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建新

早在韶山读私塾期间，《西游记》就是少年毛泽东手不释卷的“闲书”之一。而在毛泽东晚年中南海住地的会客厅里，一直放着不同版本的《西游记》。毛泽东读《西游记》终生不辍，评《西游记》别出心裁。在他的文章、谈话甚至诗词里，对书中的故事情节和角色形象有很多评述，借以阐述政治、军事和哲学问题，甚至用来比拟自己的性格。本文侧重以毛泽东对唐僧和孙悟空的评点为例，来解析毛泽东品鉴《西游记》的独特视角和丰富蕴涵，进而把握毛泽东的深邃思想，洞察毛泽东的内心世界。

谈取经：百折不回成大业

毛泽东曾经引用马克思的话说：“最好的神话具有‘永恒的魅力’。” 在他的读书生活中，解读《西游记》具有新奇的感受和特殊的地位。正如研究毛泽东的权威专家陈晋所言：“在毛泽东的眼里，《西游记》的故事主脉，同他所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几乎有着异乎寻常的同构关系。中国共产党为实现推翻三座大山这一目标，如同唐僧师徒四人为实现西天取经的目标一样，要经历许许多多的艰难曲折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进取者队伍中的各色人等的信仰、意志、毅力、作风、胆识、智慧及其相互关系，都必然要经受九九八十一难的考验。”

唐僧师徒作为宗教团体，虽然团体成员各有个性，但更有维系团体的向心力和凝聚力，这就是团体的共同信仰。毛泽东以其犀利的目光把握了这一点，把唐僧师徒西天取经的执着信念应用到革命实践中来。毛泽东说：“唐僧这个人，一心一意去西天取经，遭受了九九八十一难，百折不回，他的方向是坚定不移的。”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内局势风云变幻，毛泽东告诫人们：“唐僧去西天取经，还要经受九九八十一难；我们争取和平，也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得来，也需要唐僧那种百折不回、坚定不移的信念。”

毛泽东把唐僧师徒视为一个“小党”，认为其经验对党的建设有借鉴价值。他谈到党性与个性的关系时说：“唐僧、孙猴子、猪八戒、沙僧，他们的个性各个不同。他们那个集团的党性，就是信佛教。” 在处理党内矛盾时，毛泽东始终强调共同信仰基础上的“团结胜利”：“要看到他们有坚强的信仰。唐僧、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他们一起上西天去取经，虽然中途闹了点不团结，但是经过互相帮助，团结起来，终于克服了艰难险阻，战胜了妖魔鬼怪，到达了西天，取来了经，成了佛。这里主要讲的是不要怕有不同意见，不要怕有争论，只要朝着一个目标，团结一致，坚持奋斗，最后总是会成功的。”毛泽东对张国焘在长征路上的分裂行为深恶痛绝：“唐僧西天取经，谁最坚定？唐僧。谁最动摇？猪八戒。”“他就是长征路上的猪八戒!”张国焘拥兵自重搞分裂，和动辄就闹着要散伙的猪八戒颇有几分相似，但猪八戒终成正果，而张国焘却落个叛党投敌的可耻下场。

西天取经的“小党”中，白龙马是马也是人，算是第五个成员，危难时刻，它曾经舍身救主。西行路上，白龙马登山越岭，载着圣僧，取回真经，它的“无名英雄精神”具有更广泛的适用性。1938年4月，毛泽东在抗大第三期学员毕业式的讲演中，提倡要向白龙马学习：“你们别小看了那匹小白龙马，它不图名，不为利，埋头苦干，把唐僧一直驮到西天，把经取了回来，这是一种朴素、踏实的作风，是值得我们取法的。”

评唐僧：亦真亦幻有褒贬

《西游记》虽是神话故事，但西天取经故事却是实有其事，唐僧唐三藏实有其人。唐三藏(602—664)，俗姓陈，名祎，出家后法号玄奘，到印度取经求学成名时，升级为“三藏”，是佛学造诣高深的标识称谓。玄奘法师西行至天竺(古印度)拜佛求法的史实，是唐僧师徒西天取经故事的源头。

毛泽东在许多场合，对唐三藏这位为中西文化交流做出过重要贡献的文化名人，给予了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评价。延安时期，毛泽东很重视对马列著作的翻译工作。1945年5月31日，毛泽东以玄奘法师为例说服全党：“不要轻视搞翻译的同志，如果不搞一点外国的东西，中国哪晓得什么是马列主义？中国历史上也有翻译工作，唐僧就是一个大翻译家，他取经回来后设翻译馆，就翻译佛经。”在其他场合，毛泽东还说过类似的话：“唐僧就是一个大翻译家，取经回来后就设翻译馆，就翻译佛经，唐僧不是第一个留学生也是第二个留学生。”

新中国成立之初，学习苏联的建设经验是不二选择。1953年2月7日，毛泽东在政协第一届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讲话中，谈到“关于学习苏联”时说：“我们这个民族，从来就是接受外国的先进经验和优秀文化的。”讲到这里，他把唐三藏西天取经作为历史证据：“在封建时代，唐朝兴盛的时候，我国曾经和印度发生密切的关系。我们的唐三藏法师，万里长征去取经，比较后代学外国困难多。”1962年，印度在边境线上频频武装挑衅，中印边境局势紧张起来，中方被迫进行迎头痛击。毛泽东深有感触地说：“中印两国打仗，实在是很不幸的事情，最近我看了些有关印度的书，印度古代文明确实值得骄傲。唐僧西天取经嘛，六百七十五部经文就是从印度取回来的，陈玄奘也是为我们国家争了光的。

毛泽东充分肯定历史上的玄奘法师，但对《西游记》中的唐僧则有褒有贬，褒其矢志取经，贬其迂腐懦弱。1949年12月访问苏联时，毛泽东对任弼时说：“要提倡唐僧西天取经精神，不怕妖魔，斗倒妖魔。要多出些孙猴子，少些唐僧的‘愚’气。”毛泽东认为，“他也有缺点：麻痹，警惕性不高，敌人换个花样，就不认识了。”唐僧人妖不分，对孙悟空降妖除怪又百般阻挠，毛泽东很不赞同唐僧那种善恶混淆的善恶观：“‘千日行善，善犹不足；一日行恶，恶常有余。’乡愿思想也。孙悟空的思想与此相反，他是不信这些的，即是说作者吴承恩不信这些。”“乡愿”即“乡原”，指伪善欺世，不分是非，语出《论语·阳货》：“乡愿，德之贼也。”意思是：没有是非的好好先生，是足以败坏道德的小人。《孟子·尽心下》解释“乡原”为：“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洁，众皆悦之，自以为是，而不可与入尧舜之道。

评悟空：丢掉天条闹革命

在《西游记》所描写的众多人物中，毛泽东最喜欢孙悟空这一艺术形象。孙悟空“无法无天”，敢于藐视所有神妖鬼怪，打破一切旧有传统秩序的造反精神，这是毛泽东欣赏孙悟空的根本原因。

毛泽东是以革命者的角色登上国内乃至国际的政治舞台的。他发动秋收暴动、引兵井冈时，想到了神通广大的孙悟空：“我们要学习孙悟空的本领，上天入地，变化多端，大闹天宫，推翻反动统治和整个旧社会。”抗战时期，倭寇犯境，遍地狼烟，毛泽东以孙悟空为榜样，号召全民抵抗：“孙猴子大闹天宫，把天兵天将打个落花流水。我们要学孙悟空，大闹反动统治者的天宫……”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会晤国民党组织部部长陈立夫时说：“我们上山打游击，是国民党‘剿共’逼出来的，是逼上梁山。就像孙悟空大闹天宫，玉皇大帝封他为弼马温，孙悟空不服气，自己鉴定是齐天大圣。可是你们连弼马温也不让我们做，我们只好扛枪上山了。”

孙悟空的故事，他讲给国人，讲给党内同志，有时还讲给外国人。1957年5月12日，毛泽东在会见外宾时说：“中国也有上帝，就是玉皇大帝。他官僚主义很严重。有个最革命的孙猴子反对过他专制。……孙行者很多，就是人民。”毛泽东把大闹天宫的孙悟空比作人民，这与他把人民视为历史前进动力的历史观是一致的。1964年1月17日下午，毛泽东同美国记者斯特朗等人谈话时，提到了中苏论战，话题转到国际斗争问题上。他说，1963年7月14日，苏共的“公开信”对中国和马列主义进行全面攻击，“自那时起，我们就像孙悟空大闹天宫。”毛主席笑了一下，然后严肃地说：“我们抛弃了天条!切记对天条不要太认真。必须走自己的革命道路。”

1966年5月，毛泽东在一封书信中写道：“在我身上有些虎气，是为主，也有猴气，是为次。”所谓“猴气”，应该是超凡脱俗、浪漫洒脱；灵活机智、善于权变；不守陈规，破除迷信。毛泽东说：“孙悟空之所以能够闹龙宫，闯地府，偷蟠桃，窃仙丹，败天兵，无人能敌，就在于他学得了七十二般变化，十万八千里的筋斗云。”毛泽东对孙悟空的“钻肚皮”战术颇为欣赏，1942年9月7日，他在《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的社论中写道：“何以对付敌人的庞大机构呢？那就有孙行者对付铁扇公主为例。铁扇公主虽然是一个厉害的妖精，孙行者却化为一个小虫子钻进铁扇公主的心脏里去把她战败了。……目前我们须得变一变，把我们身体变得小些，但是变得更加扎实些，我们就会变成无敌的了。”当然，孙悟空的变化也有局限，把尾巴变作旗杆，仍被二郎神看出来了。对此，毛泽东说：“实际上有这样一类人，不管他怎样伪装，他的尾巴是藏不住的。”

和诗词：僧是愚氓犹可训

《西游记》第四十八回《魔弄寒风飘大雪，僧思拜佛履层冰》这样描写大雪：“真个是：六出花，片片飞琼；千林树，株株带玉。须臾积粉，顷刻成盐。白鹦歌失素，皓鹤羽毛同。平添吴楚千江水，压倒东南几树梅。却便似‘战退玉龙三百万’，果然如‘败鳞残甲满天飞’。”1935年10月，毛泽东填词《念奴娇·昆仑》。后来，他对词中“飞起玉龙三百万”一句自注道：“前人所谓‘战罢玉龙三百万，败鳞残甲满天飞’，说的是飞雪。这里借用一句，说的是雪山。夏日登岷山远望，群山飞舞，一片皆白。老百姓说，当年孙行者过此，都是火焰山，就是他借了芭蕉扇扇灭了火，所以变白了。”诗句“战罢玉龙三百万，败鳞残甲满天飞”，在宋人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南宋人吴曾《能改斋漫录》、南宋人魏庆之所辑的《诗人玉屑》当中都有出现。毛泽东自注中所说的“前人”，恐怕也应包括吴承恩。

毛泽东评点《西游记》，可能不及《三国》《水浒》《红楼梦》那么系统全面，但他为《西游记》人物故事专门赋诗，却是其他三部名著所未曾有过的“殊荣”。1961年10月10日，毛泽东观看了浙江绍剧团在北京演出的绍剧《孙悟空三打白骨精》，这是根据《西游记》第二十七回《尸魔三戏唐三藏，圣僧恨逐美猴王》改编的。郭沫若先后三次观剧，剧团请他提意见，他于10月25日赋诗一首《七律·看〈孙悟空三打白骨精〉》：“人妖颠倒是非淆，对敌慈悲对友刁。咒念金箍闻万遍，精逃白骨累三遭。千刀当剐唐僧肉，一拔何亏大圣毛。教育及时堪赞赏，猪犹智慧胜愚曹。”

郭沫若将诗抄赠给毛泽东，毛泽东于 11月17日写下《七律·和郭沫若同志》：“一从大地起风雷，便有精生白骨堆。僧是愚氓犹可训，妖为鬼蜮必成灾。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毛泽东从本质上对唐僧和妖精进行严格区分，认为唐僧只是因为受了蒙蔽而导致蠢人做了蠢事，一旦妖术被戳穿，他还是能够幡然醒悟的。

郭沫若读到和诗，改变了对唐僧的偏激态度，又和诗一首：“赖有晴空霹雳雷，不教白骨聚成堆。九天四海澄迷雾，八十一番弭大灾。僧受折磨知悔恨，猪期振奋报涓埃。金猴火眼无容赦，哪怕妖精亿度来!”毛泽东看过这首和诗后，给郭沫若回信说：“和诗好，不要‘千刀当剐唐僧肉’了。对中间派采取了统一战线政策，这就好了。”郭沫若的原诗与毛泽东的和诗，主旨都有着深刻的政治蕴涵。郭沫若曾解释说：“我写这首诗，白骨精比喻为帝国主义，唐僧比喻为赫鲁晓夫。但主席在和诗里是把白骨精比喻为帝国主义，把唐僧比喻为要争取的中间派。”很显然，毛泽东的和诗思想更加深邃，统战策略和斗争艺术更加机智灵活。

(来源：《月读》2026年第4期，作者系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原副院长、教授，湖南韶山干部学院外请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