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许多书友来说，上海古籍出版社是他们非常熟悉的出版品牌。今年是上海古籍出版社具有纪念意义的一年，从1956年到2026年，这家老牌出版社走过了70个春秋，累计出版图书和读物13000多种。最近，上海古籍出版社借成立70周年之际策划了一系列主题活动，并计划在世界读书日邀请读者走进出版社，首次向读者开放展示该社的古旧藏书。

本期新闻晨报《上海会客厅》节目，我们就此采访了上海古籍出版社，看看这家出版社在转型过程中的一些做法，以及世界读书日的活动安排和带给读者的礼物。

老牌出版社走过70个春秋

上海古籍出版社是国内知名的专业出版机构，与新中国的古籍事业同步成长，其历史可以追溯到1956年11月成立的古典文学出版社，该社是在新文艺出版社中国古典文学编辑组的基础上成立的。1958年6月，古典文学出版社与中华书局上海办事处合并成立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习称“中华上编”。在“文革”当中，上海市出版局及其下属的出版社包括“中华上编”被撤销，重新成立一个综合性的大社上海人民出版社。“文革”之后，撤销上海人民出版社（大社），恢复上海市出版局和各出版社的建制。1978年1月，在原中华上编和大社古籍编辑室的基础上恢复古籍专业出版社建制，成立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古籍出版社大事记

今年是上海古籍出版社成立70周年，从3月份开始，出版社结合每月的重点新书，以点带面，策划了每月一主题的宣传活动，共10个主题。这十大主题，基本反映了最重要的出版板块。

在刚刚过去的三月份，是“敦煌文献：从黑白刊布到全彩呈现”的总结。很长一段时间，“敦煌在中国”，而“敦煌学在国外”，中国学者只能通过借阅国外的藏品或黑白胶卷来研究海外敦煌文献。而上古社可以说是中国国内最早开拓敦煌西域大型集成性文献出版的机构，俄藏、法藏、英藏大型敦煌西域文献和艺术品的出版，可谓出版界的西域“凿空”。经过近40年的敦煌出版坚守，出版社合作遍布海内外敦煌收藏机构，成为国内敦煌出版领域成果最丰富、持续时间最长的出版社，积极推动着敦煌学的发展。

2025年底，上海古籍出版社《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文献》（全彩版）全160册出版，一共有近4万张图版首发刊布，重新定名7800多种文献，展现了法藏敦煌文献巨大的文化价值，这套重磅经典的问世引起了文化界的广泛关注，被学界誉为敦煌编纂出版的“新路标”。

四月份的“出土文献：甲骨、青铜器、简牍”主题月，比较有代表性的著作是《海外藏中国青铜器集录》（全60册）。该书由北京大学朱凤瀚教授主编，作者团队寻访全球10多个国家，历时14年精心整理，涉及3000余种外文文献，首次实现23000余件海外藏中国青铜器系统汇集。作为一项历时十四载完成的出版工程，其学术价值与文化意义深远，为国内外青铜器研究、古文字学及先秦史研究提供了极为珍贵的参考资料，也是上海古籍出版社建社七十年来，深耕出土文献与古代文明研究领域重要的标志性成果。4月19日上午，北京大学出土文献与古代文明研究所、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上海古籍出版社将在上海联合举办《海外藏中国青铜器集录》新书发布暨学术座谈会。

形成出版品牌，大力发展自营

在这些年的转型过程当中， 出版社如何形成自己的出版品牌呢？70年来，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古典文学、历史、哲学、宗教、语言、艺术、考古、工具书、高校教材及综合性古籍整理和相关学术研究图书，并兼及各个层次的传统文化通俗读物，累计达一万三千多种，其中不乏具有重大文化积累价值、代表国家古籍整理与传统文化研究水平的标志性出版物，在海内外具有重大影响。上海古籍出版社社长吕健说：“这些年的转型过程中，上海古籍出版社秉持传承文化的使命意识，坚持古籍整理出版的专业方向；始终坚持坚守与开拓并举，在保持传统学术出版特色优势的同时，不断拓展新的领域；始终注重品牌打造，实施精品战略，努力推出更多保存历史记忆、赓续中华文脉、弘扬民族精神的优秀图书。”

如今，图书的销售渠道已经出现了很大的变化，对于出版社来说，如何自建销售渠道，把图书卖给读者？吕健认为，自建销售渠道，大力发展自营，是出版社图书销售的一种趋势，这不仅可以逐步将市场话语权掌握在自己手里，更是用来抗衡其他渠道的有力方式。“这些年，古籍社陆续在天猫、京东、抖音、小红书、视频号、拼多多等多个平台开设了自营店。一是通过达人带货、设置达人专场、联合首发重品，逐步形成矩阵效应，提升品牌影响力；二是依靠自播、仓播，差异化产品加持，搭建社群等培育私域流量，高效触达读者；三是借助精准推荐、在线答疑、定期内卖、限量尾货、独家赠品、包装升级等方式提升用户体验度，构建销售新渠道。2025年自营回款同比增长150%。”

世界读书日，给读者准备了一份大礼包

4月23日是世界读书日，上海古籍出版社将举办读者开放日，邀请读者走进出版社，出版社编辑全程陪伴，知名学者参与讲座，还会以特展形式向读者展示该社收藏的线装书。

谈到这次即将亮相的特展，吕健向记者介绍：“上午是‘和编辑聊聊做书这件事儿’，请编辑讲述一本书诞生的过程，同时倾听读者对做书的建议，这是编辑与读者的互动；下午策划了复旦大学历史学系仇鹿鸣教授‘读书与治学’的讲座，这是作者与读者的互动。而作为出版社，我们就像一个纽带，把作者和读者联系起来，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二是如何实现‘书’的互动？这也是我们十分关注的问题。在去年的读者开放日，我们策划了‘唐代主题沙龙’，精选了我社出版的唐代主题图书，联合当时闵行博物馆举办的‘贞观鉴：大唐历史文化主题展’，一起邀请读者去体验，这可以说是图书、文化的外延。今年我们想给读者带来不一样的体验，那么‘书’如何互动呢？当时想到了我社珍藏的线装书，那么为什么会有线装书？这要从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历史说起。”

上海古籍出版社在编辑出版的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古旧书资源，作为出版单位，如何利用和开发这些古旧书资源呢？据吕健介绍，上海古籍出版社是新中国成立后很早就开始专业古籍出版的单位，那个时代不像现在，复制技术比较便捷，可以通过电脑查找大量的古籍图像资源。当时整理出版古籍所采用的底本、校本，大多是用较常见、内容较精审且完整的古籍做工作本，再去各图书馆校善本。这些工作本、底本、校本都由出版社帮助提供，对较常见的版本由出版社购买，善本则由出版社出面商量调借，不能借出的则找抄手抄写。比如在出版《顾亭林诗集汇注》的过程中，出版社购入了顾诗徐嘉注（清光绪刻本）、民国幽光阁铅印本，并找人抄写了翁同龢的校本，还四处商借了几个版本供作者王蘧常使用。如此本社的古旧书藏品中就有了一部顾诗徐嘉注、一部有王蘧常题跋的幽光阁本和一部六十年代人抄写的翁同龢校本亭林诗集。所以这些古旧书的积累基本都和出版业务有关。大多是清或民国的刻本、石印本、铅印本，也有少部分的明刻本，以及一些近代人的手抄本，以及当时做的影印书的蓝样。虽然基本没有什么特别珍贵的版本，但很多书上都留下了近现代大学者、名编辑在整理出版一些学术名著时留下的痕迹，今天看来，也是很有特色的。可以说，这些线装书反映的是出版的书背后的书，它们是对现在出版的一种“支撑”，这也是出版史上一种有意思的现象。

据悉，4月23日当天读者在出版社参观时，出版社会有专门的人员讲述这些线装书背后的故事。旧书与新书千丝万缕的联系，这是有趣的“书”的互动。

这次读者开放日，上海古籍出版社为读者精心准备了活动大礼包，包括了书籍和文创产品。吕健对此表示：“读者在这个特殊的节日来到出版社，我们觉得他们就是客人，想准备一些礼物。但这些礼物都是精心挑选的，比如送的第一本书是《传习录译注》，是我们“新古典”丛书的第一种，《传习录》本身是一部经典之作，值得当代人一读再读，译注本非常便于读者理解。另外，对于这本书的装帧设计我们也费了不少心思，丛书邀请故宫古建筑专家手绘‘我心光明’纹样，由“世界最美的书”奖获得者操刀设计，相信读者拿到手里会是一种非常惊艳的感觉。送的第二本书是《诗经图谱：彩绘本〈毛诗品物图考〉解说》，现在正是桃红柳绿的春天，读者可以带着这本书，吟诵着2000多年前的诗篇，对照着里面的草木花卉图谱，给生活增添一些书香和乐趣。此外，还有我们的一些文创，这些礼物对于读者而言也是一种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