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年后，同一套体制把他接回来，送上政协副主席的位子。
这个人叫陆定一，他的一生，是一部被历史反复折叠、又被强行展开的档案。
1906年，陆定一生在江苏无锡一个律师家庭。父亲是体面的法官，但他选了一条截然相反的路。
1922年，他进上海南洋大学念电机工程。学的是理工，心里装的却是革命。1925年，五卅运动在上海炸开，工人上街，学生上街，他也上街。那一年，他19岁，加入共青团，随即转入共产党，从此把自己交了出去。
1928年底，组织安排他去莫斯科，担任共青团驻少共国际代表。他在那里开会、汇报、讨论，一直待到1930年才回国。回来之后，他转入中央苏区，继续做团的宣传工作，主编《青年实话》，组织刻印，基层发放，那时候的条件谈不上好，印刷设备简陋，纸张也常常不够用，但材料还是一期一期出去了。
1934年10月，长征开始，他跟着走。
从19岁入党到抗战结束，他用了整整20年，把自己锻造成党内最核心的宣传操盘手之一。
1949年9月，陆定一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新中国还没正式宣告成立，他已经站到了台上。
1954年，他当选全国人大常委。1956年八大，当选中央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
但权力的聚拢，并不代表方向的稳固。1962年广州会议，周恩来、陈毅力主为知识分子摘掉"资产阶级"帽子，陆定一当场反对，坚持知识分子按阶级划分，这一立场得到毛泽东认可。他站在了那个时代思想激进化的一侧，却不知道激进的钟摆，迟早会荡回来砸中自己。
1966年5月8日，陆定一被软禁。那一天他还没意识到，接下来的日子会长达将近十三年。
几个月后，他被正式关押进秦城监狱。牢房门上挂着一块牌子，写着"68164"，拆开来看：68是入狱年份1968年，1是"特等犯人"，64是编号。一个曾经掌管全国笔杆子的人，在这里被压缩成了三个数字。
关押期间，他被完全隔绝，子女无法探视，外部消息断绝。专案组一次次找他，要他认罪，要他揭发别人。他拒绝了。一次，又一次，始终拒绝。认罪材料摆在他面前，他不签。牢里的日子怎么熬，外人难以细说，但有一件事是清楚的：他没有崩。
1975年，大地有了一点松动的迹象。邓小平复出主持工作，中央开始落实政策，释放一批被关押的高级干部。这股风也吹到了陆定一面前，但以一种相当奇异的方式落地。
换句话说，他们一边把帽子扣死，一边开门放人。
他那首出狱后写的诗，把这段岁月说得最透彻："出入几生死，往事泣鬼神。"
1978年，党内平反冤案的大幕开启，胡耀邦在中央组织部力推纠正历史错案，陆定一的儿子陆德找到《人民日报》副总编秦川，递上一封申诉信，题目写着《申诉父母冤情和请求两位老人出狱》。那时候，陆定一的全家——他本人、长子陆德、妻子严慰冰及其多名家属，加起来的总刑期达到56年。
风向已经变了，问题是变得够不够快。
1979年6月8日，中共中央正式为陆定一平反，恢复党籍，恢复名誉。他出狱那天，已经73岁，身患多种疾病，直接住进了301医院。
一个月后，全国政协五届二次会议上，他被增选为副主席。同年9月，在十一届四中全会上，他被补选为中央委员。从永久开除党籍，到政协副主席，中间隔了不到四年。历史的弹性，有时候让人看不懂，有时候又让人屏住呼吸。
1980年3月，他出任中央宣传部顾问，重新介入宣传工作的指导。1983年，政协六届一次会议，再次当选副主席。
他还在十二大、十三大上当选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一直参加会议，审议提案，发表意见。
与政治上的复出相比，有一件事他等得更久，也更不是靠权力能解决的。
1934年10月长征开始前，他的妻子唐义贞怀着孩子留守苏区，无法随队出发。那个孩子后来被托付给江西长汀圭田乡的一户普通人家抚养，取名叶萍。唐义贞本人，在1935年1月的一次突围战斗中被俘，当月底牺牲，年仅25岁。此后五十多年，陆定一与女儿音讯全无，对方甚至不知道自己的生父是谁。
1987年，一封信辗转送到了陆定一手里，信中说，有人可能找到了那个失散多年的女儿。他按照信上的地址，前往指定地点，见到了一位中年女性。两人坐下来，一句一句核对：分离那年是哪一年？在哪里托付的？当时有什么凭据？每一个细节都对上了，他确认，这就是叶萍。分离了53年的父女，在一间屋子里重新坐到一起。
1996年5月9日，陆定一在北京病逝，享年90岁。他临终只留下两句话，没有什么豪言，也没有托付权位，只说："要让孩子上学，要让人民讲话。"
这两句话，轻，也重。说轻，是因为它们朴素得像常识。说重，是因为说这话的人，亲历过一个时代怎样把常识变成禁区，又怎样一点一点把它捡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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