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末的西安，春意盎然。记者敲开莫伸家门时，他正坐在书房的电脑前敲字。书房不大，书架上、桌面上，甚至墙角的地板上都堆满了书。他笑着自嘲：“不好意思，太乱了。 ”
两个书房，两种人生
“ 城里的书房，好处是随意和方便。”他说，“有好多书籍和资料，是我按照自己的习惯堆放的，查找很顺手，再就是瓶瓶罐罐、刀刀剪剪，生活中一些细微的需要可以随时填补，包括长时间坐在那里，对温度的冷热感知特别细腻，可以随意添减衣服，这是城里书房的方便之处。 ”
方便的背后也有烦恼。书越积越多，沙发下、床底下、餐厅柜子里，塞满了书。更让他头疼的是，家里经常有人拜访，对他的写作造成了很大的干扰。至今他都记得：2001年，方方面面催着他把电视连续剧《郭秀明》的剧本写出来，他只好跑到宝鸡的电力宾馆，与世隔绝般地在那里埋头苦干。那时候，他总是想：能不能有一个能够静心写作的地方呢？
这个心愿一直持续到2020年宝鸡十二盘村的“莫伸书屋”落成。
说起这个书屋，莫伸的眼里有了光：“那是我当年插队的地方，地址就在老房东的家里。 ”
当年莫伸插队来到这里，又从这里招工出去，半个多世纪中，他每年都要回村去看看，也照例住在老房东家里。非常自然地，他和老房东家结下了深厚的情谊，来来往往，完全是一家人。
书屋的真正诞生，源于一次偶然。时任天王镇党委书记高文涛目睹了他与十二盘的常来常往，对老房东的儿子刘文忠说：“咋不在这里帮莫伸老师建个书屋呢？”刘文忠从此放在心上，当又和莫伸见面时，他提起了这话，这恰好碰到了莫伸心上。于是老房东一家人把楼上三间房和一个大平台全部腾了出来，“莫伸书屋”从此在村里落地。
“那地方山清水秀，推窗就是景。 ”莫伸说这句话的时候，充满了感情。他告诉我们，他在那里写作的时候，每天都沿着村路散步，村路修得很好，傍河而行，两边是田园风光。空气清新，环境安静，在他看来，“莫伸书屋”不仅是单纯的书屋，它还给自己提供了一个深入生活的基地和十分惬意的写作空间。
那些刻骨铭心的书的记忆
1961年，他上小学三年级时，假期去了江苏常州的外婆家，又和弟弟去了上海的叔叔家。叔叔和婶婶白天要上班，他就和弟弟从新华路（当时叫法华路）步行到外滩。对他来说，上海吸引人的地方太多了，但是最吸引他的还是书店。于是，父母给他的零用钱，他拿去买了一套《杜工部集》。
“ 为什么会买这部书呢？因为上面的介绍写着，杜甫是中国最伟大的诗人。”莫伸笑着说，“当时心想，这样一部伟大的书，买它肯定错不了。谁知拿回家后，父母全笑了，问我‘看得懂吗？’其实看不懂。后来这套书在辗转中不知所踪，但我对书的迷恋可见一斑。 ”
真正让莫伸后怕的，是初中时代的偷书经历。那时学校里的书都被封存起来，堆在三楼一间屋子里，门是暗锁，没有钥匙打不开。他和几个同学看来看去，发现这间屋子与厕所紧挨着，如果从三楼的厕所窗户爬出去，脚踏着下面凸出来的一道水泥横条，就可以进到堆书的屋子。
“ 那确实危险，一旦失手，掉下来不说丢命，起码得断腿。”莫伸说，“我也犹豫，也害怕，不过还是经不住诱惑，硬是扒着墙沿顺过去了。 ”
爬进屋子后，那些被封存的书像宝藏一样等着他。他快手快脚地塞了满满一包书，从里面开锁出门。
莫伸回忆，在宝鸡火车站当装卸工时，很多工友都是知青，大家对书的渴望是一致的。西安的知青们休假回来，总会带来好多书，大家都争着读，最后只好排队。“就是在排队中，我读了《美国的悲剧》《德伯家的苔丝》《马丁·伊登》《悲惨世界》《红与黑》等等。厚厚的一本书，你必须夜以继日地读，因为给你的时间只有两三天。 ”
提起那段时光，莫伸很感慨：“用如饥似渴来形容当时的读书状态，不过分。 ”
与书籍最传奇的一次联系，发生在从上海回宝鸡的火车上。那年他16岁，从常州大舅舅家带了一大提包书——实际上大多是各种小报、油印资料等，塞得满满当当。当时他的父亲去上海出差，是给单位修显微镜，顺便带全家人回家乡探亲。返程时从上海上车，这个大提包就放在火车座位下。
车到镇江，父亲发现座位下的提包不见了，印象中显微镜装在包里，所以急忙下车去追。当时社会上很乱，莫伸不放心父亲独自一人，给母亲打过招呼后也下了车，沿着镇江火车站前的马路，挨着旅店寻找父亲，始终无果。他只好进站搭了另一趟到南京的车，下车后想继续坐开往宝鸡的车，却被列车员挡住了。手里有车票，却已经过时。他只好沿着铁轨步行到南京货运车站，扒上西去的货车。莫伸说，那是冬天，他踡缩在货车的守车上，冻得浑身发抖。那一年直到三伏大热天，他还止不住咳嗽。
唯一让他欣慰的是：由于大提包里塞满了报刊书籍，所以显微镜装不进去，改装在另一个包里了。父亲感慨：多亏你这些书，不然丢了显微镜，没法交代呀。
莫伸告诉我们，去年他去江苏开会，特意去了一趟镇江，火车站前早已物是人非。他沿着车站前的路朝前走，一直走到路尽头，那些被时光包裹着的记忆，让他唏嘘不已。
“ 你这样拼命地读书，是喜欢文学，还是有其他原因？”记者问。
莫伸想了一下：“首先是喜欢吧。小时候我喜欢听别人讲故事，后来就喜欢读故事书。再就是我觉得自己有比较强的求知欲。现在回想，那种对知识的饥饿感，对我有好处。 ”
从“莫伸”到“一号文件”：写作要走向生活
说起这个笔名的由来，他笑道：“ 纯属偶然。1977年，我的第一篇小说《人民的歌手》投寄《延河》，编辑部通知说：‘写得还不错，但最好能再改一下。’我赶到西安，根据编辑老师的意见改完后，得到肯定，并决定在下一期刊发。当时编辑部里有五六个人，其中一人提议署名‘革命工人伊伊伊’。那时候作者署名比较流行展示特殊身份。比如贫下中农某某某、解放军战士某某，我觉得这样署名距离文学太远，又不便直接回绝，所以问能不能起个笔名。 ”
得到首肯后，莫伸第一个想到的是“田野”，老师们笑了，说这个名字已经有了。正好前一晚，他和画家修军同住一间屋，正好读到了陈毅的诗，于是就问用“莫伸”行不行？没想到大家一致说好。从此“莫伸”就固定下来了。
莫伸说：“人的欲望是无止境的，不要伸手，这是一种警戒，我觉得挺好。 ”
《窗口》是莫伸于1978年发表的短篇小说。小说以铁路售票为背景，通过描写售票员的职业操守与人性光辉，回应了改革开放初期社会对真诚、优质服务的强烈呼唤。以后，莫伸又写出了《大京九纪实》《一号文件》《王院纪事》等多部关注现实、关注底层的作品。
“ 严格来说，关注现实、关注底层这八个字，在书房里我只有朦胧的想法，觉得应当这样。真正让这种想法落地，并且成为一种书写的自觉，还是在写作的过程中。 ”莫伸说，有些作家是从底层走出来的，后来到了一定的位置，写底层写不像了。“原因在哪里？我觉得是因为缺乏底层生活了。 ”
为了避免这种“悬空”，莫伸敦促自己：脚踏实地，走向生活。从1990年写出第一部长篇报告文学《中国第一路》开始，至今他写下了7部长篇报告文学，全是实实在在走出来的。
“生活无法虚构，真正要写出有质感的作品，就一定要重视在生活中体验和攫取。 ”
重视生活带给莫伸的，不只是搜集到写作素材，而且是一种认知的提升。他指着书架上那本《一号文件》：“写这本书的时候，我跑了不少地方，陕南、陕北、关中，全跑了。 ”
采访的线索往往是“摸着石头过河” —— 采访了甲，牵涉到乙，又顺着线索带出丙。就这样，线索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为了采访，莫伸住过陕北农家的窑洞，也住过陕南农家的屋舍。他说：“只有住进农民家里，你才能切身感受到农村的变化。”他为我们讲了一个细节：从前去农村，跳蚤和臭虫咬得人睡不成，也注定会染上虱子，如今这些东西在农民家里已经绝迹。他住了那么多的农民家，没有一次染上虱子，“这最有力地说明了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我担心对真善美的弘扬太少”
莫伸说：“批评邪气是促进正气的一侧，表扬正气同样是促进正气的一侧，两者不可偏废。历史上，连封建帝王都懂得‘高台教化’。现在不少人怀念传统道德中好的一面，好的传统道德从哪里来？父辈的言传身教当然不可少，但‘高台教化’同样不可少。文学作品直面现实，发挥批评的功能，完全应当。但是只有批评的声音，同样会对大家产生一种屏蔽，觉得这个世界黑透了烂透了，既然自己无力改变这一切，那就坏下去烂下去吧，看谁更坏更烂！ ”
莫伸讲起自己亲身经历的一件事。11年前，他去西安铁路局，途经祭台村路口时，看见一位70多岁的老人抱着树，表情很痛苦。他上前询问，又把老人扶到路边躺下。刚躺下，老人便浑身抽搐，他急忙拨打120。谁知救护车赶到时，老人已经逐渐缓解，并坚决不去医院，说自己好了。医生现场为他检查，反复确认没事后，才同意他自行回家。当时莫伸一直等在旁边，因为需要有人在救护车的出车单上签字，签完字后他主动表示：“是我打的电话，出车费用我来承担好了。”谁知救护人员很认真地说：“怎么能让你来付钱呢？你已经献了爱心了。”一句话说得莫伸心里暖暖的。
莫伸说：“其实那一回我也嘀咕，大家全在说老人不敢扶，但是真正扶了，一切正常。由此想到，文学确实需要批判，文学也确实需要歌颂，需要鼓励大家敢于去扶老人。人的道德靠濡染，濡染需要教化，需要氛围，需要向上的大环境。我现在最担心的是许多作家狭隘地理解文学的批判，进而一味地表现人性的肮脏，这太不正常了。你可以说人之初性本恶，但你不能否认人之初，性也本善。文学需要鞭挞假丑恶，文学也需要歌颂真善美，否则我们的精神朝哪里安放？文学又怎么能成为引导国民精神前进的灯火？ ”
莫伸曾给作家翁志军题字：“敛气静心”“攀登是一辈子的事”。在碎片化阅读成为习惯的现今，对于创作，莫伸有着自己的理解：“人的时间有限，事业的高度无限。你想达到自己希望达到的高度，就需要用一生的精力去攀登，攀登需要心静下来，要专注地走路。 ”
走出莫伸的书房，已近午时，想起他说的一句话：“书房对我来说，既是工作的地方，也是学习的地方。 ”
对于莫伸来说，书房从来不只是放书的地方，它是一块土壤，让他的文字生根；它是一座灯塔，让他的方向不偏；它更是一个灵魂的安放处，让他在这浮躁的时代里，守住内心的宁静。在那里，他与文字对话、与现实对话，也与自己的灵魂对话。
文化艺术报全媒体记者 宋光
实习生 赵若琦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