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第一章
凌晨三点，电话响了。
我睡得浅，人上了年纪都这样。摸到床头柜上的手机，屏幕亮得刺眼。是周大山儿子建军打来的。我心里咯噔一下。
“陈姨，”建军的声音有点急，“您现在能来医院一趟吗？我爸情况不太好。”
我手一抖，手机差点掉地上。看了眼身边，被窝是空的。这才想起来，大山昨晚说胸口闷，建军开车送他去急诊看看。走的时候他还朝我摆手：“没事儿，老毛病，开点药就回来。你早点睡。”
“我马上来。”我说。
挂了电话，我在床边坐了几秒。卧室里很静，能听见墙上挂钟的滴答声。这钟是二十年前大山从旧货市场淘来的，德国货，走时准。他说家里得有个响动，不然太冷清。
我穿上外套，手有点不听使唤，扣子扣了半天。从抽屉里拿出存折和医保卡，想了想，又放回去。最后只带了手机和钱包。
下楼时，楼道灯坏了。我扶着栏杆，一步一步往下走。腿有点软。
外面下着小雨，四月的天气还带着寒气。我站在路口打车，等了十分钟，没见着车影。手机显示凌晨三点二十。我给建军发微信：“打到车了，马上到。”
其实还没打到。
又过了五分钟，终于有辆出租车亮着“空车”灯过来。我坐进车里，报出医院名字。司机是个中年男人，从后视镜里看我一眼：“这么晚去医院，家里有人病了？”
“嗯。”我应了一声，不想多说。
车窗上雨丝斜斜地划过。路灯的光晕在湿漉漉的地面上晕开，一圈一圈的。我想起二十三年前，也是这样一个雨夜，我第一次去大山家。
那时我四十二，他四十五。我们都是二婚，经人介绍。介绍人是我表姐，她说：“周大山这人实在，在机械厂当技术员，前妻病逝三年了，有个儿子刚上大学。你呢，离了婚，带着女儿。都是过日子的人，见见吧。”
见面约在公园。我穿了一件浅灰色毛衣，他穿了件洗得发白的工作服。聊了些什么记不清了，只记得他说话慢，一句一句的，说完就看着我，等我说。不像我前夫，话又多又密，一句顶一句，吵了十几年，最后吵散了。
临走时，他递给我一个纸袋：“听说你喜欢吃核桃酥，路过老字号买的。”
纸袋还是温的。
后来就在一起了。没办酒，就两家人吃了顿饭。我带着女儿晓云搬进他那套六十平米的单位房。晓云那年十六，正叛逆，不叫他爸，也不叫叔，就“喂”来“喂”去。他儿子建军十九，住校，周末回来，话更少。
但日子就这么过下来了。一年，五年，十年。晓云上大学、工作、结婚。建军毕业、进国企、娶媳妇。我们俩都退了休，每天早上一起去菜市场，下午在小区里散步。他血压高，我得盯着他吃药。我腰不好，他学会了拔火罐。
“到了。”司机说。
我回过神来，付钱下车。医院急诊楼亮得晃眼，空气里有消毒水的味道。
建军在门口等我。他四十出头，个子像他爸，高高大大的，但脸绷得紧。
“陈姨，”他迎上来，“在抢救室。”
“怎么回事？”我加快脚步。
“说是心梗。送来的时候还好，后半夜突然就不行了。”
抢救室门口亮着红灯。建军的媳妇李娟也在，看见我，点了点头，没说话。她一向话少。
我们在长椅上坐下。建军双手交叉抵着额头，手肘撑在膝盖上。李娟盯着地面。我盯着抢救室那扇门。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走廊里偶尔有护士快步走过，胶鞋底摩擦地面的声音，嚓嚓嚓的。
我想起三年前，大山也住过一次院。胆囊炎，手术。那会儿我陪床，晚上睡在折叠椅上。他半夜醒了，看我蜷在椅子上，说：“你回家睡吧，这儿硬。”
我说：“你在这儿，我回家能睡着？”
他就笑，伸手握了握我的手。他手心很热。
灯灭了。
医生走出来，摘下口罩。我们三个都站起来。
“周大山家属？”
“我是他儿子。”建军说。
医生看了看我们：“很抱歉，我们尽力了。大面积心肌梗死，抢救无效。”
建军往后退了一步，靠在墙上。李娟捂住嘴。我没动，就站着，看着医生。
“进去看看吧。”医生说。
我第一个走进去。
大山躺在病床上，身上盖着白单子。脸上没什么痛苦的表情，就是睡着了的样子。只是脸色是灰的，嘴唇是紫的。
我走到床边，伸手摸了摸他的手。凉的。
建军也进来了，站在床尾。他盯着他爸，看了很久，然后转过身，肩膀开始抖。李娟扶住他。
我说：“建军，给你姐打电话。”
晓云在上海，嫁过去十年了。她随她爸，性子急，电话里一听就哭了，说马上买最早一班飞机回来。
后来就是办手续。死亡证明，太平间，殡仪馆。建军去办的，我没跟着。他让我回家休息。
“陈姨，您脸色不好，回去躺会儿。这儿有我。”
我点点头，打车回家。
天已经亮了。雨停了，地上湿漉漉的。小区里有人出来晨练，穿着运动服，甩着胳膊。一切都和昨天一样，只是大山不在了。
我打开门。屋里很静。沙发上还扔着他昨天看的报纸，老花镜放在茶几上。厨房里，他早晨喝水的杯子没洗，杯底有一点茶叶渣。
我换了鞋，走进卧室。床没铺，他那边的枕头还陷下去一块。我在床边坐下，坐了很久。
然后我开始收拾东西。
把他的衣服从衣柜里拿出来，一件一件叠好。衬衫，裤子，毛衣。大部分都旧了，领口磨得发白。有一件棕色夹克，穿了十几年，袖口脱线了，我说扔了吧，他舍不得，说还能穿。
都叠好，放进纸箱里。
收拾到书桌抽屉时，我停了一下。抽屉里很乱，各种杂物：螺丝刀、电池、过期药瓶、几本旧杂志。最底下有个铁盒子，生了锈。
我打开盒子。
里面是一些零碎东西：几张黑白照片，是他年轻时的，还有和前妻的结婚照；一本红色封皮的“先进工作者”证书；几枚褪色的奖章。最下面是一封信，信封已经发黄。
我没打开信。这是他的过去，我不该看。
我把盒子盖上，放回抽屉。
手机响了。是晓云。
“妈，我上飞机了，中午到。你……你还好吗？”
我说：“还好。”
“我爸他……走的时候痛苦吗？”
“医生说很快，没受罪。”
晓云在电话那头吸鼻子：“我该多回去看看他的。去年过年还说回去，孩子发烧，就没回……”
“不怪你。”我说。
挂了电话，我继续收拾。把他的刮胡刀、牙刷、毛巾都收起来。卫生间里，他的蓝色毛巾还搭在架子上，湿的。他昨晚洗脸时用的。
我拿下来，闻了闻。是舒肤佳香皂的味道，他用了二十年，没换过。
我把毛巾叠好，放进另一个箱子。
然后我坐在客厅沙发上，看着这两个纸箱。二十三年的日子，就这么点东西。
不，不止。
还有这套房子。虽然只有六十平，虽然旧，虽然墙皮都掉了。但这二十三年，我们在这儿过的。
还有退休工资卡，每个月五千多。他四千，我三千。加起来八千，够花了。我们还存了点钱，不多，十几万，说好了谁走在前面，这钱就给另一个养老。
还有那辆旧自行车，他骑了三十年，铃铛都不响了，但每天还骑着去买菜。
还有阳台上的花。他养的茉莉，年年开，满屋香。我得记得浇水。
我就这么坐着，坐到中午。晓云打电话说她下飞机了，直接去殡仪馆。
我换了身黑色衣服，也出门了。
外面出了太阳，地上水汽蒸腾，空气里一股湿热的土腥味。我慢慢地走，走到小区门口，打了辆车。
司机问去哪儿。
我说：“殡仪馆。”
第二章
殡仪馆里人不多。工作日，又不是过年过节的，走的人少。
建军已经在了，在跟工作人员说什么。李娟站在旁边，手里提着个塑料袋，里面装着矿泉水。
晓云还没到。
工作人员领我们去看厅。一个小厅，能坐三四十人。正前方挂着“沉痛悼念周大山同志”的黑布横幅，下面是遗像。照片是几年前拍的，在公园，我拍的。他穿着那件棕色夹克，笑得很拘谨。
“就这个厅吧，”建军说，“我爸不爱热闹，人少点好。”
我点点头。
“追悼会定在后天上午十点，”工作人员说，“骨灰盒选哪种？”
建军看我。我说：“你定吧。”
他选了一个中等价位的黑檀木盒子。付钱的时候，他从钱包里掏卡，我拦住他：“我来。”
“陈姨，不用……”
“我来。”我坚持。
二十三年来，我和大山在经济上分得清楚。他出房，我出生活费。后来退休了，工资放一起，但大钱还是各管各的。他住院那次，我要付医药费，他不让，说“我有医保，有儿子”。现在他走了，这最后一程，我想出。
建军没再争。
办完手续，我们坐在厅外的长椅上等晓云。李娟递给我一瓶水。我没喝，拿在手里。
“陈姨，”建军开口，声音有点哑，“您以后有什么打算？”
我转头看他。他眼睛红着，但表情很平静。
“什么打算？”
“房子……您还住那儿？”
“不然呢？”
他抿了抿嘴：“我的意思是，那房子是我爸单位分的，产权……可能有点复杂。”
我没说话，等他说完。
“我爸走得突然，没留下话。但按照法律，我是他儿子，有继承权。当然，您是他配偶，也有份。”他说得有点磕巴，“我的意思是，咱们可以商量。您要是愿意继续住，我没意见。就是……就是手续得办一下。”
我说：“建军，你爸刚走，现在说这个，早了点吧。”
他低下头：“是，是早了点。我就是先跟您通个气。”
李娟扯了扯他袖子。建军不说话了。
气氛有点僵。正好晓云到了，拖着行李箱，风风火火地进来。一看见我，就扑过来抱住我。
“妈——”
她哭了，我也哭了。母女俩抱着哭了一会儿。建军站在旁边，没过来。
等晓云平静些，我们进厅里，给大山烧了香，磕了头。遗像里的他看着我们，还是那样拘谨地笑着。
“我爸这辈子，太亏了。”晓云抹着眼泪，“苦了一辈子，还没享几年福……”
建军说：“享什么福？退休金就那么点，房子又小又旧。我早说换套新的，他舍不得。”
晓云瞪他：“你少说两句。”
建军不吭声了。
那天晚上，我和晓云回了家。建军和李娟回自己家，说第二天再来。
家里还是我走时的样子。两个纸箱堆在客厅中央。晓云看见了，问：“这是什么？”
“你爸的东西。”
晓云沉默了一会儿，说：“妈，你收拾得太快了。”
“早晚要收拾的。”
“可这也太快了，爸才走一天……”她声音又哽住了。
我拍拍她：“去做饭吧，我饿了。”
其实是晓云饿了。她一难过就想吃东西。我去厨房下了两碗面，煎了两个鸡蛋。我们坐在餐桌前吃，谁也没说话。
吃到一半，晓云说：“妈，你以后怎么办？”
又是这个问题。
“什么怎么办？就这么过。”
“一个人住？”
“不然呢？跟你去上海？”
“你可以来啊，”晓云放下筷子，“反正我现在房子也够住。你来帮我带带孩子，也热闹。”
“我不去。”我说，“我在这儿住惯了。”
“可这房子……”晓云迟疑了一下，“是周叔的吧？建军哥那边……”
“他有他的，我有我的。”我说，“我跟你周叔过了二十三年，合法夫妻。该我的，少不了。”
晓云看看我，没再说什么。
吃完饭，她洗碗。我去阳台给茉莉花浇水。花有点蔫，叶子耷拉着。我浇了水，又剪掉几片黄叶。
“这花爸养得真好，”晓云走过来，“每年都开。”
“嗯。”
“妈，”晓云靠在我旁边，“你说，爸有没有留下遗嘱？”
我一愣。
“应该没有吧，”我说，“他身体一直还行，没想到会这么突然。”
“那遗产怎么分？”
“你问这个干什么？”
“我这不是为你操心嘛，”晓云说，“你现在一个人，手里得有点钱。爸要是没遗嘱，按法律，你是配偶，建军是儿子，我算继女，可能也有份。但具体怎么分，得看……”
“晓云，”我打断她，“这事以后再说。”
她撇撇嘴，不说话了。
但我心里也打起了鼓。大山从没跟我提过遗嘱的事。他那人，心思细，但嘴笨。大事小事，都爱憋在心里。也许他写了，没告诉我？
不会，我想。我们之间没秘密。工资卡密码互相都知道，存折放哪儿也都清楚。他要是写了遗嘱，肯定会跟我说。
晚上，我躺在床上，睡不着。旁边是空的。二十三年，习惯了身边有个人，打呼噜，翻身，说梦话。现在突然没了，床显得特别大，特别空。
我爬起来，走到客厅。那两只纸箱还在那儿。我蹲下来，打开一只。里面是他的衣服。我拿出一件衬衫，抱在怀里。有他的味道，淡淡的烟味，香皂味。
手机震动了一下。建军发来的。
“陈姨，睡了吗？”
“没。”
“有件事，想跟您说。明天我去看您，当面说。”
“什么事？”
“明天吧。您早点休息。”
我盯着手机屏幕。建军很少主动找我，更少用这种语气。他有什么事，不能电话里说，非要当面？
第二天早上，我和晓云刚吃完早饭，建军就来了。一个人，没带李娟。
他提了一袋水果，放在桌上。坐下，搓了搓手。
“陈姨，姐。”
“吃过了吗？”我问。
“吃了。”他说，“那个……有件事，我得跟您说一下。”
我和晓云都看着他。
建军从随身带的公文包里掏出一个信封，递给我。
“这是什么？”
“您看看。”
我接过信封，打开。里面是一张银行转账凭证。转账人：周建军。收款人：陈玉华。金额：670,000.00。
六十七万。
我愣住了。晓云凑过来看，也倒吸一口气。
“建军，这是……”
“陈姨，”建军看着我，表情很认真，“这钱您收着。我爸走了，您一个人，手里得有点钱。这算是我的一点心意。”
“可这也太多了，”我说，“你哪来这么多钱？”
“我跟李娟凑的，还有我爸之前给我们的，我们没动，现在都给您。”他说，“您别推辞，这是我该做的。”
晓云眼睛亮了：“建军哥，你这……这也太够意思了。”
我没说话，看着那张凭证。数字很清晰，六个零。我一辈子没见过这么多钱。
“为什么是六十七万？”我问。
建军愣了一下：“凑了个整数。本来想给七十万，但手头暂时就这些。”
“你爸知道吗？”
“他不知道。这是我自己的决定。”
我把凭证放回信封，推还给他。
“这钱我不能要。”
建军和晓云都愣住了。
“陈姨……”
“妈！”
“你爸刚走，你就给我这么多钱，别人怎么看？”我说，“以为我图你爸什么。再说，我有退休金，有存款，够花了。你的钱，你自己留着。”
“陈姨，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知道你不是那个意思。”我说，“但钱，我真不能要。”
建军急了：“陈姨，您听我说。这钱您必须收。我爸要是知道，也会让您收的。您跟他过了二十三年，照顾他，伺候他，我们都看在眼里。这钱，是您应得的。”
晓云扯我袖子：“妈，建军哥一片心意，你就收下吧。你一个人，有点钱傍身，我也放心。”
我看看晓云，又看看建军。建军眼神很恳切，不像作假。
“这样吧，”我说，“钱你先拿回去。等后事办完，咱们再说。”
“陈姨……”
“就这么定了。”
建军没办法，只好收起信封。又坐了一会儿，他走了。
他走后，晓云就炸了。
“妈你是不是傻？六十七万啊！白给的！你干嘛不要？”
“无功不受禄。”
“什么功不功的？你是他继母，照顾了他爸二十三年，这钱就该拿！”
“你不懂。”我说。
“我有什么不懂的？”晓云坐到我旁边，“你就是想太多。建军哥主动给钱，说明他有良心。你要是不收，他反而觉得你见外。再说了，这钱你不拿，最后不还是进他口袋？与其那样，不如你拿着，还能改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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