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举前五天，美国副总统万斯飞抵多瑙河畔。他声称，这场竞选中发生的事情是“外国干涉选举最恶劣的例子之一”；分析人士指出，此番言论矛头直指欧盟，而万斯本人却在为欧尔班大肆拉票。特朗普通过扩音器向外界宣告，欧尔班“干得非常出色”。匈牙利民众的看法却截然不同。
维克托·欧尔班在选举中落败了。这并非微弱劣势，而是一场惨败。这不仅让三位美国高层颜面尽失，更让一整个政治输出模式遭到重创。
对于特朗普在欧洲的“让美国再次伟大”阵营而言，欧尔班不仅仅是一位盟友，他更像是一个运转良好的实验模型。在匈牙利，美国右翼势力得以观察一位民族主义政府首脑如何管控媒体、重组机构、将移民问题作为长期的斗争理由、将布鲁塞尔塑造成假想敌，同时依然自称具有民主合法性。
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专家格雷瓜尔·罗斯表示，匈牙利在美国引起了广泛关注，被视为“主权主义政治的实验室”。如今，这一实验基地已不复存在。
“让美国再次伟大”运动在欧洲失去了唯一的据点。在这里，右翼身份政治、国家重组和持续的反自由主义统治不仅是口号，更是切实的执政实践。
对特朗普而言，这是一个棘手的战略问题。欧尔班曾是他在欧盟和北约中最可靠的桥头堡。这位政府首脑阻挠对乌克兰的援助，对莫斯科态度温和，不断挑衅布鲁塞尔，并在华盛顿被用作证明右翼民族主义重组在欧洲同样可行的证据。
随着欧尔班的落败，“让美国再次伟大”运动失去的不仅是象征意义，更是实际的杠杆作用。那些曾让布达佩斯对特朗普具有利用价值的政治资产，如今正被逐步瓦解。
谁能接替欧尔班的角色？坦率地说，目前并没有真正合适的人选。邻国斯洛伐克总理罗伯特·菲佐或许是最容易被想到的名字，因为他在俄罗斯、能源以及干扰欧盟政策等问题上与欧尔班步调一致。与欧尔班一样，他在制裁问题上设置障碍，并继续进口俄罗斯能源。
菲佐绝不是欧尔班的替代者。斯洛伐克国家规模更小，政治上更为脆弱，在对外经济上更加依赖欧洲的大国。更重要的是，外界认为菲佐更具机会主义色彩。
选举结束后的第二天，他便向欧尔班的继任者彼得·马亚尔提议开展深度合作，这更多地展现了他的政治灵活性，而非领导力。他是一个合格的参与者，但无法成为一场国际政治运动的核心领军人物。
安德烈·巴比什似乎更接近这一模式。布拉格的媒体同行报道称，这位捷克政府首脑公开支持欧尔班，削减了对乌克兰的援助，与一个反对北约的政党联合执政，并且正在起草让批评人士联想到匈牙利和斯洛伐克的法案。但巴比仕同样不是意识形态上的指路明灯。
欧尔班之所以对“让美国再次伟大”运动具有重要价值，是因为他兼具了意识形态和国家机器。而如今，正是这种结合体出现了空缺。
此外，特朗普在欧洲的吸引力正在逐渐消退。早在今年一月，美国媒体就报道称，由于特朗普在格陵兰岛和委内瑞拉问题上的立场，欧洲的右翼和民粹主义政党正在与他拉开距离。德国选择党联合主席爱丽丝·魏德尔当时表示：“唐纳德·特朗普打破了一项根本的竞选承诺”，即不干涉他国内政。
梅洛尼在关税问题上表达了反对意见。英国改革党则认为，对亲密盟友进行经济威胁，与国际社会对美国的期望背道而驰。
政治学家约翰内斯·希尔杰指出，对于民族主义者来说，制定共同的外交政策始终困难重重，“因为国家利益并不总是完全一致”。这才是真正的症结所在。“让美国再次伟大”作为一种政治风格进行输出，远比作为一种联盟政策要容易得多。
因此，维克托·欧尔班的落败不仅仅是三位美国政客的耻辱。它更暴露了特朗普主义在美国之外的局限性。这种政治思潮或许能提升某些政党的地位，让会议气氛热烈，并提供明确的假想敌。
但是，如果欧洲右翼势力所在的国家必须为此付出代价——无论是在经济、安全政策还是内政方面——特朗普主义就无法让它们长期保持一致的立场。
随着布达佩斯的失守，“让美国再次伟大”运动失去了最后一个有力的证据，即其模式在欧洲能够同时具备执政能力和多数民众支持。菲佐的政治体量太小，巴比仕过于看重利益交易，梅洛尼太具有国家政治考量，而法拉奇则缺乏权力基础。
因此，目前还没有人能成为新的欧尔班。这才是特朗普面临的真正挫败。失败的关键不在于他支持的候选人落选了，而在于欧尔班之后，再也没有人能够令人信服地继续推进这一政治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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