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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IC

我有时真想耸身一摇,挣脱羁绊,跑到辽远浩瀚人迹罕至之地,或工作,或隐居,或浪游。

或许受到一些电影和小说潜移默化的影响,我能想到的最佳去处居然是西部。再缩小范围,就是西北地区。

对于久居长江中下游、东南沿海、华南华北的同胞,西部总能激发无尽的想象。沙漠、绿洲、戈壁、盆地、雪山、草原,这些神奇的字词呵,即使看上一眼,仿佛也能卑吝全消,豪气干云。

不是没去过西部或大西北。只是去得太少,且都属于蜻蜓点水,到此一游。昆明、西双版纳、贵阳、仁怀、九寨沟、林芝、拉萨、乌鲁木齐、吐鲁番、兰州、银川,短则两三天,长则一周左右。印象自然都很强烈,但也只能是印象而已。

至于西部其他广袤区域,那就只能对着地图,浮想联翩了。

我也不知道,现在人们说到西部(尤其“西部文学”),为何总是习惯地特指大西北,而并非人口地理学上“胡焕庸线”以西12个省级行政区。

这都说明我太不了解西部。我只有关于西部的一些不着边际的遐想。

此外就是“纸上得来终觉浅”的细碎知识。从最初张骞凿通西域,历代经之营之,兴衰更替,治乱相因,直至清末西北舆地之学勃兴,可谈的内容确乎不少。正要趁机贩卖,但想到读者若请教AI,肯定会得到更好的解答,还是赶紧藏拙。

或许AI暂时尚不能完美解释西部概念在具体语境中被不断重写的复杂情形。大的地理方位固然可划分为大西南和大西北,其中云贵川、甘青宁,因人地相接,联系紧密,常常并举。但在这些区域内部和彼此之间,山川地理与历史文化又各具特色。更不用说壮阔无垠的雪域高原和新疆南北了。

面对西部,任何宏观命名和宏大叙事都会遮蔽复杂而丰富的细节。“西部文学”有时从大西部的概念中单单凸显陕西以西的甘青宁,大概就是考虑到西部的广袤复杂,难以一言以蔽之,所以不得已而为之吧。

这就难怪当代作家们写到西部,尽管也有邱华栋、雪漠、叶舟、徐兆寿等惯于在空间地理上大开大合,纵意挥洒,但更多往往将笔触瞄准某些小地方。比如阿来把他描写川藏边地的系列小说称为“机村传奇”,他用一双锐利的眼睛凝视“机村”,想看清这“传奇”有朝一日能否“尘埃落定”。刘亮程常常将他讲述新疆故事的小说与散文的背景放在某个叫“黄沙梁”或“碗底泉”的地方,着意写出“中国的村庄”的某种典型。李娟笔下人与事总离不开其成名作《阿勒泰的角落》标题所示的天山一隅,马金莲的故事也大多不会超出她所熟悉的西海固。即使豪气干云如王蒙,无论写于上世纪七十年代的长篇《这边风景》,还是完成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在伊犁》,都紧紧围绕伊犁河谷的某一河段展开。同样豪迈的张贤亮《肖尔布拉克》甚至就写一个“盲流”到新疆的河南司机给搭车的“记者同志”讲述他在“肖尔布拉克”(维吾尔语“碱水泉”)找到的幸福生活。

相比之下,研究和讲述“西部文学”的杂志、教材与论著通常总是大杂烩,忽而西南,忽而西北。不能说它们的西部概念不正确,但要说多半还需要更加精准的聚焦,这大概也没多少语病吧?

或许有鉴于此,李生滨兄将他多年研究“西部文学”的文章裒为一辑,毫不犹豫地以“散论”为书名。老派学者常用的“散论”这个词,时下已不再流行。似乎一旦加以“散论”之名,其书即不足观。实际上人的认识能力很有限,对许多事往往只能散点透视。名曰“散论”,有何不可?

略考西部文学作者和研究者的生平,其中固然不乏西部原住民,但也有许多来自内地和沿海的移民。生滨兄就是这样一个扎根西部的外地移民。他祖籍南京,出生在青海平安,先后问学于青海、陕西、上海、开封。他这数十年不说足迹遍天下,至少走遍了重点关注的大西北。研究西部文学,需要这种“地域性”和“超地域性”的优势。

生滨兄的“散论”来之不易。这是他辗转甘青宁或远涉云贵川与新疆西藏,既细读众多关注边地的作家作品,更实地勘察这些作家作品的生活来源地,由此辛苦得来的个人记录与感悟。我珍视他的这些“散论”,犹如对自己在“西部”之外中国文学版图行走多年所留下的歪歪斜斜深深浅浅的足印,也并不矫情地主张一笔抹杀。

我不治生滨兄所治之学,对他这本《叙事与抒情:当代西部文学散论》委实不敢赞一辞。但我们起先曾共同求学于复旦,后来结缘于鲁迅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我知道他除了完成“现当代文学研究”一些“规定动作”,更坚持不懈,数十年如一日地关注大西北地区的各体文学。他这种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胆识与气概着实令我钦敬,因此我不敢固辞其所坚请,勉强以小序塞责。秀才人情纸半张,纵然言不及义,不知所云,也非所计矣。

在互联网和高铁时代,相信会有更多的读者更加属望于壮丽神奇的西部。

祝福生滨及其同道们所研究的西部文学。祝福在西部文学中弯曲折射而大多为我所不能知晓的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

2026年元旦

原标题:《夜读|郜元宝:西部的属望》

栏目编辑:史佳林 文字编辑:刘芳 钱卫

来源:作者:郜元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