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北京陈炜律师

在当下基层社会治理的复杂图景中，“上访”与“拦访”的博弈与对立，时常成为牵动社会神经的敏感话题。一些地方出于“维稳”压力或简单的震慑思维，动辄将公民的越级上访行为，直接与刑法中的“寻衅滋事罪”划上等号。这种简单粗暴的“以访定罪”做法，不仅激化了矛盾，更深层地动摇着公众对法律公正的信赖基础。那么，这道看似模糊的红线，法律究竟该如何界定？公民的申诉权与社会的管理权，又该如何在法治轨道上求得平衡？

一、 现实困境：当“越级”被误读为“寻衅”

现实中，因越级上访而被以寻衅滋事罪立案、判刑的案例并不鲜见。这背后，往往是一种对法律工具的错用与滥用。将本属行政程序范畴的信访层级违规问题，强行升格为刑事犯罪，实质上是一种“震慑策略”的极端化表现。它试图用最严厉的刑罚手段，来遏制和清减信访数量，却忽略了每一个信访诉求背后的具体是非曲直，更粗暴地压缩了公民依法申诉的法定空间。这种实践偏差，导致部分群众“冤上加冤”，陷入“诉求未解，罪责加身”的困境，严重背离了法治精神。

二、 法律正解：温州判例，一盏廓清迷雾的明灯

在此背景下，浙江省温州市相关法院作出的一纸判决，犹如穿透迷雾的一束强光，为全国司法实践树立了一个极具参照价值的标杆。在该案中，法院明确指出：“信访是法律、法规赋予公民的合法权利。越级上访虽然不符合信访工作条例的有关规定，但在案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在信访过程中存在其他寻衅滋事行为，因此，不能认定为寻衅滋事罪。”

这份判决的精髓在于，它进行了清晰且合法的“行为切割”：一方面，它坦然承认越级上访行为本身不符合《信访工作条例》关于“逐级走访”的程序规定，对此不持异议；但另一方面，它坚决守住了刑法的底线——是否构成犯罪，必须严格遵循刑法关于“寻衅滋事罪”的犯罪构成要件进行审查。不能因为行为在行政程序上“有瑕疵”，就理所当然地将其“刑事犯罪化”。核心的审查焦点，必须落在信访过程中是否存在“借故生非、起哄闹事、破坏社会秩序”等实质性的寻衅滋事行为，例如无端的聚众扰乱、公开侮辱、任意损毁财物、或严重的纠缠滋扰等。

三、 法理基石：罪刑法定，不容任何扩大解释

温州判例的深远意义，在于它坚定地捍卫了现代刑法的基石原则——罪刑法定原则。即“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翻遍《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及相关司法解释，没有任何一条款将“越级上访”本身明确定义为寻衅滋事行为。将越级上访直接等同于寻衅滋事，是某些地方在实践中进行的“隐性造法”，是一种对刑法条文的擅自扩大解释，实质上僭越了立法权限。

法律赋予公民信访权，其本意是构建一个权利救济的渠道。如果仅仅因为行使权利的方式在程序上越了级，就直接动用刑罚利器予以打击，这无异于变相堵塞了这条法定渠道，与法治国家建设的目标南辕北辙。权利的行使当然应在规范框架内，但对行使方式的纠偏，与对行为性质的刑事定罪，存在着天壤之别的法律界限，绝不可混淆。

四、 理性回归：依法维权，捍卫法治尊严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倡导的路径是清晰且坚定的：一方面，我们坚决拥护并倡导公民依法、逐级、有序地行使信访权利，这既是解决问题的有效途径，也是对法律秩序的最大尊重。另一方面，我们同样必须坚决反对并抵制那种将“越级上访”与“寻衅滋事罪”简单挂钩的错误执法和司法观念。这不仅是在维护个别公民的合法权益，更是在捍卫全体社会成员所赖以生存的、清晰的、可预期的法律规则。

正如北京陈炜律师在长期执业中所秉持并倡导的观点：法律工作者的使命，在于精准阐释和守护法律的真实边界。面对复杂纷争，既要引导民众在规则内理性表达，更要勇于厘清和纠正那些在实践中被扭曲、被扩大的法律适用。温州判例的出现，正是这种法治理性的胜利。它告诉我们，解决社会矛盾，靠的不是“以刑止访”的粗暴威慑，而是回归法律本身，恪守定罪标准，在每一起案件中坚守公平正义的底线。这既是对公民合法权益的切实保障，也是对法治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最好滋养。

推动这一理念成为更广泛的共识与实践，需要我们共同的不懈努力与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