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时佳兴与人同

“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这是宋代大儒程颢的句子，四时佳兴主要指按时令过节的愉悦心情，可见节日文化在宋朝的繁盛。

不止宋朝，节日文化已经成为国人不可或缺的心路历程。随着“春节——中国人庆祝传统新年的社会实践”成功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王慧杰所著的《宋代传统节日文化与民众生活》(天津古籍出版社)详尽展示了千年前宋人过节的雅致风情，这与今人对传统文化的守望热忱悄然相遇。

我与王慧杰教授同为石家庄市“燕赵社区大讲堂”成员，都很关注学术成果的普及传播。她的这部新作，作为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的成果，不仅展现了她在宋史研究方面的深厚学养，更让我看到一位学者对传统文化的真挚热爱。翻开书页，墨香扑面，仿佛能听见临安街市的喧闹，闻到汴梁酒肆的香气，感受到宋人过节时那份发自内心的欢喜。

文献考据的扎实之功。作者在第一章中对宋代岁时文献的梳理就非常详尽，从孟元老《东京梦华录》的“梦华文体”辨析，到金盈之《新编醉翁谈录》与吕希哲《岁时杂记》的承袭关系考证，从《事类赋》《太平御览》等大型类书的岁时部类，到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中时令书籍从子部移入史部的学术史意义，若不是多年潜心钻研，断然做不到如此清晰。更难能可贵的是，作者没有停留在文献的简单罗列上，而是透过文献体例的变化，看到了时代精神的流转。当天文历法的书籍从“农家类”升格为“史部岁时类”，不再只是图书分类的改变，更是节日文化从农业生产附庸走向独立社会生活的标志。

宋代七夕的别样风景。书中第六章对七夕节俗的解读尤其精彩。世人皆知七夕乞巧，以为不过是女孩子穿针引线、拜月祈愿。但作者却敏锐地捕捉到宋代七夕的一个重要变化：由单纯的“女乞巧”扩展到“男乞聪明”。她引用《岁时广记》的记载，宋人七夕祭祀的对象和内涵被大大丰富了。“心巧于虑，口巧于词，手巧于技，足巧于驰”，都被纳入“巧”的范畴。这意味着在宋代，随着学校、书院、私塾的普及，随着科举制度对社会流动性的推动，读书考功名成为男性的重要出路，智慧成了比手艺更被渴求的资本。于是，七夕便从一个以女性为主体的针线活祈愿日，变成了男女儿童共同参与的“智慧”祈求日。这一细节的挖掘，以小见大，折射出宋代“教育革命”和科举社会的时代特征。

书中还引用了《隐居通议》记载的“魁星移次”传说：淳熙年间殿试，有太史预言魁星从蜀地移到吴地，等到放榜，果然是吴地人第一，蜀地人第二。魁星本来与天象有关，在宋代却被赋予主宰科举功名的神格。这段记载，既有民俗信仰的神秘色彩，又暗含科举时代的世态人心。王慧杰教授随手拈来，让读者看到，节日从来不是孤立的民俗碎片，而是时代精神与社会结构的“活态”载体，一个个独特的节日承载的就是一段段中国人难以割舍的文化印记。

双向互动的创新视角。作者没有停留在对节日习俗的描述上，而是构建了一个“节日—民众”双向互动的分析框架。书的前半部分从饮食、服饰、游戏娱乐、旅游、祭拜等多个方面，全面展现宋代传统节日的文化面貌；后半部分则反过来，探讨“宋代民众主体对传统节日文化的影响”，把皇室、官僚、乡村农人、城市工商业者等不同阶层都纳入考察范围。这个框架的好处在于，它把节日从静态的“文化文本”变成了动态的“社会实践”。我们看到，皇室通过赏赐节日物品、制定假期来主导节日的官方形态；官僚士大夫则通过诗文唱和、雅集宴饮，为节日增添文采风流；而广大的乡村农人则按着岁时节奏安排生产生活；城市工商业者更把节日当成商机，推动节日经济的繁荣。节日文化，从来不是自上而下的单向灌输，而是社会各阶层共同参与、商量、重塑的生动过程。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普及意义。这本书对于普通读者而言，是一把打开古代社会生活之门的钥匙。它让我们看到，宋代的元旦并不仅仅是一个假期，更是家家户户更换新装、饮屠苏酒、燃放爆竹的万象更新之日；寒食、清明不仅是扫墓祭祖的肃穆时刻，更是踏青郊游、蹴鞠荡秋千的全民狂欢节。书中详细描绘了端午的龙舟竞渡、中秋的赏月宴饮、重阳的登高赏菊，这些场景通过文字变得鲜活可感。读者不仅能知其然，更能通过作者的解读知其所以然——为何特定节日要吃特定食物？为何端午要悬挂艾草？为何重阳要佩戴茱萸？这些习俗背后，蕴含着古人对自然的敬畏、对生命的护佑、对人际关系的调适，是中华民族千年智慧的结晶。

《宋代传统节日文化与民众生活》让我们认识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并不仅仅是博物馆中的陈列品，更是“潜藏于现实中的遗产”。当我们今日仍在七夕祈求智慧、在春节阖家团圆、在清明追思先人时，我们与千年前的宋人就产生了精神上的联结。作者以扎实的学术研究，为这种联结架起了一座坚实的桥梁，让读者在品味宋人节日生活的同时，也能反观自身，思考如何在现代社会中传承和创新这些宝贵的文化遗产。

（作者系石家庄学院副教授、央视《中国诗词大会》［第二季］季军）

《中国教育报》2026年04月15日 第10版

作者：王子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