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经评论员 杜恒峰

4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以下简称“《解释（二）》”）。在既有法律法规的基础之上，《解释（二）》进一步明确了单位受贿罪、单位行贿罪等定罪量刑标准，还明确了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等罪行的定罪量刑标准。

《解释（二）》在医疗行业也引发了巨大反响。以给回扣、好处费为代表的“带金销售”在医疗领域长期存在，虽广受诟病但难以禁绝，如今《解释（二）》将入刑标准精准量化，消除了模糊地带，过去“内部整改”“行政处罚”就“了事”的行贿行为，如今可能要承担刑事责任。比如个人向医疗单位行贿数额在10万元以上不满20万元，企业向医疗单位行贿数额在20万元以上不满40万元，具有规定情形之一的，就应当以对单位行贿罪追究刑事责任。标准越明确，震慑效力就越强，没有侥幸空间，自然不会滋生侥幸心理，行贿的念头也就难以产生。

“带金销售”的另一个治理难点是责任的认定。医疗企业将责任推给医药代表、企业主将责任推给企业等情况都存在，真正的受益者或主导者反倒可能免于惩处。《解释（二）》中列明：如有“单位集体决定、违法所得归单位所有，单位实际控制人或者主管人员决定、违法所得归单位所有”这两种情形，以单位行贿罪定罪处罚。也就是说，如果单位从行贿行为中获益，就应当被追究行贿责任，具体由何人实施行贿并非关键要件

《解释（二）》还列明：个人财产和单位财产高度混同，单位通过行贿获得不正当利益实际归个人所有的，以行贿罪定罪处罚。企业主意图利用公司作为“防火墙”、将责任全部推给企业的做法也行不通了。

长期以来，部分药企陷入“重营销、轻研发”的路径依赖，将大量资金投入回扣、“研讨会”等灰色支出，研发投入占比较低，导致产品同质化严重，只能在低水平赛道恶性竞争。而对那些规范经营、潜心于研发的企业，不遵守行业“潜规则”的代价就是新产品难以打开市场，后续巨额研发支出也没有保证，创新能力及激励大打折扣。

如今，“带金销售”的灰色路径被重重堵截，医药企业的竞争将回归行业本质，即核心技术与产品实力的较量。

归根结底，创新才是药企实现市场破局的“良方”——当所有企业都无法通过销售环节“作弊”，那些能真正解决患者痛点、提升医疗效果的产品，无需依赖“带金销售”，就能获得市场认可、打开销路，此时企业的策略也将从“花钱买市场”，集体转向“创新赢市场”。

近年来，围绕医疗产品价格相关的改革措施集中落地，医药集采、“两票制”、医保直接结算、医药代表“备案制”、医药招采信用评价等举措，大幅压缩了“带金销售”的生存空间。如今，《解释（二）》在司法环节又给“带金销售”加了一把锁。那些产品本身缺乏足够竞争力，却依靠“高定价+回扣推广”模式实现规模扩张的企业，再难有生存空间。

流通环节更透明，医药产品价格也就更合理，无论是医保体系、患者还是医药企业，都将受益于一个更有效的医药市场。这才是“最严反腐新规”的真正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