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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林徽因爬上了佛光寺大殿的阁楼测绘。
突然闻到了一股恶臭，成千上万的蝙蝠扑面而来，角落里到处散落着蝙蝠的尸体。
连她随身携带的测绘包，都爬满了臭虫。
换作是你，跑不跑？
林徽因不但不跑，还说，
“愿为自己塑一尊像，陪着宁公遇再坐上一千年。”
为什么要这么拼？
因为日本学者曾狂妄断言：
“中国大地已经没有唐代以前的木构建筑。
要想亲眼目睹唐代建筑，只能到日本的东京和奈良。”
这句话，刺痛了太多中国知识分子。
留学归来的林徽因坚定地对梁思成说：
“不要去做那些赚钱的设计工作，我们中国大地的建筑历史没人研究，还是一片空白。”
近期，十点读书林少在《林徽因：历尽千般苦，不负山河志》这一视频里，介绍了揭露历史真相的转机——
莫高窟。
第61窟的西墙上，绘制着一幅《五台山图》。
壁画右侧描绘了一座唐代木构大佛光之寺。
而在寺院下方，标注着一行小字：
河北道山门东南路。
也正是这短短八个字，如一盏明灯，照亮了林梁二人的寻找之路。
当他们根据壁画的指引，到达位于山西五台县的佛光寺。
林徽因穿着旗袍爬上房梁，灰尘下赫然刻着“女弟子宁公遇”“唐大中十一年”的字样——
这是中国自己的唐代建筑！
日本学者的脸也被打得啪啪作响。
佛光寺的发现，是中国建筑史的转折点，背后饱含着乱世流离、学者风骨、民族大义、祖辈智慧、中华瑰宝……无论哪个角度，都可歌可泣。
但今天，十点君想向你讲述，两位奇女子跨越千年的动人相遇。
很多人有一个模糊的错误认知，以为林徽因是梁思成的助手。
但现实是，梁思成投身建筑学，是受林徽因的启蒙。
1920年，16岁的林徽因被父亲带着一同前往欧洲访问考察，在与身为建筑师的女房东交流中，她第一次知道了“建筑”与“盖房子”的区别，就此萌生了以建筑为未来事业的想法。
回国后，18岁的林徽因与梁思成相恋。
彼时的梁思成对建筑一无所知，是林徽因告诉他，建筑是一门融合了艺术和工程技术的学科。
她神采飞扬地谈起自己见过的建筑，形容它们是“凝固的音乐”、“石头的史诗”。梁思成被她感染，才确定了自己的职业选择。
但在那个年代，女性连建筑学系的门槛都迈不进去。
1924年，林徽因和梁思成、陈植一起前往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求学，却被告知，建筑系只收男生。
校方给出的解释是，建筑系的学生需要经常在夜间画图，而“一个女生深夜待在画室是不恰当的”。
林徽因不肯放弃。她拜托当时的“中国妇女出国留学委员会”秘书麦米伦夫人给宾大写信，推荐自己入读建筑系。
后来，宾大建筑系档案馆发现，当时为林徽因争取入学的信笺前前后后加起来有近10封。负责整理资料的档案馆长威廉·惠特克说：
“那些信让我再次确信，她有多想成为一名建筑师。”
但她的志愿最终也没有达成。
林徽因决定“曲线救国”，改报了宾大美术系，同时选修建筑系所有她可以选读的课程。
美术系的课程对于在绘画和制图方面缺乏系统训练的林徽因来说，几乎是从头学起，她还要同时应对建筑系繁重的课程。
大学期间，她的父亲去世，林徽因失去了经济支持，开始半工半读。她打两份工：一份是在建筑系做教师助手和设计指导，课余时间再去餐厅洗碗补贴收入。
她经常打完工再回学校画图到半夜，回到住处没东西吃，就喝凉水充饥。
学建筑很苦，但林徽因沉浸其中，出色地完成了所有课业。
她修完了两个专业的33门本科课程和1门研究生课程，因为成绩好，学院还批准她跳了一级。
在宾大后来公开的林徽因的成绩单上，留下了10个醒目的“Distinction”（杰出，即最高等级的成绩）。
宾大毕业后，梁思成接到东北大学的邀请，前去担任建筑系的系主任。林徽因同去，成为专业英语和美术装饰史两门课的老师。
这是中国现代教育史上的第一个建筑系，被视作中国建筑事业的奠基。
这块建筑的地基，林徽因敲下了一半。
6个月后，她发表了第一篇建筑学研究论文——《论中国建筑的几个特征》。
这也是史上第一篇由中国专业学者发表的关于中国建筑的理论文章。
她曾怀着孕爬上沈阳故宫的横梁。跟梁思成和助手一起去天坛祈年殿测绘时，林徽因穿着的是长旗袍，手里拿着斗笠，那身装扮很不便于攀登，但她还是跟其他人一起爬上了祈年殿的宝顶——
她也由此成为历史上第一个登上祈年殿的女性。
同事后来回忆林徽因，“凡是男子能上去的地方，她就准能上得去。”
建筑的野外测绘工作异常艰苦，林徽因经常打趣自嘲，说他们是“几个死心眼的建筑师自讨苦吃”。但事实上，她最乐在其中。
他们去山西考察云冈石窟。那里地处偏僻，空旷的山崖上连树都见不到一棵，林徽因他们便去农户家投宿。
借住的房子没有门窗，四壁透风，夜里盖着棉被仍冷得人缩作一团。每天吃的都是煮土豆和玉米面糊糊，偶尔能吃到一点咸菜就非常难得。
但林徽因写给朋友的信里却满是愉悦：
“天是透明的蓝，白云更流动得使人可以忘记很多的事，更不用说到那山山水水、小堡垒、村落，反映着夕阳的一角庙，一座塔！景物是美得使人心慌心痛。”
1934年，林徽因和梁思成二访山西，考察赵城县的广胜寺，条件艰苦程度比第一次去更甚。当时的山西正在修铁路，一下雨，路就全变成寸步难行的烂泥塘，马车、驴车都过不去。300多里的路程，林徽因他们是徒步走完的。
夜里在寺庙借宿，就合衣躺在大殿里，床单上密密麻麻爬满一层跳蚤，抖都抖不尽。她被咬得浑身是包，却在给友人的信里写：
“可真真累得不亦乐乎。”
1932年到1937年，五年时间里，林徽因和梁思成与营造学社的其他人辗转于北平、山西、河北等15个省份、190多个县，实地测绘考察了2738处古建筑，绘制完成1898幅测绘图。
发现了多处辽构，并破解了自北宋之后失传的《营造法式》，很给中国学者“长了脸”。
但最大的遗憾，是始终没能找到确凿的唐代木构。
1937年，华北局势危急、日军步步紧逼，战争一触即发。
林徽因一家为避战祸迁到昆明，梁思成病倒了，林徽因挑起家庭的经济重担。
为了维持生计，她去云南大学给学生补英语，每周六节课，每节去上课需要来回翻越四个山坡。
昆明的海拔高，林徽因有非常严重的肺病，讲课、走路都会气喘。
一个月下来，她领到40块钱的薪水。
经过日用商店时，她看到一块漂亮的扎染布，质感和图样都是她喜欢的。她犹豫了很久，想着或许该用这笔钱给母亲买一顶御寒的帽子，给孩子买一双新鞋，或者给全家买点肉。
最后，林徽因没有买这些从她脑海中闪过的东西，她买了一把皮尺——那是外出考察古建筑必不可少的工具。
皮尺23块钱，是她半个多月的薪水。
建筑就是林徽因生命中最重要的那把尺子。
战争、困厄、病痛带来的磨砺，以及女性身份带来的偏见与阻碍，都未能折断这把尺子。
外界再乱，家事再频，林徽因也未曾放弃过测寻唐代建筑的痕迹。
终于，皇天不负有心人。
在一次偶然翻阅伯希和的《敦煌石窟图录》时，在莫高窟第61窟唐代壁画《五台山图》中，发现明确标注的“大佛光之寺”。
壁画为唐人所绘，意味着寺至少建于唐代；且佛光寺地处五台山深处、交通闭塞，林徽因认为有一定的概率寺庙未被毁坏。
她同丈夫及两位中国营造学社的同仁一起，乘火车抵达太原，然后从太原转乘汽车，再换骡马，一路向五台山的深山里走。到最后山路太过险峻，牲口都不愿往前走，他们只好拉着骡子继续走，走了两天才抵达目的地。
佛光寺正殿“魁伟整饬”，有鲜明的唐代特征。东大殿内尚存佛像三十余尊，高大恢弘，“气象森伟”。佛像旁边，还有一尊供养人的真人大小等身像，“年约四十余之中年妇人，面貌丰满”。
接下来几天的测绘和考察鉴定，据梁思成记载，“工作至苦”。
梁架上住着成千上万只蝙蝠和无数的臭虫，“秽气冲天”，林徽因写给朋友的信中说，“在臭虫堆里工作，在蝙蝠翅下绘图”，咳嗽时不得不扶柱喘息。
每天工作结束后，林徽因需要立刻休息，夜间也常有低烧，但她拒绝暂停测绘，依然频繁上下脚手架和梁架，测量、绘图、拍摄，不辞劳累。
这几天里，每一处新的发现，都令营造学社欢欣不已。很快，他们就发现这座建筑无论是整体还是细部，都清晰地呈现出晚唐的建筑特征。
但如何确认年份，还缺最重要的文字记载来印证。
直到某天林徽因“素病远视”，才在巡视大殿时，辨识出“女弟子宁公遇”的字样，证实佛光寺东大殿建于唐大中十一年（公元857年）。
有了确切的年份，证实在这座大殿里，同时找到了唐朝的绘画、唐朝的书法、唐朝的雕塑和唐朝的建筑，堪称中国建筑史上“大唐归来”的荣耀时刻。
梁林的儿子梁从诫在回忆母亲的文章里写道，直到很多年之后，母亲还常常谈起当时的兴奋心情：
“对谦逊地隐在大殿角落中本庙施主「女弟子宁公遇」端庄美丽的塑像，母亲更怀有一种近乎崇敬的感情。
她曾说，当时恨不能也为自己塑一尊像，让「女弟子林徽因」永远陪伴这位虔诚的唐朝妇女，在肃穆中再盘腿坐上她一千年！”
林徽因在佛光寺与“宁公遇”合照
这位神秘的“女弟子宁公遇”是何许人也？
根据东大殿梁底的墨书记载，她应该是已故的长安城王姓高官的遗孀。
佛光寺虽地处偏僻，但东大殿的形制和用材均具备唐代皇家规制，耗资堪称天文数字。
学界推断，宁公遇在丈夫去世后，散尽家财，从长安亲自送供入山，佛殿建成后长期任佛殿主，打理此处诸多事宜。
东大殿建成的857年，刚好处在晚唐的溃烂与动荡的缝隙里。
往前推12年，唐武宗845年开始的会昌灭佛，堪称中国古代史上对佛教的整体打击最大的一次，全国拆除寺庙，“五台诸刹，扫地俱尽。”
一年后，武宗去世，灭佛停止。各地寺庙重新修建，十几年后，宁公遇散尽家财建造的佛殿得以建成，也成为了这里的佛殿主。
千年以前，一个女人因为信念捐出家产，修建了一座寺庙；
千年以后，另一个女人因为职业理想来到这里，发现了她的名字，也迎来自己事业的璀璨时刻。
她们各自相信和坚持的东西，让她们在那一刻相遇。
共同守住了中华千年的文脉和历史传承。
站在快节奏的当下，我们只能浅显得将这份挚爱，归结为“伟大”。
而这片绵延5000年历史的奇迹大地上，总能诞生“伟大”。
就在发现佛光寺的两天后，七七事变爆发。
莫高窟也在这乱世的漩涡里，岌岌可危。
英国人斯坦因掠走敦煌文物一万多件；
法国人伯希和掠走敦煌写本六千多件；
美国人华尔纳更是用特制的化学胶液，直接粘走莫高窟壁画20多块；
大英博物馆里，馆藏着敦煌壁画在内20万件中国文物
万幸的是，乱世之中，总有一群人挺身而出，
常书鸿、樊锦诗等十几位学者，冒着生命危险奔赴敦煌。
他们深知，莫高窟的每一幅壁画、每一卷经卷，
都是不可再生的文明瑰宝，一旦湮灭，便是永远的遗憾。
一代又一代“敦煌人”固守黄沙戈壁，能做的，其实只是不断延缓这片奇迹消逝的时间。
敦煌研究院院长樊锦诗说：
“敦煌壁画年老多病，颜料层会一片片翘起，逐渐变得酥软像酥团一样。甚至开门声音大一点，都可能会掉落。”
目前没有任何技术手段能够阻止，也许50年、100年后，莫高窟就会回归尘土。
敦煌文物惊艳世人，敦煌的美理应留在每个“飞天”后人的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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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是有朝一日站在它面前，却参不透它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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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柴剑虹，曾任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敦煌研究院兼职研究员。已出版敦煌学专著10余部。
副主编李国，敦煌研究院研究员，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会员。
编委常沙娜，“敦煌保护神”常书鸿长女，自幼随父亲在敦煌学习绘画，师从林徽因，曾获中国文联“终身成就美术家”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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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橘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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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 | 视觉中国，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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