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花了五年，在流水线上把自己读成了一个法律人。
不是因为我多爱法律。
是因为我知道，有人偷走了我的人生，我需要一把武器。
2019年，我辞了工厂的工作，进了一家律师事务所做助理。
工资比工厂还低。
但我不在乎。
我在学怎么打仗。
同年，一个偶然的机会。
我在省政府的政务公开网站上查一个案子的相关资料。
无意中点进了某区教育局的干部公示页面。
一张照片。
女人，三十五岁左右，短发，圆脸，微胖，笑容端庄。
名字——沈知微。
职务——某区教育局副局长。
我盯着屏幕。
那张脸我不认识。
但那个名字，是我的。
沈知微。
我的名字。
我的分数。
我的大学。
我的人生。
被这张脸偷走了。
我查了她三天。
她叫钱丽华。
2008年高考成绩：387分。
专科线都没到。
但她去了省重点大学。
用的是我的名字，我的分数，我的档案。
她毕业后进了体制，一路提拔。
副科，正科，副局长。
简历上写的第一学历——省重点大学，全日制本科。
而我——
十六岁进工厂。
左手少了一截手指。
父亲死在矿上。
花了十年才读完别人四年就能念完的书。
我找到了一条更关键的信息。
钱丽华的舅舅，叫钱大明。
2008年，他是县教育局局长。
一切都对上了。
录取通知书是怎么消失的。
签收单上的字迹是谁写的。
我爸为什么被挡在门外七次。
信访办的人为什么说“你跑也没用”。
全都对上了。
我把那张政务公开的截图保存下来。
然后，把爸留下的那张成绩单从口袋里拿出来。
“微微的分数够了 他们不给”
我看了很久。
“爸，”我说，“我找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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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没有立刻动手。
我等了三年。
三年里，我从律所助理做到了执业律师。
三年里，我把2008年的高考招录流程、档案管理条例、学籍注册规范、冒名顶替的法律责任，全部研究了一遍。
我还找到了一个人。
吴记者。
他是省报的调查记者。
我们认识是在一个法律援助案子里——他报道了一个农民工被拖欠工资的事，我是代理律师。
案子结了以后，我们偶尔会吃饭。
有一次他说：“现在的新闻越来越难做。好选题太少了。”
我说：“如果有一天我有一个好选题，你接不接？”
他看着我，笑了：“你说。”
“现在还没到时候。”
“行。到时候你找我。”
这是我的第一颗棋子。
第二件事。
我托大学同学——准确地说是自考时认识的学长，帮我在省教育考试院查了一样东西。
2008年的高考报名底册。
原始数据。
上面清清楚楚写着：沈知微，准考证号XXXXX，成绩638分，录取院校——省重点大学。
照片是我的。
但入学注册后，学籍照片变成了钱丽华的。
这意味着——档案在录取之后、注册之前被调换了。
能做到这一步的，只有招生办和教育局。
而当年的县教育局局长，是钱丽华的舅舅。
这是铁证。
我把所有材料复印了三份。
一份锁在律所保险柜。
一份寄给了我信任的人。
一份随身携带。
然后，我又做了第三件事。
我研究了当年高考政审的规定。
法律规定：考生及其直系亲属有犯罪记录或正在接受纪律审查的，政审不予通过。
钱丽华有一个女儿。
今年，她女儿十八岁。
要参加高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