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2020年，夏。
老城区的空气里，弥漫着推土机轰鸣的尘土味和告别的气息。
墙上那个用红色油漆喷涂的巨大“拆”字，像一道狰狞的伤疤，烙在每一栋灰扑扑的居民楼上。
陈建国蹲在自家那栋爬满了爬山虎的筒子楼下，默默地抽着烟。
烟雾缭绕中，他的脸庞显得愈发沧桑，那双常年开夜车熬出来的、布满血丝的眼睛，空洞地望着眼前这片即将消失的家园。
他在这里住了整整二十年。
二十年的光阴，足以让一个青壮年步入暮年，也足以让一段刻骨铭心的记忆，蒙上厚厚的灰尘。
“哟，老陈，搬家啦？”
隔壁栋的王婶提着菜篮子路过，停下脚步，用一种半开玩笑半带讥讽的语气冲他喊道。
“这回搬新家，可得把眼睛擦亮点，别再找个越南的了。”
另一个正在晒被子的大妈也跟着搭腔，声音不大不小，刚好能让整栋楼的人都听见。
“就是啊，老陈。那个卷了你三十八万跑回越南的老婆，真不打算回来看看你这‘大恩人’啦？”
周围传来几声压抑不住的嗤笑。
陈建国没说话，只是把手里的烟头狠狠地摁在地上，碾灭了那最后一点火星。
他站起身，拍了拍裤子上的灰，一言不发地走回了那个早已搬空了大半的家。
十五年了。
“冤大头”、“被越南女人骗了钱的傻子”、“陈世美”……
这些标签，像狗皮膏药一样，死死地贴在他身上，撕不下来。
十五年前，他还是个虽然穷，但对生活充满希望的货运司机。
十五年后，他成了街坊邻居嘴里那个落魄、孤僻、活该被骗的笑话。
从最初发了疯一样四处打听、四处寻找，到后来咬牙切齿地恨，再到如今，他只觉得那段持续了五年的婚姻，是一场荒唐得可笑的梦。
梦醒了，人走了，只留下一屁股还不清的债和一身洗不掉的骂名。
屋子里空荡荡的，大部分家具都已经卖给了收废品的。
只剩下一些零碎的旧物，堆在角落里，像一堆被遗忘的记忆残骸。
陈建国叹了口气，开始做最后的清理。
他拉开卧室里那个老式的大衣柜，一股混合着樟脑丸和旧木头的味道扑面而来。
衣柜的最底层，塞着几个落满灰尘的纸箱。
他把箱子一一搬出来，里面是他和阿兰的一些旧衣服。
他的那件蓝色工装，袖口已经磨破了。
阿兰的那条碎花连衣裙，颜色依旧鲜艳。
他拿起那条裙子，手指下意识地摩挲着布料，眼前仿佛又出现了那个女人巧笑嫣然的模样。
心，像是被针扎了一下，密密麻麻地疼。
他自嘲地笑了笑，把裙子扔回箱子里，准备当废品一起卖掉。
就在他准备把最后一个箱子也封上时，他的手，在箱子底部，触碰到了一个坚硬的、有棱角的东西。
他伸手进去，摸索了半天，把它掏了出来。
那是一个掉了漆的、红色的旧缝纫盒。
盒子的边角已经被磨得露出了木头本色，上面的彩绘图案也斑驳不清。
可陈建国一眼就认出来了。
这是阿兰当年最宝贝的一个物件。
是她从越南老家，千里迢迢带过来的，唯一的一件嫁妆。
记忆的闸门，像是被这只老旧的缝纫盒，猛地撞开了。
时光瞬间倒流回了2000年的那个春天。
那一年，陈建国三十五岁，还是个光棍。
他是个货运司机，开着一辆半旧的解放牌大卡车，没日没夜地在国道上奔波。
人老实，能吃苦，就是家里穷，长得也一般，一直没讨到老婆。
眼看着年纪越来越大，父母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
最后，还是他跑车时认识的一个朋友给他出了个主意。
“建国，要不，你去试试涉外婚介？我听说现在好多越南姑娘，人漂亮，又勤快，不图你什么钱，就图个安稳日子。”
陈建国抱着试一试的心态，交了中介费。
一个月后，中介所的红娘领着一个瘦瘦小小的姑娘，来到了他那间位于筒子楼二楼的、家徒四壁的房子里。
那个姑娘，就是阿兰，她的越南名字，叫阮氏兰。
那一年，她二十岁，皮肤是健康的小麦色，一双眼睛又大又亮，像两颗浸在水里的黑葡萄。
她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奥黛，紧张地绞着衣角，不敢抬头看人。
陈建国看着她，心里说不出的滋味。
他觉得，自己一个三十五岁的大老爷们，娶一个比自己小十五岁的姑娘，有点于心不忍。
可他，也确实渴望一个家。
没有轰轰烈烈的爱情，也没有什么花前月下的浪漫。
他们的结合，更像是一场心照不宣的交易。
他给她一个安稳的家，她为他生儿育女，延续香火。
婚礼办得很简单，就在楼下的小饭馆摆了两桌，请了几个关系好的工友和邻居。
婚后的日子，平淡得像一杯白开水，却也透着一丝丝不易察ึง的甜。
陈建国依旧每天开着他的大卡车，在深夜里奔波。
他跑的是夜间长途货运，从这个城市到邻省的省会，一个来回，要两天一夜。
很辛苦，也很危险，但挣得多。
他想多攒点钱，等以后有了孩子，能给他们一个好点的生活。
阿兰不会说中文，一开始，两人交流全靠比划。
但她很聪明，学得很快。
她会跟着电视里的字幕，一个字一个字地学。
也会拿着一本破旧的汉越词典，指着上面的词，问陈建国这是什么意思。
不到半年，她已经能用蹩脚的、带着浓重口音的中文，和邻居们进行简单的交流了。
她把那个破旧的小家，收拾得井井有条。
地板被她擦得能照出人影，陈建国的脏衣服，再也没有堆成过小山。
她还把那个从越南带来的旧缝纫盒摆了出来，在阳台上支起了一台二手的缝纫机。
她手很巧，会接一些给服装厂加工边角料的零活。
缝纫机“哒哒哒”的声音，成了这个家里最动听的背景音乐。
陈建国每次出车回来，推开家门，看到的，不再是冰冷的墙壁和满室的孤寂。
而是桌上热气腾腾的饭菜，和一个微笑着迎接他的、温婉的妻子。
他觉得，自己的日子，终于有了盼头。
2005年的老城区，治安还不是很好。
小偷小摸、打架斗殴的事，时有发生。
尤其是他们住的这种老式筒子楼，人员混杂，邻里关系也复杂。
陈建国总是不放心阿兰一个人在家。
每次出车前，他都会反复叮嘱。
“阿兰，我走了以后，你把门窗都锁好。晚上有人敲门，不认识的千万别开。”
阿兰总是乖巧地点点头，帮他整理好换洗的衣物。
“知道了，建国，你在外面开车，也要注意安全。”
她渐渐地融入了这里的生活。
她学会了做本地人最爱吃的清汤面，会在面里卧上一个金黄的荷包蛋。
陈建国也把她当成了心尖尖上的人。
他跑车挣的钱，除了留下一点油钱和饭钱，剩下的，全都交到阿兰手里。
他看着阿兰一天天变得开朗，脸颊也渐渐丰润起来，心里就觉得无比满足。
他不止一次地对阿兰承诺：“阿兰，你跟我，受委屈了。等我再多攒点钱，咱们就换个大点的房子，离开这个破地方。我这辈子，绝不会再让你受一点委屈。”
每当这时，阿兰都会把头靠在他的肩膀上，用不标准的中文，一字一句地说：“建国，有你，有这个家，我就不觉得委屈。”
那五年，是他们最幸福，也最踏实的五年。
他们的感情，就像那锅文火慢炖的老汤，虽然没有激情澎湃的翻滚，却在日复一日的柴米油盐中，熬出了最醇厚、最浓郁的滋味。
他以为，这样的日子，会一直持续下去，直到他们都白了头。
可命运的转折，总是在最意想不到的时候，以最残酷的方式，降临。
那是在2005年的冬天，一个异常寒冷的下午。
那天，陈建国刚从外地出车回来，累得只想倒头就睡。
阿兰像往常一样，端出早已为他准备好的热饭热菜。
就在两人吃饭的时候，桌上的老式电话机，突然“铃铃铃”地响了起来。
那声音，尖锐而急促，像一声不祥的预兆。
阿兰放下碗筷，走过去接了电话。
电话是长途，信号不好，断断续续的。
阿兰对着话筒，用越南语焦急地说着什么。
陈建国听不懂，但他看到，阿兰的脸色，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得惨白。
她的手开始发抖，连话筒都快要拿不稳了。
几分钟后，她挂了电话，整个人像被抽走了魂一样，呆呆地站在那里。
然后，“哇”的一声，她蹲在地上，崩溃大哭起来。
那哭声，凄厉而绝望，像一头受伤的小兽，听得陈建国心都碎了。
他连忙跑过去，抱住她颤抖的肩膀。
“阿兰，阿兰你怎么了？出什么事了？你别吓我啊！”
阿兰抬起头，那张布满泪痕的脸上，写满了恐惧和无助。
她断断续续地，用中文和越南语夹杂着，说出了一件让陈建国如遭雷击的事情。
电话，是她越南老家的邻居打来的。
她唯一的亲人，她那个还在上大学的弟弟，突然得了急性尿毒症，生命垂危。
医生说，唯一的办法，就是立刻进行肾脏移植手术。
可是，手术费，加上后期治疗的费用，需要一大笔钱。
一笔对于他们这个贫困的家庭来说，如同天文数字一般的钱。
“多少钱？”陈建国的心，沉到了谷底。
阿兰伸出三根手指，又比划了一个八。
“三十八万。”
三十八万！
在2005年，对于一个普通的工薪家庭来说，这是一个想都不敢想的数字。
那时候，这个城市的房价，还不到两千块一平。
三十八万，足以在市中心，买下两套像样的大房子。
陈建国也懵了。
他这些年跑车，省吃俭用，加上阿兰做缝纫活攒下的钱，总共也才存了不到十万块。
剩下的二十多万，去哪里凑？
他看着怀里哭得快要断了气的妻子，看着她那双充满祈求和绝望的眼睛。
他想起了自己当初的承诺。
“我这辈子，绝不会再让你受一点委屈。”
男人的承诺，重如泰山。
他咬了咬牙，做出了一个让他后半生都追悔莫及的决定。
“阿兰，你别哭了。钱的事，我来想办法。你弟弟，我来救！”
他没有丝毫的犹豫。
第二天，他就请了假，坐上了回乡下的长途汽车。
他回到了那个生他养他的小村庄，找到了村长和族里的长辈。
他做了一个艰难的决定——卖掉父母留给他的，家里唯一值钱的东西，那栋青砖黛瓦的老祖宅。
那是他们陈家几代人传下来的根。
可为了救人，他顾不了那么多了。
祖宅卖了二十万，还差十几万的缺口。
他又厚着脸皮，找遍了所有的亲戚朋友，东拼西凑，借了几万块。
最后，实在没办法，他通过一个跑车认识的朋友，找到了放高利贷的刀哥。
他用自己的那辆解放牌大卡车做抵押，借了最后那要命的十几万。
利息高得吓人，几乎是滚雪球。
可他当时，已经红了眼，什么都顾不上了。
三天后，他带着一个塞得鼓鼓囊囊的、用黑色塑料袋包裹着的帆布包，回到了家。
包里，是三十八万，一沓沓崭新的、散发着油墨香的现金。
每一张，都承载着他的全部身家，和他未来的命运。
他把那个沉甸甸的包，交到了阿兰的手里。
“阿兰，钱凑够了。你赶紧汇过去，救你弟弟要紧。”
他以为，阿-兰会抱着他，感激涕零。
可接下来发生的一幕，却让他如坠冰窟。
拿到钱的第二天，阿兰的态度，突然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
她变得极其冷漠，甚至有些刻薄。
她看他的眼神，不再有往日的温柔和依赖，而是一种说不出的、复杂的、像是厌恶又像是怜悯的情绪。
陈建国想跟她好好谈谈，问她是不是还在担心弟弟的病。
她却不耐烦地推开了他。
“我的事，你少管。”
第三天一早，天还没亮，陈建国就被一阵悉悉索索的声音吵醒了。
他睁开眼，看到阿兰正在默默地收拾行李。
那个黑色的大帆布包，被她紧紧地抱在怀里。
“阿兰，你要去哪？”陈建国的心，猛地一沉。
阿兰没有回头，只是冷冷地说：“我回越南。我弟弟的病，我要亲自回去照顾。”
“那我跟你一起去！”
“不用了。”阿兰的声音，像冰一样，“你去了也帮不上忙。”
她一个人提着那个简单的行李包，和那个装着三十八万现金的大帆布包，头也不回地走到了门口。
陈建国追了上去，拉住她的手。
“阿兰，你到底怎么了？我们是夫妻啊！有什么事，我们一起扛！”
阿兰用力地甩开了他的手。
她转过头，用一种他从未见过的、冰冷而陌生的眼神看着他。
“陈建国，这笔钱，算我借你的。”
“等我弟弟的病治好了，我就会回来。也许会回来还钱。”
“在我回来之前，你不要来找我。我们，暂时分开吧。”
说完，她拉开门，毅然决然地走了出去，消失在了黎明前最深沉的黑暗里。
那扇门，在她身后“砰”的一声关上。
也关上了陈建国对未来所有的希望。
这一去，就是十五年。
杳无音讯，人间蒸发。
阿兰走了。
像一颗滴进大海的水珠，消失得无影无踪。
陈建国的生活，瞬间从云端，跌入了地狱。
最初的一个月，他疯了一样地找她。
他去了他们当初认识的那个涉外婚介所，可婚介所早已人去楼空。
他想去越南找她，可他连阿兰老家的具体地址都不知道，更别说办护照、办签证了。
他像一只无头苍蝇，在这个偌大的城市里，茫然地寻找着那个熟悉的身影。
可每一次，都失望而归。
一个月后，放高利贷的刀哥，带着几个满脸横肉的马仔，找上了门。
“陈建国，到日子了，钱呢？”
陈建国拿不出钱。
他被那几个人，按在地上，结结实实地揍了一顿。
刀哥踩着他的脸，恶狠狠地警告他：“下个月，连本带利，再还不上，我就把你那辆破卡车给卖了！卸了你的胳膊腿！”
从那天起，陈建国被迫开始了长达十年的、暗无天日的苦役生活。
为了还那十几万的高利贷，为了还清那些亲戚朋友的借款，他把命都豁出去了。
他不再是跑两天休一天，而是变成了连轴转。
从这个城市，开到那个城市，卸了货，不等喘口气，又接上新的活，开往下一个目的地。
困了，就在服务区打个盹，用冷水泼把脸，继续上路。
饿了，就啃几口冰冷干硬的馒头，就着白开水往下咽。
他像一头被命运套上了枷锁的牲口，不知疲倦地，在无尽的黑夜里，拉着那辆沉重的卡车，艰难前行。
无数个孤独的、漫长的黑夜里，当他一个人握着方向盘，行驶在空无一人的国道上时。
那份最初的思念和担忧，渐渐地，被一种更强烈的情绪所取代。
那就是恨。
他恨透了阿兰。
恨她的绝情，恨她的无义。
恨她为什么要在给了他五年最温暖的希望之后，又亲手把他推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他想不通，他们之间那五年深厚的感情，难道就抵不过那冷冰冰的三十八万块钱吗？
他想不通，她怎么可以那么心安理得地，拿着他用未来和性命换来的钱，一走了之，连一个电话，一封信都没有。
这份滔天的恨意，像一根毒刺，深深地扎在他的心里。
但也正是这份恨意，像一剂强心针，支撑着他，度过了那段最艰难、最黑暗的岁月。
他告诉自己，不能倒下。
倒下了，就便宜了那个狠心的女人。
他要活着，要好好地活着。
他要亲眼看到，那个女人，会不会有一天，真的回来。
如果她回来，他要当着她的面，把那三十八万的欠条，狠狠地甩在她脸上，然后让她滚！
十年。
他用了整整十年，才还清了所有的债务。
当他还完最后一笔钱，从刀哥那里拿回自己那辆破卡车的抵押合同时，他没有丝毫的轻松。
他只是觉得，自己的人生，好像已经被掏空了。
这十年，他没日没夜地开车，三餐不定，熬坏了胃，落下了一身的毛病。
他的头发，也在这十年里，大把大把地脱落，然后又长出来，变成了灰白色。
一个不到五十岁的男人，看起来，却像个六十多岁的小老头。
他彻底封闭了自己的内心。
不再相信任何人，也不再对生活抱有任何希望。
他变得沉默寡言，孤僻冷漠。
每天除了开车，就是回到那个冰冷的、没有一丝人情味的家里，一个人，对着四壁，喝着闷酒。
他的人生，仿佛已经提前走到了尽头。
剩下的，不过是日复一日的、麻木的等待。
等待那个永远不会到来的结局。
视线，缓缓地拉回到2020年的这个夏天。
那个被灰尘覆盖的、红色的旧缝纫盒，安静地躺在陈建国布满老茧的手掌上。
十五年了。
这个盒子，就像一个被封印了的潘多拉魔盒。
里面，装着他最甜蜜，也最痛苦的回忆。
他看着盒子，脸上露出一丝冰冷的、自嘲的笑容。
他想，也许，这个女人，当年走得太匆忙，连她最宝贝的东西，都忘了带走。
又或者，在她眼里，这东西，跟他们那五年的感情一样，早已变得一文不值。
他想把盒子直接扔进门外的垃圾堆里。
可鬼使神差地，他还是打开了盒盖。
盒子里面，整齐地码放着各种颜色的线团、顶针、剪刀和一把小巧的软尺。
一切，都和他记忆中的样子，一模一样。
仿佛女主人，只是刚刚离开了一小会儿。
陈建国的心，又被刺痛了一下。
他伸手进去，想把里面的东西都倒出来，然后把这个空盒子，当柴火烧掉。
可他的手指，在触碰到盒子底部那层红色的绒布时，突然感觉到了一丝异样。
那层绒布下面，好像……有个夹层。
夹层里，似乎藏着一张卡片状的硬物。
陈建`国的心，猛地跳了一下。
他找来一把小刀，小心翼翼地，划开了那层已经有些褪色的绒布。
绒布下面，果然有一个被挖空了的、浅浅的凹槽。
凹槽里，安静地躺着一张银行卡。
那是一张很老旧的、绿色的工商银行储蓄卡。
卡面上，还印着一只现在已经很少见的、展翅的和平鸽。
陈建国冷笑了一声。
他想，这大概是阿兰当年忘了带走的、一张早就没了钱的空卡吧。
他把卡拿在手里，反复地看。
这张卡，他从来没有见过。
阿兰走的时候，带走的是他们俩一起存钱的那本活期存折。
这张卡，是哪里来的？
一个念头，突然像闪电一样，划过他的脑海。
会不会……这张卡里，还有钱？
这个念头一出来，连他自己都觉得可笑。
一个为了钱，可以抛夫弃家、消失十五年的女人，怎么可能会傻到，留下一张存着钱的卡，在这里等着他发现？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
但，万一呢？
为了彻底了断过去，为了给自己这十五年的荒唐岁月，画上一个真正的句号。
陈建国捏着那张薄薄的、却又感觉有千斤重的银行卡，走出了那栋即将被拆毁的筒子楼。
他走进了街角那家他存了十几年辛苦钱的工商银行。
银行里开着冷气，和他外面那个燥热的、充满尘土的世界，仿佛是两个次元。
他取了个号，安静地坐在等候区的塑料椅子上。
十五年来，他第一次，如此平静地，等待着一个关于那个女人的答案。
他想，等查完了，如果里面没钱，或者只有几块钱的年费，他就当场把这张卡销户，剪掉。
从此以后，他和那个叫阮氏兰的女人，就真的，再无瓜葛。
“请A034号顾客到3号窗口办理业务。”
电子叫号声响起。
陈建国站起身，深吸了一口气，迈着沉重的步子，走到了那个防弹玻璃筑成的柜台前。
柜台后面，坐着一个很年轻的、扎着马尾辫的女柜员。
她脸上带着职业性的、礼貌的微笑。
“先生，您好，请问您需要办理什么业务？”
陈建国没有说话，只是默默地，把那张早已被他手心的汗浸得有些温热的、绿色的老旧银行卡，从递钞口，递了进去。
“查一下这张卡里还有没有钱。”
他的声音，沙哑得像被砂纸磨过。
“要是没钱，就帮我销户吧。”
“好的，先生，请您稍等。”
年轻的柜员接过卡，熟练地在刷卡机上刷了一下。
她低着头，看着面前的电脑屏幕，准备输入查询指令。
可就在她看清屏幕上弹出的信息的那一刻，她脸上的职业性微笑，突然僵住了。
她的眉头，也下意识地，紧紧地皱了起来。
她没有像往常一样，立刻操作，而是伸出手指，在键盘上飞快地敲击了几下，似乎是在确认什么。
随后，陈建国隔着那层厚厚的防弹玻璃，清晰地看到，那个年轻柜员的脸色，以一种肉眼可见的速度，迅速地，变得惨白。
那是一种混杂了震惊、恐惧和极度不可思议的表情。
她甚至下意识地，把坐着的椅子，往后挪了一下，身体微微后仰，仿佛电脑屏幕上显示的，是什么极其恐怖的东西。
她抬起头，用一种极其惊恐、且带着一丝探究的眼神，看着柜台外这个衣着朴素、满脸沧桑的中年男人。
银行大厅里明亮的灯光，照得陈建国有些恍惚。
他看到那个柜员的嘴唇，在微微地颤抖。
“先生……您、您是……陈建国？”她的声音，也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颤音。
陈建国的心，猛地往下一沉，一股不祥的预感，瞬间笼罩了他。
“是我，怎么了？这张卡……是欠了银行很多年费吗？”这是他唯一能想到的解释。
“不！不不不！”
那个年轻的柜员，像是被吓到了一样，连连摇头。
她的反应，超出了陈建国所有的预料。
她没有再跟他解释，而是猛地按响了柜台下面的内部呼叫铃。
那个红色的按钮，发出“滴滴滴”的急促声响。
很快，一个穿着西装、胸前挂着“大堂经理”胸牌的中年男人，从办公室里快步跑了出来。
“小王，怎么回事？按紧急呼叫铃干什么？”
年轻的柜员没有说话，只是用颤抖的手指，指了指自己的电脑屏幕。
大堂经理俯下身，看了一眼屏幕。
只看了一眼，他也像被施了定身法一样，愣在了原地。
他的嘴巴，微微张开，倒吸了一口凉气。
他看屏幕的眼神，和那个年轻柜员，如出一辙。
震惊，骇然，不可置信。
他抬头，同样用一种极其复杂的眼神，重新审视着柜台外的陈建国。
然后，他做出了一个让陈建国更加紧张的举动。
他迅速地在键盘上操作了几下，锁定了那个查询界面。
他隔着那层厚厚的防弹玻璃，身体前倾，神情复杂到了极点，刻意压低了声音，对陈建国说：
“陈先生，您先冷静一下，听我说。”
“这张卡……它不是一张普通的废卡。”
“这是一张……这是一张在十五年前，被我们本地法院系统特别申请、强制锁定的一张‘专属赔偿金划扣卡’！”
陈建国的大脑，“嗡”的一声，一片空白。
“什么……什么意思？我听不懂！”
大堂经理深吸了一口气，似乎也在努力平复自己的情绪。
“意思是……您的妻子，阮氏兰女士，在十五年前，根本就没有把那三十八万块钱，汇到境外去！”
“她在离开您的当天下午，就提着那三十八万现金，来到了我们银行。然后，把那笔钱，一分不差地，全部存进了这张您从未见过的、新开的卡里！”
陈建国感觉自己像被一道晴天霹-雳，从头到脚，劈得外焦里嫩！
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
一股积压了十五年的怒火，瞬间冲垮了他的理智！
“不可能！她明明是带着钱回越南了！她骗了我！你们都在骗我！”
“那这笔钱呢？这笔钱现在在哪里？！是不是被你们银行私吞了？！”他激动地拍打着防弹玻璃。
大堂经理看着他几近崩溃的样子，连忙摆手安抚。
“陈先生！您别激动！钱没有被私吞！”
他叹了口气，手微微发抖地，将自己面前的电脑显示器，吃力地转了一个角度，让屏幕正对着陈建国。
“这张卡被法院设定了强制执行程序。从十五年前存入那天起，每个月，都会被自动划扣走两千块钱。”
“每个月两千，一年就是两万四。十五年下来……刚好是三十六万，加上一些手续费……这笔钱，就在上个月，刚好被全部扣完。所以，这张卡现在，确实是一张空卡了。”
“而且……而且，您的妻子，在十五年前存入这笔钱的时候，她还在我们银行的系统里，通过转账附言的功能，给您……给您留了一段很长的、加密的转账留言。”
“我们……我们也是刚刚才通过权限，解锁了这段留言。”
“您……您自己看吧。”
陈建国双眼赤红，像一头被激怒的野兽，他死死地趴在玻璃上，将脸凑近那个冰冷的屏幕。
屏幕上，清晰地显示着一段话。
当最后一个“了”字，像一记重锤，狠狠地砸进陈建国的视网膜时。
他感觉自己的整个世界，瞬间崩塌了。
天旋地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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