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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北京君和创新公益基金会、中国科学院大学校友会联合主办，主题为“和而不同，思想无界”的CC讲坛第71期演讲2026年4月12日在中国科学院大学（北京玉泉路校区）礼堂举行。来自幸福书院信息技术工程师吴昊楠出席，并以《一个“满分”少年的崩塌与重建》为题发表演讲。
演讲实录：
大家下午好，我叫吴昊楠，来自幸福书院，今年22岁，现在是幸福书院的信息技术工程师。当年，我也曾是一个躺平了三年的高中男孩。如果把时间往回拨七八年，我可能还坐在上海一所重点初中的教室里，是一名三好学生，奖项一堆，成绩名列前茅，每天除了学习就还是学习。
今天我想从一张纸条开始说起。每个周五下午，老师都会发一张小纸条，我们戏称它为“工资条”。上面印着你的每一科成绩、班级排名、年级排名。这张纸条，决定了我周末家里的空气氛围，因为我的父母比我更关注纸条上的数字，那是他们衡量我是否努力的唯一标准。
初三的时候，我们还有另外一张纸条，是空白的。老师让我们在全班同学中挑一个人，把名字写在纸条上，作为竞争对手，然后贴到黑板上去。虽然纸条上只写了一个人的名字，但我们每个人都心知肚明——全班同学都是你的竞争对手。四年初中读下来，我的朋友一共只有两三个人。
今天，我想带大家走进一个满分少年的崩塌与重建。
把时间推回到小学，游泳、小号、围棋、画画，这些都不是因为我真的感兴趣，而是为了让小升初的简历上多一条奖项。我妈妈的逻辑非常清楚：你多拿一个奖，就能进更好的初中。当然，这些爱好后来全部丢掉了，唯一一个留下来的爱好是摄影，没有人逼我学，这也成了我现在工作的一部分。
我妈妈对我的学习和生活管控到了极致。我不需要知道今天吃什么，不需要叠被子，不需要洗衣服，每天只需要坐在书桌前学习就可以了。我爸爸被彻底边缘化，他们连出门买个菜，都要不停打电话问我妈买多少、怎么买，我妈最后总会说：“你还不如让我自己去买。”三个人看似在一个屋檐下，其实每个人都是一座孤岛。
初二期末考试前，我因为阑尾炎拖延成阑尾穿孔，紧急住院手术，不是微创，肚子上留下了一条8厘米的伤疤，现在还在。住院第三天，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补习班，我手上还打着留置针，伤口还在疼，就请假出院去上课了。当时我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妥，因为我以为每个人都是这么过来的。直到来到书院分享这段经历，大家都觉得不可思议，我才恍然大悟：原来这是不正常的。
中考结束，我和理想的高中以0.5分之差失之交臂。以前我的逻辑是：只要我努力学习，就一定能学好。但这一次，我把所有力气都用完了，还是差了一口气。逻辑链断了，人就崩了。我至今还记得查分那天，分数显示在电脑屏幕上，我和妈妈僵在原地的场景。
到了高一，要选择高考小三门，在父母的重重压力下，我被迫把生物换成了地理，内耗了一个学期，最后身体替我做出了选择——我抑郁了，然后在家躺了三年。
三年是什么概念？房门从打开变成关上，从关上变成反锁。一开始我还能出门和父母在餐厅一起吃饭，后来连门都不愿意出，每天缩在房间里，研究自己唯一感兴趣的计算机技术。
很多人问我：你在家躺三年，是不是不想好，就愿意这么躺下去？其实根本不是。没有一个孩子希望自己不好，尤其是我这样被卷出来的孩子，更见不得自己烂在家里，看着同龄人都在往前跑。我比谁都希望能站起来，可我发现自己做不到。
三年里，我试过两次复学。
第一次复学前一周，我就跟妈妈说我不想去了，把自己锁在房间里整整一周，直到开学那天过去，才肯走出房间。因为我知道，只要那天过去，他们就该死心了。
第二次复学，我真的去了。可从踏出房门到傍晚回家，我的冷汗就没停过。每走一步都在想：又要在同学面前介绍自己，课本好陌生，跟不上怎么办？站在台上做自我介绍时，我紧张到差点两眼发黑。晚上回到家，我闷在被子里狠狠哭了一顿，哭到吐，然后抬头对爸妈说：“我就是个废物，你们不要管我了。”
我不恨自己成绩差，我恨的是发现自己真的起不来了。一个从小被灌输要强的孩子，却只能躺在家里什么都干不了，那种自我厌恶极其消耗人。妈妈也在我面前哭过，说她很崩溃。你们猜我是什么反应？我说好烦。我不是不在乎她，事实上我太在乎了，我恨不得她再拉我一把，可她不仅拉不动我，还在我面前展露脆弱，我觉得人生无望，我还能指望谁？
这就是十几年内卷的最终成果：一个打着点滴也要去上补习班的好学生，最后变成了一个觉得自己是废物的年轻人。
为了救我，父母找到了幸福书院。第一次来，书院老师就跟他们说：“你只有放下学业，你们家的孩子才能好。”我妈一听就急了：那怎么行？放下学业，他的未来在哪里？所以第一年，我们没有留在书院。
又兜兜转转一年，我还是没有好。他们再回到书院时，发现一年前那些孩子，已经开始正常生活、回归学校、回归社会。他们突然明白：放下学业并不是放弃学业。书院里有个比喻很精准：一家三口就像鱼缸里的三条鱼，小鱼生病了，不能只盯着鱼治，得先换水——这水，就是家庭环境。
于是我妈妈开始努力改变。最明显的是，她不再盯着我了。以前，为了知道我几点做什么，她睡在客厅沙发上，只为听我屋里的动静。现在，她搬回了卧室，不再每天盯着我的一举一动，也不再绞尽脑汁刻意夸奖我。以前我出门拿个快递，她都恨不得给我发一张奖状，我当时就想：我是个废物吗？拿个快递也要被颁奖？
她和爸爸真的像学生一样，每天守在电脑前准时上课、做笔记、写日课。他们开始找回自己，会一起出门逛街、买好吃的，家里有了欢声笑语。爸爸也不再是被边缘化、什么都不敢说的角色，开始勇敢表达自己。妈妈的改变，不是一点点，而是整个人的状态都变了。
我虽然躺在房间里，但家里的变化我一清二楚。在那之前，他们连大扫除、扫地拖地都不敢弄出一点动静，生怕影响我；可我要是出门洗个澡，他们又会高兴好一阵子。现在，他们把我的一切都当成平常事：我出来吃饭很正常，不出来吃饭也没关系，他们把我当成一个正常人，我做什么都很正常。
这份改变，让我觉得抑郁也许不是绝症，好像还有希望。家庭氛围的变好，不是谁刻意做了什么，反而是所有人少了很多刻意，家里才变得轻松，我也不再那么躲着父母了。后来，妈妈又跟我吵了一次很凶的架，她在我面前哭的时候，我没有那么烦了。因为我发现，她这次不只是宣泄情绪，更是在说出心里话。从这次冲突开始，我看到妈妈真的有力量了，心里萌生出一点希望：也许她真的能拉我一把了。
就是这一点点希望，让我最终走出房门、走出家门，走进了书院。
第一次来书院，我是帮着装监控的，房间安排在办公室隔壁，墙不太隔音。有件事让我特别困惑：为什么老师们办公时总是欢声笑语？在我的印象里，上班应该是很苦的事，他们怎么能这么开心？这让我好奇：也许活着可以是另外一个样子。
装监控时，我出了一套方案，要求所有人必须听我的。有老师提不同意见，我把他骂了一顿。但骂完之后，没有人跟我理论，也没有人指责我，老师们平和地和我讨论，最后采纳了我的意见。你骂人没人骂回来，你不讲道理也没人非要跟你讲道理，这份包容让我好奇，也让我最终选择留在书院。
留下来后，我慢慢负责书院的技术和直播。第一次直播就出了意外：相机死活连不上电脑，换一套设备也不行。老师们说：没关系，我们可以用手机直播。我一下子就炸了：这怎么能接受？我脑子里的画面必须是完美、专业的，手机怎么行？我气愤地收起设备，往地上一扔，背上包摔门走了。
骑出一段路，我隐隐觉得自己不对，又骑了回来。打开办公室门，老师们已经热火朝天地架起手机、调试设备。我出去时没人追，回来时没人批评，他们很自然地在干活。我在门口站了一会儿，走过去说：设备应该这样架，灯光调一下。
回头看我才明白：在学校里，题目只有对和错，唯一目的就是做对。十几年的习惯把我变成了完美主义者，做任何事之前，都要把所有可能出错的情况想一遍，然后得出结论：太难了，我不做了。就像开车从上海去杭州，出发前先想没油怎么办、抛锚怎么办、撞车怎么办，最后说：太复杂了，我不去了。
书院里有句话让我印象很深：我们做事情的第一目的，不应该是把事做成，而是在做事中拓宽自己的自由度，把事做成是第二目的。
直播这件事让我明白：就算不完美，也可以把事情做好。老师们那种“怎么着都行”的自在生命状态，再一次吸引了我。而且那次手机直播，效果也很精彩，观众也很多。我开始懂得：只要有接受一切不确定性的心性，第二目的也能完成得很好。
在那之前，我只从只言片语里听过“觉生活”三个字，通过这件事，我对这三个字有了最初的概念。
老师们的自在，是在一件又一件事里磨出来的，磨我的小事也有很多，我就说一件——洗碗。
来书院之前，我从来没洗过一个碗，妈妈说厨房脏，不让我进去。但书院里所有人都是自己洗自己的碗。一开始，我吃完饭擦完嘴，把碗往桌上一放就走。后来在老师们不断提醒下，我终于试着把碗端到厨房，但因为嫌脏，我大步跨进去，把碗往盘上一扔就赶紧跑。再后来，我把碗放到水池边，却从来没放进过水池。
有一次老师们集体出差，临走前交代所有人：这几天不许帮浩南洗碗。等老师们回来，水池边整整齐齐摞着一堆我没洗的碗，我一个都没洗。借着这次机会，老师们组织了一场“洗碗行动”，两个同龄人把我架到水池前，一位老师手把手教我怎么洗盘子、洗碟子。我妈在旁边急得抓耳挠腮，想上来帮忙，被另一位老师一把拉开。
从我来到书院，到洗第一个碗，用了整整三个月。借事修心，事无大小。通过洗碗，我学会的不只是一项技能，更重要的是：学会坦诚表达自己不会、做不好的事，减少对做事的分别心。
以前我把事情分得很清：这是我擅长的、我喜欢的，我就做；那是我不擅长、不喜欢的，我就不做。现在我明白：做所有事的第一目的，都是心性成长、提升自由度，而不只是事情本身。
就是在这一件件小事里，我的心慢慢打开了，我开始发现：原来我也行。
去年下半年，妈妈生病住院，洗澡时滑了一跤，肩膀摔坏了。角色一下子反转：以前是妈妈照顾我的一切，现在轮到我照顾她。我给她洗头、做饭、做康复训练。
给妈妈洗头最难的是：只要我一走神，水就浇到她脸上。这是我第一次体会到什么叫“用心做事”——不是大道理，而是心不在的那一刻，手上的事就会出错。
给妈妈做康复训练时，她很疼，我脱口而出：“这是为了你好。”这句话我太熟悉了，从小到大，她逼我学习时说的就是这句话。但这一次不一样，说完我就用心去感受：她是真的疼到极限，还是只想偷懒？这不是选择题，没有标准答案，只能用心去看她的表情、呼吸、肌肉的紧绷程度。
我以前是个很理性、讲逻辑的人，觉得“心”这个东西太虚了。就在日复一日给妈妈做康复的过程中，我明白：用心不是概念，而是你能不能感受到面前这个人真正需要什么。
那一个多月里，我还要负责全家的饭菜。第一次炖鸽子汤，用高压锅煮了几个小时，鸽子还是啃不动；第一次煎小黄鱼，在厨房里手忙脚乱一个多小时。但正是这些狼狈的时刻，我发现：以前我觉得自己是废物，其实我什么都能学，只是之前从来不敢尝试。
前年年末，我用自己攒的工资给爸爸买了一部手机，作为生日礼物。他的手机用了好几年，自己不舍得换。送礼物那天，妈妈给我们拍了张照，一切都很自然，我们都笑得出来。
以前我和爸爸相处特别尴尬，他很少亲近我，我们之间永远隔着一米的距离。现在我们三个人偶尔还是会拌嘴、吵架，但吵完很快就化解，不会像以前那样冷战好几天。我们现在分居三个地方，人不在一起，心却再也没有分开过。
回头看，我看到两条截然不同的人生逻辑。
第一条，是我从小被灌输的：好成绩→好大学→好工作→赚到钱→人生幸福。这条逻辑在30年前也许行得通。我妈妈是70后，来自小县城，靠勤学苦读来到上海，遇到同样211名校毕业的爸爸，在上海扎根生下我。她信这条路信了一辈子。
但现在，这条逻辑链有致命缺陷：任何一环断掉，整个人就崩塌。而这个时代，链上的每一环都在断。我曾经断在第一环，后面的每一环也都在断裂。
第二条路，是我在书院走出来的：找到自己的人生目标，在一件件小事中提升心性自由度，最终找到自己喜欢、擅长、适应时代发展的事，形成正循环。
在家躺平的三年，没有人逼我学任何东西，但我自学了编程、搭建网站、研究计算机技术。没有考试，没有排名，我却学得比任何时候都认真，因为那是我自己喜欢的事。
但只有技能还不够。就算我编程技术再高超，那种“不听我的就翻脸”的性格，也没人敢跟我合作。但在幸福书院，我学到了良能，明白做一切事的第一目的都是扩展自由度，拥有了幸福六力：生活力、学习力、关系力、奉献力、创造力、生命力。我树立了正确的生命观和价值观，拥有了以不变应万变的能力，知道做什么事能真正利益社会。最重要的是，我找回了最宝贵的东西——生命力，这是一切的基石。
AI时代让这一切更加清晰。现在我做技术开发很简单：告诉AI我的需求，讨论框架结构，它写代码，我测试上线。这两个月，我帮书院搭建了定制的综合管理系统，我没有写一行代码，全部由AI完成。
以前大家说35岁程序员会被裁员，现在连35岁都不用等。翻译、文书岗位最先受冲击，然后是程序员、设计，再然后是一切可以被量化、有标准答案的能力，AI都会迅速逼近最优解。
什么不能被替代？AI没有心。它可以帮你拿围棋世界冠军、帮你写代码，但它做不出一盘“妈妈的味道”。
书院里说：用手做事的，被机器人替代；用脑做事的，被AI替代；唯有用心做事的，谁也替代不了。有正确的生命观、价值观，有以不变应万变的智慧和自由度，上面的技能随时可以学、可以切换。就像书院老师说的：内功深厚的人，拿什么兵器都能打。
今年我22岁，去年考完了专科学历，今年开始升本科。有人问我：为什么还要去考试？我说，就是为了证明：放下学业，不是放弃学业。放下，是根据自己的需要，随时可以放下、随时可以再拿起；而放弃，是丢了就再也拿不起来。
我没有什么大道理要讲，我只是一个被内卷压垮、又重新站起的年轻人。我用自己的生命体会到：以前我觉得人生就是造一条船，成绩好、工作好、赚钱多，船就越坚固。我拼了命造船，可船还是翻了。
现在这个时代浪越来越大，AI来了，所有行业都受冲击，你辛辛苦苦造的船可能下一秒就翻。但会游泳的人不怕船翻，无论海面怎么变，你都沉不下去。
在我最低谷、最深陷泥潭的时候，是书院托起了父母，父母又托起了我。如今，我也想转过身，用我的技能——编程、摄影，以及未来会学到的更多本领，去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青少年。
这就是我今天站在这里的原因。
我想跟大家说：“有学历未必幸福，有心性方能自在。”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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