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在德黑兰汽配城做了六年倒爷,防空警报拉响那天,我和合租的当地女孩萨米拉被困在堆满刹车片的地下室。

使馆发了最后通牒,撤侨包机当晚起飞。

我收拾行李,转头看见她死死盯着我那本暗红色的中国护照。

她没有签证,上不去飞机。

逃亡路上,乱军的AK步枪直接顶在我的脑门上。

萨米拉突然像疯了一样,一把扯下头上象征绝对禁忌的黑头巾,死死塞进我手里:“请不要忘了我!”

空袭的巨响紧接着砸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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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黑兰的夏天热得像一口烧干的铁锅。

汽配城的空气里常年混着机油和劣质香水的味道。我的门市在市场最里面,两间打通的铺面,堆满了从国内发来的刹车片和滤清器。

萨米拉坐在靠门口的塑料凳子上。

她穿着黑色的长袍,头上裹着黑色的头巾,只露出一张脸。她手里攥着一沓厚厚的里亚尔钞票,正用计算器飞快地按着。

“赵鹏,汇率又跌了。”萨米拉把计算器推到我面前。

我没接话,把一箱火花塞搬到货架最上层。纸箱的边缘有些受潮,蹭了我一手灰。

“明天一早去大巴扎把钱换成美元。”我拍了拍手上的灰,“不能放过夜。”

萨米拉点点头,把钱塞进一个黑色的布袋子里。

这是我们合作的第二年。也是我们同租一套房子的第一年。

我需要一个懂波斯语、能在税务局跟那帮官员周旋的本地人。萨米拉需要钱。她更需要一个不需要查验结婚证就能住进去的便宜地方。

房子在城南,离大巴扎不远。一楼是个修车铺,二楼是我们的住处,带一个很大很阴暗的地下室。

我把地下室当成了仓库。二楼有两间卧室。我住朝南的那间,萨米拉住朝北的。

厨房的冰箱分成了两半。上层放着我的速冻饺子和辣酱。下层放着她的霍列什菜和馕饼。水电费劈成两半,一人交一个月。

我们像两条在一个鱼缸里游动的鱼,互不干扰。萨米拉从不带人回来。我也一样。

那天下午,天突然阴了。不是下雨的那种阴。风里带着一股呛人的沙土味。汽配城里的喇叭突然响了。不是平时播放的诵经声。是一阵极其尖锐、极其刺耳的防空警报。

声音像一把生锈的锯子,在整座城市的头顶上来回拉扯。

隔壁卖轮胎的老塔里克像个皮球一样从店里滚了出来,连卷帘门都没拉,撒腿就往外跑。

萨米拉猛地站了起来。她的手抓紧了门框,指关节发白。

“走。”我抓起桌上的车钥匙,一把拉下卷帘门。大锁咔哒一声扣上。

街上全乱了。汽车喇叭声响成一片。两辆黄色的出租车撞在一起,司机没有下车吵架,推开车门拼命往防空洞的方向跑。

天空传来一种奇怪的声音。像是有成群结队的马蜂在头顶盘旋。

“无人机。”萨米拉看着天,声音发抖。

我把她推上那辆破旧的标致206,一脚油门踩到底。车子在拥挤的街道上左冲右突。远处的米拉德塔被浓烟遮住了一半。

砰。一声沉闷的巨响从城北的方向传来。

车窗玻璃剧烈地抖动了一下。方向盘在我的手里打滑。我咬着牙,把车开进了公寓楼下的巷子。一楼修车铺的老板已经跑了,大门敞开着,地上散落着几个扳手。

我们跑上二楼。萨米拉一进门就瘫坐在地上,大口喘气。她的黑头巾散开了一半。我反锁上门,拉上所有的窗帘。屋子里瞬间暗了下来。

“去地下室。”我把几个空塑料桶从阳台拎进来。

地下室里堆满了纸箱。我腾出一块空地,铺了两张防潮垫。上面还在响。警报声停了,但爆炸声越来越密。每一声都像是砸在头顶的天花板上。灰尘簌簌地往下落。

停电了。地下室陷入了彻底的黑暗。

我摸出手机,打开手电筒。光柱打在墙上,照出空气中飞舞的灰尘。萨米拉抱着膝盖缩在墙角。

“饿吗?”我问。

她摇摇头。

我爬上二楼,把冰箱里的东西全搬了下来。饺子已经开始化冻了。我找出一个卡式炉,点着了火。幽蓝色的火苗在地下室里跳动。我把化冻的饺子倒进锅里,倒了点水,煮成了一锅面糊。

“吃。”我把一个铝制饭盒递给萨米拉。

她接过去,拿勺子一点一点地往嘴里送。地下室里只有咀嚼的声音,和上面偶尔传来的轰隆声。

第三天。带来的水喝掉了一半。发电机没油了。地下室里的空气变得浑浊、闷热。

我靠在纸箱上抽烟。烟雾在手电筒的光柱里翻滚。

萨米拉突然开口了。“我家里人知道我住在这里。”

我吐出一口烟,看着她。

“我叔叔找过我。”萨米拉盯着手里的空饭盒,“他说再不回去,就带人来抓我。”

我把烟头摁灭在地上。“抓你回去干什么?”

“结婚。”萨米拉的声音很平,“嫁给老家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他老婆去年死了,有四个孩子。”

我没说话。

“他给了我爸两百只羊,还有一万美金。”萨米拉抬起头,眼睛在黑暗中亮得吓人。“我不回去。回去也是死。”

第四天早上,防空警报暂时停了。我拿上两个空油桶和一叠现金,准备去外面找点油和吃的。

萨米拉拦住我。“我去。”她把头巾重新裹紧,“现在的街上,外国人走动很危险。”

我没跟她争,把钱塞给她。“买水,买大饼,买柴油。买不到就赶紧回来。”

两个小时后,她回来了。脸上沾着灰,黑袍下摆撕破了一道口子。她拎着半桶柴油和一大袋硬邦邦的馕饼。

“巴扎被炸了。”她把东西放在地上,大口喘气,“面粉抢光了。”

我把柴油倒进发电机。机器轰鸣起来,地下室里的那只灯泡闪烁了两下,亮了。灯光下,萨米拉的左手背上有一道血口子。

“怎么弄的?”

“抢饼的时候,被人推了一下,磕在摊子上。”

我找出一瓶碘伏,用棉签蘸着,涂在她的伤口上。她缩了一下手,没躲开。

接下来的几天,轰炸成了常态。我们不再去二楼。吃喝拉撒全在地下室。AA制早就成了废纸。我们分食同一张大饼,喝同一瓶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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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室的角落放着一个塑料桶,用来解决大小便。每天半夜爆炸声稀疏的时候,我拎着桶去一楼外面的下水道倒掉。

那天晚上,我又端着卡式炉煮豆子罐头。罐头是三年前的,有些铁锈味。萨米拉把大饼撕成小块,泡在热豆子汤里。

“赵鹏。”她突然叫我的名字。平时她只叫我雇主。

“嗯。”

“如果这栋楼被炸了。”她吃着泡软的饼,“不要管我。”

我把勺子扔在锅里。“闭嘴。吃你的。”

手机屏幕突然亮了。信号断断续续,一条短信延迟了十几个小时才发进来。是大使馆发来的。

“紧急通知:鉴于当前局势急剧恶化,中国驻伊朗大使馆现启动紧急撤离程序。请所有在伊中国公民于今日18:00前,前往指定酒店集合。统一乘坐大巴前往机场,包机将于今晚23:00起飞。此为最后一次集中撤离。”

我死死盯着屏幕上的字。一遍又一遍地看。

萨米拉放下了手里的饭盒。“你要走了。”她看着我。这不是疑问句。

我站起身,走到那一堆用来当床铺的纸箱前。我的行李箱一直放在那里。我拉开拉链,把护照、几沓美元、还有几件换洗衣服塞进去。拉链拉上。我转过身。

萨米拉站在两步外的地方。她的目光落在我手里那本暗红色的护照上。

那本护照在地下室昏黄的灯光下,刺眼极了。没有这本护照,谁也上不了那辆大巴,更上不了那架飞机。萨米拉是伊朗人。

地下室里死一般寂静。发电机在角落里发出单调的突突声。

碰碰碰。楼上突然传来剧烈的砸门声。声音大得连地下室的屋顶都在震。萨米拉打了个哆嗦,脸刷地一下白了。

“开门!萨米拉!我知道你在里面!”一个男人的粗嗓门用波斯语大喊。

砸门声变成了用脚踹。

“是我叔叔。”萨米拉的声音发抖,“他找来了。”

我一把抓住她的胳膊,把她塞到最里层的一堆轮胎后面。“别出声。”

我从工具箱里抽出一根半米长的铁撬棍,掂了掂分量,放轻脚步上了楼梯。门板被踹得摇摇欲坠。

“开门!你老子收了钱,你跑不掉的!”

外面不止一个人。我听到了另外几个男人粗重的呼吸声。我站在门后,隔着猫眼往外看。三个大汉。

带头的那个满脸络腮胡,穿着脏兮兮的皮夹克,脚上蹬着一双军靴。他正抬起脚,准备再次往门上踹。

我猛地拉开反锁,一把将门拽开。络腮胡一脚踹空,身体失去平衡,往前踉跄了两步。我手里的撬棍直接顶在了他的胸口。

“滚出去。”我用波斯语说。

络腮胡站稳脚跟,看清我的长相后,脸上的横肉抖了抖。“中国人?”

“这房子是我租的。再踹门,我报警了。”

络腮胡冷笑了一声。“报警?现在警察连街上的死尸都管不过来。萨米拉在里面。把她交出来,我们走。”

“不认识这个人。”我握紧了撬棍。

“有人看到她买大饼回了这里。”络腮胡身后的一个年轻人喊道。

络腮胡猛地往前跨了一步,想硬挤进来。我抡起撬棍,直接砸在门框上。

当的一声。火星四溅。门框上的木屑飞了络腮胡一脸。撬棍离他的脑袋只有不到十公分。

“我是外国人。”我盯着他的眼睛,“大使馆知道我住这儿。你动我一下试试。”

络腮胡的脸色变了。他往后退了一步,死死地盯着我。

“行。中国人。”络腮胡朝地上吐了一口浓痰,“你不可能一辈子把她藏在里面。只要她出来,我们就把她的腿打断拖回去。”

他带着那两个人下了楼。脚步声在楼梯间回荡,越来越远。

我把门重新锁死,靠在门板上,后背全湿了。我回到地下室。萨米拉从轮胎后面爬出来。她的嘴唇咬出了血。

“他们守在外面了。”我说。

萨米拉颓然地坐在防潮垫上。“你走吧。带着你的行李走。他们不会拦你。”

我看着地上的半锅凉透的豆子汤。如果我走了,那扇门连五分钟都撑不住。他们会把她拖出去。塞进车里。拉回南部那个满是黄沙的村子。

我走过去,一把提起行李箱。“收拾东西。”

萨米拉愣住了。“什么?”

“收东西!”我压低声音吼道,“带上水和饼。”

“去哪?”

“去酒店。撤侨集合点。”

“我上不去飞机。”

“我知道你上不去飞机。”

我抓起桌上的车钥匙,“集合的酒店在国际安全区,那边有军警拉的封锁线,你叔叔他们进不去。你在安全区外面找个地方躲着。等打完了,自己想办法。”

萨米拉紧紧抱着那个黑布袋。

“动作快点。”我拎着箱子往上走,“我们只有四个小时了。”

那辆破标致206停在后巷里。车身落满了一层厚厚的白灰。我从后备箱里翻出一块破抹布,胡乱擦了擦挡风玻璃。

萨米拉提着一个塑料袋,里面装着剩下的馕饼和两瓶水,钻进副驾驶。我把行李箱扔在后座上。

发动机发出几声剧烈的咳嗽,勉强打着了火。仪表盘上的油表指针贴在了最底部的红线上。地下室的发电机耗光了我们囤的最后一滴油。

“最近的加油站有多远?”我打着方向盘问。

“两个街区外。不知道还有没有油。”萨米拉盯着车窗外。

车子驶出后巷,拐上了主干道。街上的景象比几天前更加触目惊心。路灯全灭了。沿街的商铺有一半被砸了玻璃,里面的东西被抢洗一空。

马路中间横七竖八地停着几辆报废的汽车,外壳被烧得焦黑。

沥青路面上到处是大大小小的弹坑和碎玻璃渣。车轮碾过玻璃渣,发出让人牙酸的嘎吱声。

远处的高射炮开始有节奏地射击。

夜空中划过几道橘红色的曳光弹轨迹。我把车窗摇下来一点,让外面的空气透进来。空气里有一股刺鼻的硝烟味和橡胶烧焦的味道。

萨米拉把头巾拉得极低,几乎遮住了半张脸。她的身体紧紧贴在车门上,一双眼睛警惕地扫视着后视镜。

前面的十字路口排起了长龙。那是去往加油站的方向。几百辆汽车堵在那里,喇叭声震天响。有人从车里探出身子,挥舞着扳手互相谩骂。

“过不去。”萨米拉说,“加油站早就空了。他们在抢别人油箱里的油。”

我打了一把方向盘,把车开进了一条狭窄的辅路。辅路两边全是低矮的平房。没有路灯。

车灯照出前方路面上一个巨大的坑洞。我踩死刹车。标致车的轮胎在地上拖出两道黑印,停在坑洞边缘。

这是一个新炸出的弹坑。坑底还有没燃尽的火苗。旁边是一截被炸断的水管,正在往外喷着泥水。我挂上倒挡,准备退出去换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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砰。车后传来一声闷响。

我回头一看,一辆黑色的皮卡车死死地顶住了我们的车屁股。

皮卡的远光灯极其刺眼。车门开了,走下来几个人。手里提着长刀和铁棍。不是萨米拉的叔叔。是趁乱抢劫的暴徒。

“锁车门!”我大吼。

萨米拉按下车门锁扣。几个人围了上来。一根铁棍狠狠地砸在引擎盖上,砸出一个大坑。

“下车!把钱留下!”一个长发男人用力拉拽着驾驶室的车门拉手。

后座的挡风玻璃被砸了一棍子,裂开了一大片蜘蛛网般的纹路。

“倒车!”萨米拉喊道。

“后面被顶住了!”

“撞开他!”

我踩下油门,松开离合。标致车的发动机发出一声狂暴的嘶吼。

车尾狠狠地撞在皮卡车的前保险杠上。巨大的冲击力震得我胸口发闷。皮卡车被撞得往后退了半米。围在车旁的几个人赶紧闪开。

我迅速挂上一挡,方向盘打死。

车头擦着弹坑的边缘,硬生生地从辅路的侧面挤了出去。侧面的后视镜刮在墙壁上,直接断裂,掉在地上。那几个人在后面追了一段,停下了。

我把车开回主干道,看了一眼油表。指针掉到了红线以下,油表灯疯狂地闪烁着。导航显示,距离撤侨大巴集合的酒店还有十五公里。

“前面是大学区。”萨米拉指着前方,“那边有很多小街,有一条近路。”

我把车拐进了一条林荫道。两旁的树木被炸断了许多,树枝横七竖八地倒在路上。车子在树枝和瓦砾堆中艰难穿行。

“你护照带好了吗?”萨米拉问。

“带了。”

“钱呢?”

“在包里。”

她不再说话,看着前方。车子开出了大学区。前面是一座高架桥。只要过了这座高架桥,再开三公里,就是国际酒店区。

车身猛地抖动了一下。发动机发出一阵突突突的声音。声音越来越弱。车速降了下来。油门踩到底也无济于事。

在距离高架桥上桥处还有不到两百米的地方,标致车彻底熄火了。世界突然安静了。

只有远处传来的零星枪声。我拧了几下钥匙,发动机只发出无力的咔哒声。没油了。

我靠在座椅背上,抹了一把脸上的汗。“下车,走过去。”我抓起后座的行李箱。

萨米拉提着那个塑料袋,推开车门。高架桥下极其黑暗。

我们踩着满地的碎石和垃圾往前走。行李箱的轮子在凹凸不平的地面上发出巨大的噪音。

我索性把箱子提在手里。汗水顺着我的额头流进眼睛里,杀得生疼。

走上高架桥的引桥。前面的视线开阔了一些。高架桥的另一头,隐隐约约能看到几栋高层建筑的轮廓。那里就是国际酒店区。

前方的桥面上突然亮起了几束强光。光柱在夜色中来回扫射。

强光背后,隐约能看到几个用沙袋堆成的掩体。掩体后面,停着几辆架着机枪的军用吉普车。

“路卡。”萨米拉停下了脚步。

掩体旁站着十几个人,穿着迷彩服和便装混搭的衣服,手里端着AK步枪。是巴斯基民兵。他们没有统一的纪律。

“我们过不去了。”萨米拉拉住我的衣角,准备往后退。

我回头看了一眼。高架桥下面,出现了几辆警车,警灯疯狂闪烁。退回去也是死。

“跟我走。”我说,“我是中国人,他们不会把我怎么样。”

“但我不是。”萨米拉站在原地。

“我会跟他们说,你是我雇的翻译。”我拽住她的手腕,硬拉着她往前走,“昂首挺胸,别露怯。”

我们走进了强光的照射范围。

“站住!”一声粗暴的波斯语怒吼从掩体后面传来。

几个端着枪的武装人员围了上来。枪口直指着我们。最前面的是一个满脸胡须的年轻人。他走到我们面前,枪托磕在地上。

“证件!”

我放下行李箱,掏出那本暗红色的护照递过去。年轻人接过护照,用手电筒照了照。他的目光在封面上停留了几秒钟。

“中国人?”

“是。我要去前面的酒店,撤侨的大巴在那里等我。”我指了指高架桥那头。

年轻人把护照扔还给我。“你可以走。”

他转过头,手电筒的光柱猛地打在萨米拉的脸上。萨米拉用手挡住了眼睛。

“她是谁?”年轻人盯着萨米拉。

“我的翻译。我要带她去前面的路口。”我说。

年轻人冷笑了一声。他走上前,扯开了萨米拉挡在面前的手。“翻译?现在全城都在打仗,一个年轻女人跟着一个外国男人大半夜在街上走?”

他转过身,对后面的几个人用波斯语快速说了几句。那几个人发出一阵哄笑。

“把她的头巾拉下来看看!”有人起哄。

年轻人的手伸向萨米拉的头巾。萨米拉猛地往后退了一步,眼神中全是恐惧。在伊朗,头巾是底线。

“别碰她!”我跨前一步,挡在萨米拉面前。

咔哒。年轻人拉动了枪栓。枪口直接顶在了我的胸口上。

“中国人,不要给自己找麻烦。”年轻人的声音发冷,“再往前走一步,我连你一起打死。”

我的呼吸停滞了。枪口的金属触感隔着衣服传来,冰凉,坚硬。后面几个武装人员也端起了枪,对准了我。

“把她拉过来!”年轻人冲后面吼道。

两个武装人员走上前来,一左一右死死抓住了萨米拉的胳膊。

“放开我!”萨米拉拼命挣扎着,黑色的布袋掉在地上,里面的大饼散落出来,沾满了泥土。

“把她的身份证件搜出来!带到后面的车上去!”年轻人下令。

他们拖着萨米拉往掩体后面走。萨米拉的脚在地上拖拉着,她的眼睛死死地盯着我。

我被年轻人的枪口顶着,一步也动不了。额头上的汗水流进眼睛里。我转过头,看向高架桥的另一头。

透过远处的夜色,我看到了。

两公里外的酒店广场上,一排大巴车队已经亮起了刺眼的双闪黄灯。领队正站在车旁,手里拿着大喇叭。车门,一扇接一扇地开始关闭。

只要车队启动,我就再也回不去了。我会彻底陷在这个城市里。一边是顶在胸口的枪管和被拖走的萨米拉。一边是即将离开的撤侨大巴。

我咬破了嘴唇。血腥味在口腔里蔓延。我慢慢举起双手,试图去摸口袋里的美金。我想用钱换人。

年轻人察觉到了我的动作。枪口猛地往前一顶,撞在我的肋骨上。一阵剧痛。

“手放下!你想掏枪吗?”他用波斯语咆哮着。周围的几把AK步枪全部拉了栓。

萨米拉被拖到了吉普车旁。她的长袍被撕破了,胳膊上全是泥土。她停止了挣扎。她顺着我的视线,也看到了远处广场上闪烁的大巴车灯。她又转过头,看着顶在我胸口的枪管。

她的眼神突然变了。那种恐惧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极其决绝的东西。

她猛地吸了一口气,肩膀用力一沉,硬生生地从那两个武装人员的手里挣脱出一只胳膊。那两个武装人员愣了一下,还没来得及再次按住她。

萨米拉的手举过了头顶。她抓住了自己头上那块紧紧裹着的黑色头巾。在伊朗的街头,在巴斯基民兵的枪口下,这是一个极其致命的动作。

她用力一扯。黑色的布料从她的头发上滑落。长发散落下来,在夜风中飞舞。

周围的武装人员全部僵住了。连顶着我胸口的那个年轻人也露出了错愕的表情。他们没见过敢在枪口下摘头巾的女人。

趁着这零点几秒的停顿。萨米拉像一头豹子一样窜了出去。她撞开挡在前面的一个人,直直地冲到我面前。

她把那块带着她体温和汗水味道的黑头巾,死死地塞进我举在半空的手里。她的手指冰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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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围是刺耳的警报和武装人员反应过来后愤怒的咒骂声。她盯着我的眼睛,声音撕裂了夜空。

“走!上车!请不要忘了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