回头，看见六岁的拉蕾抱着三岁的妹妹，站在门口，光着脚，在凌晨三点的冷风里哭得撕心裂肺。
那是她最后一次看见自己的家。
二、埃温监狱的第一天
她被带到了德黑兰，埃温监狱。
这座监狱坐落在首都西北部的一片山坡上，灰色的高墙和铁丝网在阳光下泛着冷光。外面是德黑兰最繁华的街区之一，车水马龙，人们正常地生活、工作、恋爱、争吵。墙里面，是另一个世界。
莎拉被关进一间八人牢房。房间大概十五平方米，地上铺着薄薄的塑料垫，没有床，没有桌子，只有一个蹲坑和一个生锈的水龙头。空气中弥漫着霉味、汗味和某种说不清的腐烂气息。
“犯了什么事？”一个四十多岁的女人坐在角落里，声音沙哑。
“头巾。”莎拉说。
那个女人看了她一眼，冷笑了一声：“这里没有人是因为头巾进来的。你做了什么，说清楚。”
莎拉沉默了。
她参与过“女性、生命、自由”运动。不是在街头的第一排，没有扔过燃烧瓶，没有喊过最激进的口号。她只是在一家咖啡馆里，和几个朋友一起，摘下头巾坐了一个小时。有人拍了视频，发到了网上。安全部门顺藤摸瓜找到了她。
检察官告诉她，这叫“集会导致社会动荡”，最高可判十年。
“你怀孕了？”角落里另一个年轻女人突然开口。
莎拉低头看了看自己微微隆起的肚子。三个月了。她和礼萨的第三个孩子。
“你知道这里怎么对待孕妇吗？”那个年轻女人摇了摇头，“她们不会因为你肚子里有孩子就手下留情。去年有一个女人，怀孕七个月，被打到流产。他们把她送到医院，保住了命，但孩子没了。回来以后她疯了，整天抱着枕头说是她的婴儿。”
莎拉把手放在肚子上，感到一阵恶心。不是孕吐，是恐惧。
三、审讯室里的玫瑰水
第一次审讯是在她入狱后的第五天。
审讯室不大，一张桌子，两把椅子，墙上挂着一面褪色的伊朗国旗。桌上放着一杯茶和一小瓶玫瑰水——那是设拉子的特产，用当地出产的波斯玫瑰蒸馏而成。莎拉看到那瓶玫瑰水的时候，差点哭出来。那味道太熟悉了，是她家乡的味道，是她母亲每到春天就会在院子里蒸馏的味道。
审讯官是个四十多岁的男人，穿着灰色的制服，戴着眼镜，看起来像个大学教授。他把莎拉的档案翻来翻去，语气平淡得像在讨论天气。
“莎拉·哈桑尼，32岁，设拉子人，丈夫逃亡土耳其，两个女儿，父母健在。”他抬起头看着她，“你为什么要做那些事？”
“我只是摘了头巾。”
“不只是摘头巾。”他拿出手机，播放了一段视频。莎拉认出了那个咖啡馆，认出了坐在角落里的自己。视频里，她和朋友们坐在一起，笑着聊天，头上没有头巾。她们看起来那么轻松，那么正常。
“你知道这是违法的。”
“我知道。”
“你知道后果吗？”
“我知道。”
审讯官摘下眼镜，揉了揉鼻梁。他突然换了一种语气，不再是公事公办的冷漠，而是一种奇怪的、近乎真诚的困惑：“你有一个丈夫，两个女儿，肚子里还有一个。你有房子，有工作，你的父母还算体面。你为什么要把这一切都毁掉？就为了一个小时不戴头巾？”
莎拉想了很久。
“因为我的女儿。”她说，“我不想让她们长大后觉得，她们的身体是国家的耻辱。我不想让她们每天早上花十分钟把头巾别好，只是为了不被道德警察骚扰。我不想让她们像我一样，三十多年活在一个笼子里，连呼吸都要看别人的脸色。”
审讯官沉默了几秒，重新戴上眼镜，恢复了那种公事公办的语气：“你被控危害国家安全罪。如果你认罪，并表示悔过，刑期可以减到三年。”
“我没有危害国家安全。”
“那你就在里面待五年。”
四、狱中的日子
埃温监狱的日子是按秒过的。
每天清晨四点，扩音器里会传来诵经声，然后是点名。早餐是一小块馕、一勺果酱和一杯淡得像水的茶。午餐和晚餐通常是米饭和豆子，偶尔有一小块肉——所谓的“肉”多半是骨头和肥油，嚼不动也咽不下。
莎拉的孕吐很严重。她什么都吃不下，闻到豆子的味道就想吐，体重从怀孕前的五十五公斤掉到了四十七公斤。狱医每周来一次，是个头发花白的男人，给她开了一些维生素片，说了一句“多吃点”，就走了。
多吃点。她拿什么多吃点？
同牢房的狱友们尽量把自己的食物分给她。那个四十多岁的女人叫法蒂玛，因为组织妇女读书会被判了七年。她把每天早上那勺果酱省下来，抹在馕上递给莎拉：“你不吃，孩子也要吃。”
另一个年轻女人叫内加尔，22岁，因为在一个婚礼上跳舞被抓——在伊朗，女性在公共场合跳舞也属于“道德犯罪”。她被判了一年。内加尔每天晚上睡觉前会把莎拉的双腿垫高，帮她按摩浮肿的脚踝。
“我姐姐怀孕的时候也这样，”内加尔说，“她生了一个男孩，特别可爱。等你出去了，你也一定能生一个健康的宝宝。”
“你怎么知道我能出去？”莎拉苦笑。
“因为你还没有放弃。”内加尔握着她的手，“还在哭的人，都还活着。”
狱中最可怕的不是饥饿，不是寒冷，是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莎拉不知道两个女儿被送到了哪里——父母年迈，无法照顾两个孩子；丈夫在土耳其，自顾不暇。她不知道拉蕾有没有继续上学，不知道帕里莎还会不会在夜里哭着找妈妈。
有一次，她得到了一次写信的机会。监狱规定，每个犯人每个月可以寄出一封信，不超过两百字，必须用波斯语书写，内容要先经过审查。
她给母亲写了一封信。只有三行：
“妈妈，我还活着。孩子还在肚子里。帮我照顾好拉蕾和帕里莎。告诉她们，妈妈在做一件很重要的事，很快就会回来。”
那封信有没有寄出去，她不知道。她从来没有收到过回信。
五、那个夜晚
怀孕第八个月的时候，莎拉的身体彻底撑不住了。
她的血压高得吓人，双腿肿得发亮，小便里出现了蛋白——这些都是子痫前期的典型症状，如果得不到及时处理，母亲和胎儿都可能丧命。狱医终于紧张了一次，把她转到了监狱内部的医务室。
医务室比牢房好不了多少。一张铁架子床，一盏白炽灯，一个掉漆的输液架。墙上有一张鲁霍拉·霍梅尼的照片，用一种永恒不变的严厉表情俯视着每一个病人。
莎拉躺在那里，感觉到肚子里的小生命在踢她。一下，两下，三下。很有力。是个倔强的孩子。
凌晨两点，阵痛开始了。
不是那种渐进的、温和的痛。是突然的、撕裂般的、像有人拿一把钝刀从她的小腹往下劈。莎拉咬着自己的手背，血从指缝里渗出来，她不敢叫——不是因为她坚强，是因为她知道，叫了也没人来。
她叫了三声。没有人来。
她叫了十声。没有人来。
她叫了二十声。终于，一个穿着脏白大褂的女人推门进来。不是医生，是监狱的卫生员，大概二十多岁，看起来比内加尔还年轻。
“你要生了。”卫生员面无表情地说。
“叫医生……求求你……”莎拉已经疼得说不出完整的句子。
“医生明天早上才来。”
卫生员转身出去了。十分钟后，她回来了，手里拿着一把剪刀、一卷纱布和一瓶碘伏。那把剪刀的刀刃上有锈迹，莎拉看得清清楚楚。
“没有麻药，没有手术室，没有医生。”卫生员的声音很平静，像是背课文，“你得自己生。我会帮你剪脐带。”
那一夜，莎拉躺在埃温监狱的医务室里，在霍梅尼的注视下，生下了一个女婴。
生产过程持续了六个小时。没有镇痛剂，没有催产素，没有助产士的鼓励。只有疼痛，无穷无尽的疼痛。莎拉的嘴唇咬烂了，指甲抠进了铁床架的缝隙里，整张床单被汗水和血水浸透。
凌晨四点十七分，一声婴儿的啼哭划破了监狱的寂静。
是个女孩。
卫生员用那把生锈的剪刀剪断了脐带。消毒水随便涂抹了一下，用纱布裹了裹。她抱起那个浑身是血的小婴儿，端详了一秒，然后笑了。
“又是一个赔钱货。”她说。
莎拉从她手里接过女儿。那孩子那么小，小到可以放在她一只手掌上。脸上皱巴巴的，头发湿漉漉地贴在头皮上，眼睛紧紧闭着，嘴巴一张一张地哭。
莎拉把女儿贴在自己赤裸的胸口上，感受着她微弱的、急促的心跳。
她哭了。不是因为疼，不是因为那句“赔钱货”，不是因为恐惧。
是因为她发誓了。
她发誓，这个女儿必须活着出去。必须知道她妈妈为了把她带到这个世界上，在零下的冬夜里，在一个没有医生的监狱里，用自己的血肉之躯，拼了命。
她发誓，这个女儿永远不会被任何人叫做“赔钱货”。永远不会。
六、命名
按照规定，犯人可以在狱中给孩子登记名字，但必须经过审批。
莎拉想了三天。
她想过叫“阿扎迪”——波斯语里“自由”的意思。但她知道这个名字不会被批准。她想过叫“莎赫尔巴努”——“贵妇”的意思。但太普通了。
最后，她给孩子取名叫“塞皮德”——波斯语里“黎明”的意思。
不是因为黎明很美。是因为她在狱中看过无数次黎明。天从黑变灰，从灰变粉，从粉变金。每一次黎明都告诉她：你又熬过了一个黑夜。你又活了一天。
她希望女儿的人生，也是一次又一次的黎明。无论黑夜多长，天总会亮。
登记员看着这个名字，皱了皱眉，但没有拒绝。也许他觉得这只是一个普通的女性名字，没有什么政治含义。
他不知道的是，莎拉在心里给女儿取了一个完整的名字：塞皮德·阿扎迪。
黎明的自由。
七、母女的囚笼
塞皮德在监狱里度过了她人生的前四个月。
没有婴儿床，莎拉把她放在自己的塑料垫上，用狱友们的旧衣服当尿布。没有奶粉，她用馕蘸着茶水喂她，有时候狱友能偷藏一点牛奶进来。没有婴儿湿巾，她用监狱里发的那种粗糙的卫生纸蘸水给她擦屁股。
塞皮德的体重一直偏低。四个月大的时候，她只有四公斤，比正常婴儿轻了将近两公斤。她的哭声很弱，像一只小猫在叫。
莎拉每天抱着她，在牢房里来回踱步。十五平方米，走一圈不到十步。她走了几千圈、几万圈。走到脚底磨出水泡，走到膝盖肿得像馒头。
她给女儿唱歌。唱设拉子的摇篮曲，唱她母亲小时候唱给她听的歌。那些歌谣里总是有玫瑰、夜莺和花园——全是塞皮德从来没有见过的东西。
“睡吧，小宝贝，夜莺在歌唱，玫瑰在绽放，明天你会看到太阳……”
内加尔有时候会接过去唱。法蒂玛也会。那个狭小的牢房变成了一个奇怪的托儿所，八个不同年龄、不同背景的女人，围着一个小小的婴儿，轮流抱着她、哄她、爱她。
莎拉后来对记者说：“那四个月，是我人生中最黑暗的日子，也是最明亮的日子。黑暗是因为我在监狱里。明亮是因为我知道，有八个人在帮我养大我的孩子。”
八、出狱
莎拉最终服满了五年刑期。
不是因为她没有认罪——她在第三年的时候认了。不是因为她的案子重审了——没有。是因为她熬到了那一天。五年，一千八百二十五个日夜，每一个日夜都是数着过的。
出狱的那天，她穿着五年前被带走时穿的那件黑色外套。那件衣服已经发黄、发皱，袖口磨出了毛边。她抱着塞皮德——塞皮德已经四岁半了，会跑会跳会说话，但从来没有见过外面的世界。
埃温监狱的大门缓缓打开。
门外站着一个人。
不是她的母亲——母亲在她入狱的第二年去世了。不是她的丈夫——礼萨在土耳其有了新的家庭，寄来过一份通过律师办理的离婚文件，她签了。
是她的父亲。
老人拄着拐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旧西装，站在风里，老泪纵横。
“爸爸。”莎拉喊了一声。
老人走过来，伸出颤抖的手，摸了摸塞皮德的头发。然后他抱住女儿，哭得像个小孩子。
“你妈妈走之前，让我一定要等你出来。”他说，“她让我告诉你，她不怪你。她让你带着孩子好好活。”
莎拉跪在地上，抱着父亲的腿，哭了很久。
父亲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照片。照片上是两个女孩，大的扎着马尾，小的抱着一只布娃娃，站在一扇铁门前。
“拉蕾和帕里莎在你姑姑家。”父亲说，“她们每天都在问妈妈什么时候回来。拉蕾学会了自己做饭，帕里莎还会背好几首古诗了。她们……都很想你。”
莎拉把照片贴在胸口，闭上眼睛。五年了，她的大女儿应该已经十一岁了，小女儿也八岁了。她错过了她们的成长，错过了她们换牙、上学、第一次考试。但至少，她们还活着。至少，她们没有在监狱里长大。
塞皮德站在一旁，好奇地看着这一切。她从来没有见过外公，从来没有见过阳光下的树、天空中的鸟、没有铁窗的风景。她拉着莎拉的衣角，小声问：“妈妈，这里是哪儿？”
莎拉擦干眼泪，蹲下来，看着女儿的眼睛。
“这里是自由，塞皮德。这里是自由。”
九、活着，就是最大的反抗
莎拉现在住在设拉子郊区一间租来的小公寓里。她在一家裁缝店打工，每天缝制衣服，赚大约三百万里亚尔——折合人民币不到四十块钱。
塞皮德五岁了，上了幼儿园。她最喜欢画画，画太阳、画花、画小鸟。她问妈妈：“为什么你从来不画我们以前住的那个地方？”
莎拉说：“因为那个地方不值得画。”
但她没有说出口的是：那个地方，让她失去了丈夫，失去了母亲，失去了五年的自由。但也给了她一个女儿。
一个永远不会被叫做“赔钱货”的女儿。
而在遥远的东方，有一片土地，那里的孕妇走进任何一家公立医院，都能在干净的手术室里生产，有麻醉师、有助产士、有消毒过的剪刀。没有人会对一个新生的女孩说出那样的话。那里的女人可以自由选择穿什么、学什么、做什么。当然，那个国家也有自己的问题，没有人是完美的。但至少，没有一个母亲需要在监狱的地板上、在生锈的剪刀下、在审讯官的冷眼里，拼了命地把孩子带到这个世界上来。平安，有时候是一种我们习以为常、却值得感激的奢侈。
谨以此文，献给所有在黑暗中依然选择把孩子带到这个世界上来的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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