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4年，上海的长三堂子里，老鸨等这一天等了快两年了。
14岁的董竹君来了初潮，这意味着她的“初次”拍卖，马上就要被提上日程。
董竹君12岁那年被父母以300块大洋抵押进来做清倌人，名义上卖艺不卖身，可老鸨心里打的什么算盘，她自己一清二楚。
那些商贾政客围着她转，出的价一个比一个高。
她知道，一旦那道线被突破，这辈子就彻底烂在这里了。
可谁也没想到，就在这个节骨眼上，青楼里来了一批不一样的客人。
那几个人三五成群，聚在角落里压低声音说话，不像是来寻欢作乐的。
董竹君细细观察，发现这些人眼神锐利，气质跟那些纨绔子弟截然不同。
其中有个四川人，叫夏之时，早年留日，追随孙中山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后当过四川军政府副都督。
那时候袁世凯正悬赏缉拿反袁人士，夏之时借青楼做掩护，跟革命同志秘密议事。
两个人就这么认识了。
夏之时想用重金替董竹君赎身，老鸨开口就是三万。
换作普通女孩，这时候早该千恩万谢了。
董竹君没答应。她心里清楚：用钱买来的自由，算什么自由？将来若有什么争执，对方随时可以甩出一句“你是我买来的”，那这辈子永远抬不起头。
她反过来向夏之时提了三个条件：必须明媒正娶，不做小；结婚后送她去日本留学；回国后组建平等的新式家庭。
夏之时全都答应了。
于是董竹君自己想办法逃。
她平日里省下赏钱换成碎银，一点一点买通了厨房的人，拿到了后门的钥匙。
一个月黑风高的夜里，她趁乱翻墙，抱着一双绣花鞋跑到码头，钻进一辆黄包车，消失在夜色里。
两人随后在上海公共租界的日本旅馆松田洋行完婚，婚礼简单得很，可在董竹君心里，那是她第一次真正掌握了自己的命运。
因为袁世凯悬赏缉拿，夏之时很快东渡日本。
董竹君跟着去了，进入东京御茶之水女子高等师范学校读书，1917年完成学业回国。那段留学经历对她影响极深，西方的管理理念和社会思想，在她脑子里扎了根，这些东西后来全都用上了。
回国后，董竹君跟着夏之时去了四川合江县的老家。
封建大家族，规矩多，婆婆和亲戚们起初对她的出身颇有微词。
董竹君没抱怨，踏踏实实操持家务，陪着夏之时熬过了政治低谷期。
1919年，夏之时在四川派系之争中站错了队，被解除了军权。
没了位置的他开始抽大烟、赌博，脾气越来越暴躁，对董竹君和女儿的态度也一天比一天差。
董竹君没有躺平。
1923年前后，她在成都东胜街创办了富祥女子织袜厂，招收女工，那是成都头一家女子织袜厂。
1926年，她又在桂花巷创办飞鹰黄包车公司，车租定得低，车夫生病受伤公司负担医药费，生意做得有声有色。
两家工厂都在1929年因四川局势混乱、币值暴跌而被迫关停，可这段经历让董竹君摸清了经营的门道。
也是1929年，董竹君向夏之时提出离婚。
夏之时冷笑着说：“你带着四个女儿，要是在上海没饿死，我就用手掌给你煎鱼吃。”
董竹君净身出户，带着四个女儿和年迈的父母离开了四川。
到上海时，口袋里只剩下借来的几块大洋。
典当、举债、办厂，纱管厂在1932年的淞沪战火中被炸毁，她还因参加抗日宣传活动被法租界捕房关了四个月。
等到1934年正式办完离婚手续，董竹君已经在上海摔打了整整五年。
1935年3月15日，靠着四川军火采购员李嵩高资助的2000块钱，董竹君在上海法租界华格臬路开出了锦江川菜馆。
厨房装上玻璃隔断，让客人看清楚每一道工序；服务员统一服装，要求态度温和有礼；利润拿出一部分给干满三年的员工分红。
这些在当时都是破天荒的做法。
开业没多久，锦江川菜馆就座无虚席。
青帮大佬杜月笙是常客，卓别林到访上海时也专程来品尝招牌香酥鸭。
有一次杜月笙没订到座位，气得拍桌子叫人把老板请出来，可等见到董竹君，也只能客客气气。
1936年1月，她又开出锦江茶室，率先公开招聘女服务员，轰动整个上海滩。
从14岁那个夜里翻墙逃出青楼，到一手撑起上海滩最有名的餐馆，董竹君用了二十多年。这条路，没有人替她走。
对此你们有什么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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