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注意到，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在清华演讲中反复提到1583年。
那一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带着一幅欧洲世界地图来到中国。
与此同时，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收到了来自菲律宾殖民地的《征服中国建议书》。
桑切斯借这幅地图谈到当今多极世界，谈视角偏差。他认为四百多年过去了，现在西方世界仍然用旧秩序来看待中国。
桑切斯认为这种看法是错误的，他反复强调，没有中国的参与，国际秩序难以稳定，我们注定要相互理解、携手同行。
桑切斯
两份入侵方案
桑切斯提到的1583年，确实是中国关系一个重要的“节点”。
当年西班牙人确实对大明有所觊觎。
1571年，西班牙征服菲律宾之后，大明就成了殖民者眼中下一个猎物。
传教士马丁·德拉达在1569年就写了一份《征服中国计划》，声称中国人“不尚武，只靠人多和城墙，只要攻陷任何要塞，将他们斩首会很容易”。
这种狂妄在今天看来几乎不可思议，但在当时西班牙的殖民经验中却并非毫无依据。
皮萨罗仅用一百多人就击溃了印加帝国八万大军，这种不对等的胜利极大地刺激了殖民者的野心。
到了1583年，菲律宾总督桑迪提交的方案更为详细。
这份在马尼拉经教会、军队、王室和殖民者代表全体通过的《征服中国建议书》，提出从西班牙本土派出约1.2万士兵，加上葡萄牙兵源、菲律宾土著、日本雇佣兵和印度士兵，凑成一支约两万人的“多国部队”，兵分四路在广东、福建、江南、山东同时登陆，控制沿海后向内陆推进，分区任命总督和主教进行管辖和教化。
更有甚者，个别将领的想法膨胀到荒谬的地步，有人声称只需要80名士兵就能征服明朝，另一位说80人太多，60人就够了。
这些方案在今天的我们看来近乎笑话。
但当时西班牙人的自信并非毫无来由：他们拥有全世界最强的无敌舰队，殖民地遍布全球，刚刚吞并了葡萄牙，是名副其实的“日不落帝国”。
而在他们的殖民经验中，从来没有遇到过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强大对手。
腓力二世
国王为何说“不”
当时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可不是个心慈手软的君主。
他是西班牙国王、葡萄牙国王、两西西里国王，同时拥有十几个欧洲王国的头衔，还是埃塞俄比亚、阿拉伯、波斯和印度的“征服者”。
这样一个人，拒绝入侵大明，绝不可能是因为什么和平主义。
真正的原因很多。
首先，腓力二世确实非常清醒，从计划进攻大明开始，他就着手相关人员去打探消息。
西班牙人对大明的了解，远比今天的我们想象的要深入。
在菲律宾的西班牙人通过澳门这个窗口，通过往来商旅和传教士的汇报，对明朝的国力有一个大致轮廓。
当时大明的人口和经济总量占全球近三成，军队规模庞大，城池坚固，不是一个可以轻易撼动的对手。
腓力二世在最初收到德拉达的方案时，就意识到“欧亚间隔太远，在对其实力不清楚的情况下贸然用兵，很有可能带来灾难性后果”。
其次是后勤的现实约束。
两万人的远征部队要跨越太平洋，在当时的航海条件下几乎是不可想象的。
补给线、兵力投送、战场支援，每一个环节都是巨大的挑战。
西班牙的舰队再强大，也没法把整个欧洲的兵工厂搬到亚洲来。
第三是欧洲战场的牵扯。
腓力二世当时在欧洲面临多重压力，与英国的矛盾正在酝酿，无敌舰队不久后将迎来宿命般的失败。
一个在欧洲四面受敌的国王，没有余力在万里之外开辟一个全新的、胜负难料的大战场。
还有更深一层原因，西班牙人自己也知道，大明不是印加。
印加帝国没有文字，没有铁器，社会组织相对松散，可以被少数人“斩首”后迅速瓦解。
但大明是一个有着完善官僚体系、庞大常备军和悠久文明的国家。哪怕真的打下沿海几个省份，向内陆推进也将是一场消耗战，西班牙的国力根本撑不住。
腓力二世最终给桑迪的回复是：“现在不是讨论征服中国的时机，请立即放弃这种想法。”
这个决定，让西班牙避免了一场注定惨败的远征。
利玛窦
利玛窦的另一条路
有趣的是，1583年还有另一个西班牙背景的人来到中国，不过他不是军人，而是传教士。
耶稣会士利玛窦带着一幅欧洲地图抵达广东肇庆，从此在中国生活了二十八年，直到去世。
他没有带军队，没有带大炮，只带来了西方的数学、天文学和地理知识。他穿儒服、学汉语、与士大夫交往，最终葬在北京。
这二人都希望踏上大明土地，一个是征服，一个是去探索。
桑切斯在清华演讲时反复提到利玛窦带来的那幅地图，指出它虽然精准，却以欧洲为中心，亚洲被放在边缘。
他想说的道理是：看世界不能只用一种视角。
但这段话放在四百年的历史尺度上，还有另一层意思，当年西班牙人看中国，有人只看到了“可以被征服”的猎物，有人却看到了值得平等对话的文明。
腓力二世选择了倾听后者的声音。
桑切斯
四百多年后，西班牙首相在清华大学里重提这段往事，当然不只是为了谈古论今。
桑切斯此访是他三年内的第三次访华，在美国对全球滥施关税的背景下，他是第一位多次到访中国的欧洲领导人。
他带来的不是征服建议书，而是中西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动计划。
桑切斯在清华的演讲中强调，“贸易战不会有赢家”，呼吁构建更加平衡的贸易体系。
桑切斯说“中国自1583年起就是一个伟大的强国，当时的西班牙深知这一点，今天的西班牙也深知这一点”。
四百年前，西班牙因为“深知”而避开了灾难。四百年后，这种“深知”则转化为合作的基础。
腓力二世拒绝入侵大明的决定，在后来的历史进程中被反复证明是正确的。
仅以西班牙自身而论，1588年无敌舰队远征英国，遭遇风暴和英军夹击，折损过半。
这是西班牙由盛转衰的转折点。
一个在欧洲近海都打不赢海战的国家，怎么可能在万里之外征服一个拥有完整国防体系的帝国。
腓力二世如果当年头脑发热，把兵力投送到中国沿海，西班牙的衰败恐怕会来得更快、更惨烈。
而从更长的历史尺度看，16世纪末的西班牙和明朝，各自代表着西方和东方文明的某种巅峰。
两者没有发生正面冲突，不是因为西班牙的道德高尚，而是因为腓力二世做了一个理性统治者该做的判断，承认力量的边界，不在错误的战场上消耗自己。
这个判断在今天仍然值得回味。
一个国家在国际上的姿态，是选择扩张还是选择对话，是选择对抗还是选择合作，最终决定的不是一时的豪情，而是对自身力量边界的清醒认知。
腓力二世四百年前做了一个聪明的决定，今天的西班牙政府似乎也在沿着同样的思路行事，只不过这一次，他们带来的不再是征服建议书，而是合作备忘录。
四百年前西班牙人看中国，有人看到了征服的对象，有人看到了对话的伙伴。
腓力二世最终选择了后一条路。
这个选择的正确性，四百年的历史已经给出了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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