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美国亚利桑那州、新墨西哥州、加利福尼亚州等地的岩壁上，发现了疑似中国商朝时期的甲骨文字。
《每日邮报》以“是中国发现了美洲？古代中国人刻在岩石上的文字可能证明亚洲人3300年前生活在新大陆”为题进行了报道。
这条新闻被不断翻炒，每隔几年就重新出现一次，每次都能收割一轮流量。
而康涅狄格州一位印第安女酋长朱蒂·贝莉尔公开宣布自己是华人后裔，据她说是祖母亲口告诉她的，更让这件事蒙上了一层传奇色彩。
一处岩刻，一句口传，几经转述之后，似乎“殷人东渡美洲”就从猜想变成了铁证。
一、谁发现了这些“甲骨文”？
提出这一发现的，是美国伊利诺伊州一位名叫约翰·罗斯坎普（John Ruskamp）的人。
他的本职是化学家，业余从事铭文研究，并非考古学专业出身。
据他声称，他在新墨西哥州、亚利桑那州、加利福尼亚州、俄克拉荷马州等地的岩壁上，共发现了84处疑似中国古代象形文字的遗址，年代可追溯到公元前1300年左右，比哥伦布抵达美洲早了约2800年。
这些图案中，有的被他解读为“献犬”场景，认为与商代祭祀习俗吻合；有的则被释读为“五”“船”“象”等汉字。
罗斯坎普的判断依据，主要是这些岩刻的“字形”与中国甲骨文相似。
比如刻痕的走刀方式、线条的粗细变化，以及某些图案的轮廓——他认为这些跟甲骨文中的“马”字、“雨”字有几分相像。
此外，刻字的排列方向也引起了他的注意：有些文字是从右向左排列的，跟中国古代的书写习惯一致。
他还强调，这些刻痕看上去很陈旧，不像近代伪造。
然而，仅凭这些相似性就判定它们是商朝甲骨文，问题不少。
首先，罗斯坎普本人没有接受过系统的古文字学训练，他对符号的释读带有很大的主观性。
考古学界的同行评审机制，恰恰就是为了过滤这类“个人判断”，而他的相关论文，至今没有在主流考古学期刊上获得广泛认可。
不过，有人认为仅凭此就断定，这个壁画上的文字是中国文字是不靠谱的。
从历史时期上看，并没有可靠的记载。这类研究的核心问题在于“没有足够证据”支撑如此宏大的结论。
更关键的一点是，岩刻的年代测定本身就是个难题。
岩石表面的刻痕不像有机物那样可以直接用碳十四测年，通常只能通过刻痕的风化程度、附着的地衣苔藓、以及与其他已知年代遗迹的叠压关系来间接推断。
罗斯坎普的判断更多依赖的是对文字风格的断代，而这一点恰恰是最不可靠的。
因为相似不等于同源，世界上很多古老文明的早期文字都有象形阶段，单凭形状相似就建立跨大洋的文化传播链条，在学术上是站不住脚的。
二、朱蒂·贝莉尔的口述
康涅狄格州印第安酋长朱蒂·贝莉尔的故事是这件事中最动人的一环。
1983年，时任北大教授的邹衡赴美讲学，这位女酋长专门找到他，说印第安人是殷商后裔，自己的祖母曾亲口告诉她，她们来自中国。
此后，朱蒂·贝莉尔多次公开宣称这一身份，并表示“白人和我们有血海深仇”。
一个印第安酋长主动认祖归宗，本身就极具话题。
但如果我们把这件事放在北美印第安人的近代史中来看，可能会产生不同的理解。
几个世纪以来，印第安人在殖民扩张中经历了土地被夺、文化被毁、人口锐减的遭遇。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寻找一个与白人殖民者“无关”的、甚至更为古老的文明源头，某种程度上是一种身份重建的努力。
“我们来自中国”这个说法，与其说是一个需要被证实的考古学命题，不如说是一个族群在面对文化断裂时，试图重新定义自己从哪里来的尝试。
朱蒂·贝莉尔所说的“祖母亲口告诉她”，属于口述传统的一部分。
这种口述对于一个族群内部的身份认同来说意义重大，但它本身不能作为科学证据来使用。两者并不矛盾，只是不在同一个讨论层面。
值得注意的是，关于印第安人的起源，基因学研究已经有了比较清晰的方向。
2014年的DNA研究显示，美洲克洛维斯文化时期婴儿遗骸的基因，更接近于西伯利亚发现的古代人种基因。
也就是说，印第安人的祖先确实来自亚洲这一点与“亚洲起源说”是一致的。
但他们跨越白令海峡的时间大约在一万五千年前，远早于商朝存在的公元前一千多年。
那个时代根本没有文字，更谈不上甲骨文。
换句话说，“印第安人祖先来自亚洲”和“印第安人是三千年前殷商后裔”，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问题，不能混为一谈。
三、为什么这个故事反复出现？
如果从2015年《每日邮报》首次报道算起，这则“美洲发现甲骨文”的新闻已经反复出现了将近十年。
每隔一两年，它就会换一个标题重新回到公众视野，2025年尤其密集，各种自媒体账号纷纷跟进，有的配上《山海经》的解读，有的扯上DNA证据，有的甚至直接说“历史将要改写”。
但仔细看内容，翻来覆去就是那几张图、那几句话、那84处遗址。没有新的考古发现，没有新的学术论文，没有新的专家背书。
这件事的持续发酵，背后至少有几层原因。
其一，它符合一种集体心理需求。
“殷人东渡美洲”的说法并非罗斯坎普首创，早在1939年就有中国学者陈志良提出过这个猜想，后来卫聚贤、房仲甫等人也从不同角度做过探讨。
这个猜想之所以有市场，很大程度是因为它提供了一种心理补偿——如果能够证明中国人比哥伦布更早到达美洲，甚至印第安人本身就是殷商后裔，那么中国文明的影响力就远远超出了我们习惯认知的边界。
这种心态其实不难理解：当一个文明在近代经历了挫折，回到历史中去寻找曾经的辉煌，是很自然的反应。但这种心理需求，有时会让人们降低对证据的要求。
其二，媒体的传播逻辑放大了这件事的“可信度”。
《每日邮报》作为一家以耸动标题著称的英国小报，最初选择报道罗斯坎普的“发现”，本身就带有明显的流量导向。
而当这则新闻被翻译、搬运到中文互联网后，经过一轮又一轮的加工，最初的“疑似”“可能”“据称”等限定词往往被有意无意地省略，变成了斩钉截铁的“发现”“证实”“震惊”。
读者看到的是“美国山崖发现甲骨文”，却很少有机会了解“发现者不是考古学家”以及“主流学界并不认可”这些关键信息。
其三，这件事还掺杂了对《山海经》的现代解读。
很多报道在提及美洲甲骨文时，都会顺带说“证实了《山海经》的地理描述是正确的”，甚至声称《东山经》描述的就是北美到南美的地理山水。
这种说法最早来自美国学者亨利艾特·默兹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著作，她按照《山海经》中的方向和距离，在美洲大陆上“按图索骥”，认为多处地形能够对应。
但这套解读的问题在于：先预设结论，再在庞大的地理信息中挑选“能对上”的部分，而忽略大量对不上的部分，这种方法本身就不是严谨的学术研究。
更何况，《山海经》本身就是一部掺杂神话、博物、地理的混合文本，拿它当精确的地图来用，从一开始就错了。
四、没有被回答的问题
如果我们把罗斯坎普的“发现”暂时搁置，把朱蒂·贝莉尔的口述也放到一边，其实还有一系列真正关键的问题没有人回答。
假如三千多年前真有中国人跨越太平洋到达了美洲，不管是商朝军队也好、逃亡的殷商遗民也好。
三千年前的航海技术，不可能支撑一支船队横渡太平洋。
有人认为可以通过白令海峡进入，就算他们到了美洲，也不太可能只在岩壁上留下几十处“文字”，却没有留下任何其他类型的遗迹。
一个能够留下文字的人群，一定是一个有组织、有文化的群体，他们在美洲生活过，就一定会留下生活过的痕迹。
如果只有岩刻上的几个符号，而没有其他考古遗存，那这些符号更可能是巧合或者伪造。
这些问题，目前没有任何一个得到了回答。
还有一个细节值得注意：罗斯坎普发现的那些“甲骨文”，零散地分布在美国西部多个州，彼此之间相隔数百甚至上千公里，而且往往出现在当地原住民的岩画遗迹附近。
他认为这是“古代中国探险者与美洲土著人‘挥笔同书’的结果”。
但这个解释本身就暴露了问题，如果是同一批人留下的，应该不会散布得这么广。
如果是多次、多批人留下的，为什么其他证据一概缺失？相比之下，一个更简单也更合理的解释是：这些符号本身就是当地原住民岩画传统的一部分，只是恰好有些图案跟甲骨文中的某些字形相似。
美洲原住民的岩画传统历史悠久，包含大量几何符号和象形图案，其中有几个看起来像汉字，在统计学上并不奇怪。
五、刻在石头上的，未必是真相
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一项经过同行评审的主流考古学研究，能够确凿地证明美洲这些岩刻就是商朝甲骨文。
罗斯坎普的说法，更像是一个业余爱好者的个人观点，而不是学术界的共识。北大、剑桥等机构的学者都对此持否定或高度保留的态度。
朱蒂·贝莉尔的口述，反映了一个族群对自身历史的记忆和认同，这种记忆本身值得尊重，但它属于身份政治和文化认同的范畴，不能直接等同于考古学事实。
至于那些反复翻炒这件事的报道和自媒体文章，大多只是在消费公众对“改写历史”的好奇心。
把“疑似”说成“发现”，把“可能”说成“证实”，把一个人的观点包装成全世界的共识，这样的故事当然精彩，但精彩和真实之间，有时候隔着很远。
历史研究有一条基本的原则：在没有确凿证据之前，保持怀疑比急着下结论更重要。
殷人是否到过美洲，目前既无法证实，也无法彻底证伪。
但判断一件事“可能发生过”和证明它“确实发生过”，是两回事。前者是猜想，后者才是历史。
在没有新的、经得起检验的证据出现之前，那些刻在美国山崖上的符号，恐怕更适合当作一个引人遐想的谜，而不是一份能够改写世界历史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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