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九年一月七日清晨六时三十三分，八十七岁的日本昭和天皇裕仁在东京吹上御所死亡。日本政府随即宣布于次月举行极高规格的国葬，并向全球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发出了官方吊唁邀请函。收到这封带有日本皇室纹章请柬的国家中，包括了中国。把战争强加给邻国的元凶死了，其所在国的政府却给曾经的受害国发来请柬，要求对方派代表出席葬礼。
裕仁是日本第一百二十四代天皇，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的最高国家元首与军队最高统帅。从一九二六年继位改元“昭和”开始，日本的军事扩张路线便与他的统治完全重合。
一九三一年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占领中国东北，一九三七年挑起全面侵华战争，直至一九四十一年偷袭珍珠港引发太平洋战争，这一系列重大的军事行动指令，均由裕仁亲自审阅并盖章批准。在长达十四年的时间里，日本军队在中国领土上制造了诸多惨案，导致数千万中国军民伤亡。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面对同盟国的军事打击，裕仁通过广播宣读了接受波茨坦公告的停战诏书，日本投降。按照常规的战后清算逻辑，作为最高决策者，裕仁理应接受审判。但在同年的九月，驻日盟军最高司令麦克阿瑟与裕仁进行了一次秘密会面。
出于冷战初期的地缘政治考量，美国政府需要利用天皇在日本国民心中的影响力来维持社会稳定，进而将其打造成对抗苏联的远东基地。最终，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免除了裕仁的战争责任起诉。东条英机等战犯被处死，而真正签署开战诏书的裕仁却得以保留皇位。
在战后的四十多年里，裕仁以国家象征的身份继续活动。直到一九八七年，他被确诊为十二指肠癌。一九八八年九月，裕仁大量吐血，病情彻底恶化。
在随后的一百一十一天里，日本医疗团队为了维持他的生命，累计为他输入了超过三万毫升的血液。一九八九年一月，裕仁的器官全面衰竭并最终死亡。
裕仁死亡当天，日本社会迅速进入了一种官方提倡的“自肃”状态，各类娱乐活动被大面积叫停，街道上的霓虹灯也被关闭。
日本政府决定在二月二十四日于东京新宿御苑为裕仁举行名为“大丧之礼”的国葬。当时的日本内阁试图利用这场葬礼开展“吊唁外交”，借各国政要齐聚东京的机会，提升日本的国际地位，同时模糊处理昭和时代的战争历史。
一九八九年二月，就在各国使团准备赴日的前夕，时任日本首相竹下登在国会答辩时，面对议员关于二战性质的质询，公然宣称当年的战争是否属于侵略行为，应当交由后世的历史学家去评判。这种推脱战争责任的言论，迅速在亚洲多个受害国引发了强烈的政治反弹。
中国政府原本已经收到了日方递交的葬礼邀请函，面对日本内阁首脑在历史问题上的倒退表态，中国外交部作出了直接的回应。中方指出，日本必须正视那段给中国及亚洲其他国家带来深重灾难的历史，这是中国考虑是否派代表出席葬礼的前提。中国官方将这一核心立场浓缩为四个字——“正视历史”。
这四个字切断了日本政府试图用含糊外交辞令蒙混过关的退路。中国的外交底线非常清晰：如果不承认侵略历史，中国就不会派代表出席。这一举动给日本内阁造成了极大的外交压力。
如果在此时因历史定性问题导致中国抵制葬礼，日本政府的吊唁外交将面临严重的挫败。迫于交涉压力，竹下登被迫在公开场合调整口径，明确表示日本政府坚守《中日联合声明》中的原则，承认过去的战争给周边国家造成了重大损害，并对此表示反省与遗憾。
在日本政府作出上述表态后，中国决定派遣时任外交部长钱其琛作为特使前往东京。二月二十四日，裕仁的葬礼在新宿御苑举行，现场安保动用了三万多名警力。在吊唁环节中，中国特使按照标准的外交礼节走到灵柩前，完成了基本的流程，没有任何多余的动作。
事实上，中国代表团此次赴日，除了处理对日外交，还完成了一项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双边接触。就在葬礼举行的前一天，钱其琛在东京的帝国酒店，与同样受邀参加葬礼的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哈托举行了正式会晤。
中国与印尼的外交关系自一九六七年中断以来，已经冻结了二十二年。裕仁的葬礼意外地提供了一个中立的多边场合。在这次会晤中，中印两国代表绕开了地缘政治摩擦，确认了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恢复外交关系的共识。这次面谈打破了两国长达二十多年的外交僵局，为一年后两国正式复交铺平了道路。中国外交代表在处理历史遗留问题的同时，在对方的首都完成了一次突破性的外交破冰。
葬礼结束后的数年里，日本国内关于历史定性的争议并未停止，部分日本政客依然在教科书审查和参拜靖国神社等问题上动作频频。一九八九年的交锋，只是长期博弈中的一个节点。
如果一个国家的首脑发动战争导致邻国千万民众伤亡，几十年后他的后代大办丧事并向邻国递去请柬，那些在邮寄名单上签字的官员，真的觉得一纸空泛的遗憾就能结清过去的血债吗？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