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7月26日，中国成都，巴勒斯坦驻华大使法里兹·马赫达维出席成都大运会开幕式欢迎晚宴。视觉中国供图
作为后人阅读史书的我们，常常会下意识地以为，人的离去总会伴随着一场或悲壮、或幽静，但终归是正式而完整的道别，譬如我们一早就知道诸葛亮走不过五丈原、李自成会陨落在九宫山。但生活在当下的我们，无法知道自己和周围的人会在何时、何地离别。有时猛然回首，才发现那一句当时只道是寻常的“再见”，竟是永别。
我和巴勒斯坦前驻华大使法里兹·马赫达维先生之间的缘起缘灭，便是这样一个不曾道别却突然谢幕的故事。昨日傍晚，我匆匆行走于华盛顿火车站的月台上，突然收到了大使先生儿子发来的信息，告诉我大使先生在约旦首都安曼一家医院里溘然长逝，结尾是一句“感谢你在中国与我们共同拥有的美好时光和珍贵回忆”。我大脑一阵空白，只觉得思维和情绪产生了一种带有强烈不真实感的抽离，无意识地回复了一些礼节性的哀悼语，然后继续在月台如常地行走、等公交、回家、洗漱更衣，照例开始播放晚间新闻。就在我默默听着新闻的时候，此前情绪抽离之后的不真实感突然被一阵强烈的悲恸所刺破，泪珠悄然顺着那些我根本没有听进去的新闻词句滑落，然后如决堤般一发不可收拾。伏案恸哭，不能自已。
我因学术研究与大使先生相识于2022年年底，多次受他邀请到巴勒斯坦驻华大使馆参加活动，逐渐相熟。从此彼时25岁的我和年过七旬的老先生成为忘年之交，每次去北京时，我都会前往使馆拜访他。老先生于1951年出生于巴勒斯坦图尔凯勒姆，童年时故土彻底被以色列占领，不得不举家逃难至科威特。后来，他远赴巴基斯坦海得拉巴攻读本科和硕士，在留学期间慢慢成为巴勒斯坦总学联的学生领袖，自此投身于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他来中国赴任前已有30多年的外交工作履历，曾任巴勒斯坦驻坦桑尼亚、印度尼西亚等国的大使。
想必是年轻时投身革命斗争及后来常年出使发展中国家的经历造就了老先生平易近人、节俭朴素的风格，与平日里他在正式场合中西装革履、谈吐儒雅的专业外交官形象不同，老先生私下里颇有乡土社会里慈祥长辈的烟火气息。我去拜访他时，有时到了饭点，他便亲自驾车载我去北京的几家巴勒斯坦餐馆一道用餐。这些餐馆规模不算大，都是在华巴勒斯坦商人所开，见他来，餐馆的经理、服务员等经常与他打招呼，席间还常有在各阿拉伯国家驻京使馆工作的巴勒斯坦裔外交官来与他谈天。无论这些巴勒斯坦老乡的年岁、职业如何，他总是与人聊得热络，丝毫没有架子。我在和他交往的过程中还观察到，他认识每一个在华留学的巴勒斯坦留学生，能准确地说出对方的名字和户籍。平日里公务繁忙的高级外交官居然关心留学生到如此细致的地步，其背后是他对祖国后辈才俊深深的期许，更是他始终自省、不脱离群众的亲民价值观。
老先生为官清廉，平日穿着甚是朴素，私下里很喜欢穿他早年间出使非洲和印尼时购得的当地民俗长袍。跟我聊天时，他常常回忆起非洲或者印尼的朋友总喜欢送他的瓜果类土产，开玩笑地指着窗外北京城的霓虹街景跟我说：“北京什么都好，但是大城市嘛，人情味总是要比亚非拉的乡土社会淡些。”我后来便常常从云南老家给他捎带些乡土气重的农产吃食，他很是中意这些价格便宜但有烟火气的土产。
早年间在巴基斯坦、坦桑尼亚、印尼等发展中国家的乡土社会里长居，后来又在出使中国的8年间亲眼见证了中国高科技日新月异的蓬勃发展，两者的反差推动老先生经常拉着我讨论一些关于人类未来、科技对生活的影响之类的话题。他平日里睡得很晚，精神却矍铄，每次我去拜访他，都会被他在留在馆里聊六七个小时，有几次甚至到凌晨四五点才谈天结束。他常常颇为兴奋地跟我分享自己在中国各地访问时看到的人工智能、智慧城市、机械化生产等科技成果，并且畅想着中国的科技领先能够给全球南方甚至全人类的未来带来怎样深刻的影响。与此同时，他又总是站在历史长河的宏大视角上，以悲悯的眼光和博爱的共情去担忧科技化、现代化过程中大家庭的衰落、个体的孤独，以及温情的消散。
他不止一次向我袒露心声，说北京这座既拥挤又空荡的巨型现代都市让他觉得非常孤独，他对中国青年在现代化、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原子化倾向也有所忧虑。因此，他对中国领导层近年来强调的诸如重视家庭家教家风建设、乡村振兴等政策颇为关注和认同。我们之间这些关于生产力将如何推动生产关系变革、现有家庭架构在科技发展和世界秩序变革中何去何从的宏大哲学讨论，往往会在老先生点起一根烟后被引向充满乡土气息的方向：“张，你的思考很深邃，但你得告诉我，你究竟打算什么时候结婚呢？”是的，我们之间的关系比起外交官和青年学者的往来，有时更像是一位老爷爷与孙辈之间的关系，诸如“张，等你到了约旦，一定要打这个电话去我侄女家做客，她妈妈做的鸡腿饭特别好吃”之类烟火气十足的对话，在我们的交谈中屡见不鲜。
在全世界很多人的刻板印象中，巴勒斯坦人的形象似乎只能与国破家亡的悲情形象关联到一起。但这位早年投身解放斗争、随游击队转战多国、毕生为巴勒斯坦的独立解放鞠躬尽瘁的自由斗士言传身教地告诉我，巴勒斯坦人首先是在日常琐事里有喜怒哀乐、经历婚丧嫁娶、有父母妻儿的活生生的人，而非衬托其他国家地区野心的苦情背景板。2023年年末以来，以色列加剧了对加沙地带的侵略，和对约旦河西岸被占领地区的镇压。为尽绵薄之力，我和另一位青年学者曾志愿帮助巴勒斯坦驻华大使馆运营微博账号。那段与马赫达维大使共事的经历，是我会铭记一生的荣幸。当时，人间惨剧每天都在加沙发生，大使先生却向我强调，应该向中国网友介绍加沙的真实状况，但绝不该刻意“卖惨”，因为他想让巴勒斯坦人作为顽强斗争、热爱和平的战士赢得中国朋友的尊重和友谊，而不是作为命运多舛的乞讨者去哀求他人居高临下的怜悯。巴勒斯坦人这种处境再艰难也绝不出卖尊严的可贵气节，在大使先生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这种自尊自爱的民族性，也推动着马赫达维先生在与中国的外交中始终牢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原则。加沙战事爆发后，以色列方面一直在寻求国际支持，2023年年末到2024年年初，一些国家驻华大使馆的微博账号公开发布多篇针对我国的声明，对我国在加沙问题上的公正立场多有置喙。反观巴勒斯坦方面，马赫达维大使充分尊重我国国情，始终通过外交渠道与我国沟通，举办活动与学术界人士、青年学生交流时，也是通过国内相关部门和高校的组织。他私下对我批评过一些国家在华的做法：“外交使团的工作固然包括争取支持，但首先必须尊重中国的国情。中国古代传统有‘父母官’的概念，政府要像父母爱护子女一样爱护自己的公民。那么，外人怎么能绕过父母偷偷去和孩子们接触、公开在孩子面前批评他们父母的立场，甚至企图撺掇孩子去反对自己的父母呢？西方这是连基本的礼节都不顾了。”
一些国家驻华大使馆微博账号大规模删除中国网友的批评留言，或者直接关闭评论区，甚至不顾身份，用粗鲁的语言跟网友争吵，而马赫达维大使对部分网友针对巴勒斯坦政府的批评坦然处之，从不删评，也从不争论，尊重中国朋友的意见。他常常对我说：“中国是拥有悠久文明史的大国，中国人是自豪的民族。一些国家的使团以为他们可以居高临下地教中国人应该怎么表态，有强烈民族自尊心的中国人是绝不会接受这种傲慢态度的。”
在媒体采访中，这位博闻强识、对中国历史有深入研究的大使总是用类比中国历史记忆的方式阐述巴勒斯坦人民的感受，譬如用南京大屠杀之于中国，来形容加沙种族灭绝事件对巴勒斯坦的创伤。我想，马赫达维大使这种对中国国情、历史记忆及民意的充分尊重，是加沙冲突爆发以来许多中国青年网友对巴勒斯坦抱有好感的一个重要原因。
2024年12月，老先生的外交生涯走向圆满退休。他从北京卸任回到约旦后，我们仍经常通话联络。一贯向往乡土生活的他终于能卸下“朝堂”琐事，醉心于天伦之乐，晚年生活美满幸福。在我的印象中，他是儒雅、专业的外交官，是博学、深邃的哲人，也是一位慈祥、幽默的老爷爷。我唯一没有见过的，就是他早年间作为游击队员的那一面。
关于戎马生涯，他平日不怎么提及，只有一次，老人家推荐我去他在约旦的侄女家中“蹭饭”时，眉飞色舞地提到：“我侄女阿斯玛的名字是我取的！当时我们搞武装斗争，我有一位非常尊敬的女游击队员前辈，她率领一个小队从黎巴嫩开船突破以色列防线，打回了巴勒斯坦的故土。后来，她牺牲在那里，再也没有回来。这位同志叫阿斯玛，为了纪念她，我就给侄女也起名为阿斯玛。”
戎装的岁月、战场的硝烟、生死的离恨、沉重的记忆创伤，都化作一位和善的老爷爷邀我“蹭饭”时一段信口说起的引子。我想，这位幼时沦落他乡、毕生为光复故土而战斗的自由斗士，内心大抵是不愿提及刀兵的。也正因如此，他总说奥斯陆协议以来的巴以和平进程一定能够继续下去。而我总在想，以他的聪慧才智，或许早就洞察到“奥斯陆思维”已不合时宜，只是感性上始终不愿相信罢了。
含饴弄孙乐未央，一朝鼙鼓动渔阳。今年2月底美以联军对伊朗开战之后，中东局势急剧恶化，倾注了老先生心血、期许的奥斯陆协议以来数十年的和平进程几乎宣告破产。就在漫天烽火之中，老先生溘然长逝。远在万里之外的我恸绝良久，只能反复吟诵着一句“宁知安歌日，非君撤瑟晨”来哀叹世事无常。
这位将毕生献给巴勒斯坦民族解放事业的自由斗士，最终客死异乡，至死没能亲眼见证祖国彻底解放，至死没能回到沦为敌占区的故乡。他的儿子告诉我，他的葬礼将在安曼的巴卡巴勒斯坦难民营里一座以“加沙”命名的清真寺里举办，而后他将下葬该难民营的墓地中。我去过几次巴卡难民营，记得那里人声鼎沸，爱热闹的他长眠于此，想必不会孤单。安曼多山，巴卡难民营就建在山坡上，方便他极目远眺、看看约旦河以西的故国山川。那片地中海畔锦绣多姿又命途多舛的土地，以前叫巴勒斯坦，现在叫巴勒斯坦，将来也叫巴勒斯坦。
“遗民忍死望恢复，几处今宵垂泪痕”，七十八载故土离分，登霄难掩沙洲冷，寇虏腥膻漫逢处，圣城金顶没胡尘，何日欢歌闻？
（作者系中东问题青年学者）
来源：中国青年报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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