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江路170弄12号建筑，坐落于上海市徐汇区枫林街道。东侧为平江路48号，即原“沪海道尹公署”和“上海特别市政府”旧址。南为始建于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中山医院。仅从外观上看，这座充满生活气息的三层建筑朴实无华。不过，核诸史料可见，它在近代历史上极具意义。这里曾是北洋时期“江苏特派交涉使公署”，也曾短暂成为蒋介石在上海的“总司令部”。“四一二”爆发前夕，国民党右派聚集在此密谋“清党”。事变爆发后，这里又成为关押、迫害共产党员与左派群众的暴力机关。伴随“大上海”计划的实施，沪南地区的国民党党政机构纷纷北迁，枫林桥的重要性逐渐减弱。20世纪30年代中山医院建成后，平江路170弄12号建筑被划归中山医院，沿用至今。
“新西区”的开发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上海已步入近代化与城市化的快速阶段。城市空间因租界而大为拓展，一系列声、光、电、化的现代设施也被悉数引入。不过，租界的恶性扩张，不仅与华界形成了竞争关系，更严重挤压了后者的发展空间。传统上，地处黄浦江以西、洋泾浜以南的老城厢、南市一带，一直是上海的城市核心。19世纪50年代以来，法租界通过三次强行扩界，将由黄浦江以西至徐家汇一线的大片土地纳入其管辖范围，从根本上断绝了老城厢、南市北向与西向的发展可能。在沪北地区，苏州河南岸及杨树浦的大片土地此时也被公共租界强占，方兴未艾的闸北开发亦失去南向的可能。总而言之，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上海华界的发展被两租界拦腰截断，失去了南北合流的可能。在这一背景下，发展“新西区”的概念开始出现。
所谓“新西区”也被称作“城西新区”，是一个在近代上海短暂出现的空间概念。由于相关资料匮乏，学界对其了解甚少。据现有材料推测，其范围大致为高昌庙以西的日晖港、徐家汇及龙华一带。要了解这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区域，我们首先找到开发新西区的“动机”。关于这一点，《申报》曾有过一鳞半爪的记载：
龙华附近之赵家宅一带，现因新建之江苏交涉公署洋房将于年内告成，而道尹公署及松江运副公署等亦将次第在该处建设。本埠各富商在该处购地预备建造市房者尤众，故由军署命令开发新西区。
由是观之，新西区的开发是一个由政治中心迁移，带动城市发展的典型案例。如前所述，由于遭到租界的强力挤压，华界发展空间有限。位置优越又具备发展潜力的地块并不多见。新西区地处沪南腹地，享有黄浦江的航运便利。沪杭铁路从区内穿过，则进一步便利了此处与外界的联络。此外，新西区与法租界近在咫尺，越肇嘉浜即可与租界道路相连，出入租界十分便利。
更关键的是，清末民初以来，华界政治中心已逐渐南移。开埠之前，老城厢是当之无愧的政治中心，无论道台衙门还是上海县衙都设在城厢之内。此后，随着洋务运动兴起，沪上原有的政治地理空间开始裂变。以江南制造局为代表的官办军工企业的出现，直接抬升了沪南一带的军事和政治地位。作为清廷创设的新式军工企业，制造局在龙华一带，购地设立火药厂、枪子厂。洋务企业的出现，不仅开启了这一带的现代化进程，更是将此地变成了上海最重要的“军火库”，此后但凡上海有变故发生，龙华总会成为各方竞相争夺的对象。为此，大量驻军被派往龙华，这又进一步提升了它的重要性。1916年，松沪护军使署迁至龙华。这意味着此时的沪南，已成为上海华界最重要的军政中心。20世纪20年代中期，随着江苏交涉使署的落成，此地还肩负起了外交职能。随着政治、军事和外交机关汇聚于此，开发新西区已是大势所趋。
“江苏特派交涉使公署”的兴建
作为近代上海负责中外交涉的专门机构，江苏交涉使署的出现与发展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1843年开埠之后，上海的涉外事务陡然增多。面对与日俱增的“洋务”，道台衙门已无法适应时代需求，几经改组，相继演化出“洋务局”和“交涉公署”。为便宜行事，这些机构均设在租界之内。直至20世纪20年代初期，江苏特派交涉使公署仍“客居”在公共租界静安寺路122号内。
江苏特派交涉使公署全景（图像经AI修复）
1921年3月，上海县知事沈宝昌接沪海道尹公署及江苏特派交涉使公署函，指令“选择合宜地点，建造新署，以资办公”。此时，两署心目中早已有了“合宜地点”，这便是沪南肇嘉浜以南的二十七保二图、四图一带，即此后的枫林桥一带。两署要求上海县代为处理征地、测量和规划事宜。接到指令后，上海县迅速落实。不到半月便确定了工程用地和土地征收价格。
1922年12月16日，上海华界的众多政商要员齐聚肇嘉浜南岸，为即将开工建设的交涉使公署举行奠基典礼。上午10点45分，仪式开始。首先由交涉员许沅发表讲话。他在致辞中解释了“交署”南迁的缘由。“……蔡前道在静安寺路设置洋务局，办理交涉，易于接洽，迩因公务日繁，原有房屋废旧，不合办公，且租金日昂，加以时接房主，手续尤多周折，故于上年筹议建筑新署。”随后介绍了配套发展计划。除在公署南面修建交道路外，还要建造一横跨肇嘉浜、连接华租两界的丰林桥。讲话结束后，奠基仪式正式开始。时任驻美公使施肇基受邀奠基，但由于无法亲临现场，只能委托施绍常代为“启土”，此举也标志着新的交涉公署进入了实质建设阶段。
历经近两年的施工建设，新公署与同期开工的丰林桥及交道路于1924年初相继竣工。3月17日，交涉公署举行了盛大的落成典礼，共吸引了逾400名各界人士参加。观礼嘉宾不仅包括华界的政商要员，亦有来自租界的代表。其中华界方面包括松沪护军使、上海知事、宝山知事、江海关监督、工巡捐局局长以及陆海军首脑；商界领袖如朱葆三、虞洽卿、赵晋卿、袁履登等也悉数到场。《申报》记录下了当时盛大的场面，“赴会者……入丰林路后，即有游巡队分站两旁。公署门两旁，有军乐队及中西来宾签名处，并分赠每人纪念明片四张。”在奏乐和燃放鞭炮之后，许沅陪同何丰林及领事团代表等人来到二楼石阶，随即举行升旗仪式。
在一片欢庆声中，新西区最重要的建筑之一——交涉公署就这样落成了。时隔百年，尽管留存下来的图像资料十分有限，但还是能够借助为数不多的模糊图片来判断它最初的样貌。这是一座两层建筑。从建筑风格上看，它兼具哥特式与城堡式建筑的特色，主体以厚重石造结构对称排列，中央设有门楼与钟楼。一楼设置了宽大的连廊，廊柱之间以拱门连接，连廊里侧设有巨大的落地窗，入口处的半圆形台阶格外引人注目。二层屋檐从右到左书有“江苏交涉公署”六个大字。屋顶的女儿墙，则呈现仿中世纪城堡的齿形设计。大楼坐北朝南，主体建筑南侧是一个宽敞的庭院，举行重大典礼时，可供来宾观礼。庭院南侧则是由水泥和金属制成的大门和围栏。大门外侧沿交道路则矗立着一对石狮，体现出中西合璧的建筑风格。
五卅、北伐时期的交涉使公署
交涉使署落成的第二年，就迎来一次“大考”。1925年5月15日，日商纱厂枪杀华工顾正红的暴行，点燃了沪上积聚已久的反帝怒火。作为担负处理中外交涉之责的专门机关，交涉使公署不可避免地处在了风暴中心。顾案发生后，交署承受了巨大压力。一方面，他们要与上海领事团合作调查事件真相，协商善后办法；一方面，需要随时向北京外交部进行汇报，并寻求进一步指示。此外，他们还收到大量社会各界发来的请愿书，交涉公署门外还时常有游行队伍前来请愿。5月30日，数千名学生、工人和市民涌入公共租界，举行大规模示威游行。
恽代英曾回忆：
到五月卅日这一天，原定计划，即要各学校学生出来讲演，并且一定要到租界上讲演。但只说到租界上讲演，租界比一个城池还大，没有集中的地方，使三千多人，都是散漫的。是日，……午后出来的学生很多，多集在最热闹的地方，如先施公司处。起初外人也不大注意，后来闹的太很（狠），外人也觉得八十多年来没有这么一回事，当时即巡捕去报信。学生还觉得不集中起来不能威吓外人，想要集中至交涉署请愿。不久，巡捕捉了许多学生去了。
从这段回忆不难看出，游行队伍的最终目的地，既不是学生被捕的南京路，也不是后来发生血案的老闸捕房，而是坐落在新西区的交涉公署。游行队伍的本意是“集中至交涉署请愿”，南京路只是游行线路中的一个点而已。至于示威群众涌向老闸捕房，则更是一个意外。五卅血案的发生，把早已焦头烂额的交涉使公署彻底推上风口浪尖。门外，是汹涌而至的请愿人群；门内，则是难以对付的外国领事团。交署官员们陷入两难：既要回应民众的爱国诉求，又要与列强的代表周旋。双重压力下，时任交涉员陈世光在惨案发生不久就不得不抱病辞职。
五卅余波未息，北伐军的兵锋已直指淞沪。1927年3月下旬，北伐军东路军进据龙华，白崇禧将淞沪行政督办改为上海警备司令部，成为北伐军在上海的指挥中枢。3月26日，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从董家渡上岸，然后进驻交涉公署，将这里改为自己在上海的总部行辕。消息传开后，一批在沪的国民党元老和骨干纷纷前往枫林桥拜见。
此时，国共关系已濒临破裂，国民党内也存在分裂风险，形势岌岌可危。国民党在沪军政要员陆续来到新西区枫林桥，商讨是否要对共产党采取“断然处置”。尽管有人主张慎重，有人持不同意见，但经过几日的密谋，还是决定暴力“清党”。《吴稚晖年谱》中对此有详实直白的描述，可知震惊中外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就是在交涉公署内商定的。4月2日，在交涉公署东侧的道尹公署召开会议。吴稚晖提交“请办覆党卖国之共产派党员案”。经讨论，决议“照原案咨送中央执行委员”，正是这次会议为血腥“清党”定下了基调。
之后发生的事件，早已为人共知。国民党右派向自己的盟友举起了屠刀，大量共产党员、工人和无辜群众遭到血腥的镇压。交涉公署——蒋介石曾经的行辕——与道尹公署一同被杨虎、陈群改造成为囚禁、迫害和屠杀共产党与左派人士的监狱，即所谓的“枫林桥监狱”。“四一二”事变前后，包括汪寿华、赵世炎、陈延年等大批中共早期的领导人被押解到这里关押和杀害。交署改为监狱是“四一二”的产物，它的存续时间很短，大概只有一年时间。因其短暂性及核心资料的缺失，这段历史早已鲜为人知，以至于常常与后来存在时间更长，关押、迫害共产党人更多的龙华监狱相混淆。
余论
“四一二”的血雨腥风过后，新西区和交涉公署重新恢复平静。此后，随着“大上海”建设计划的推出，华界的政治中心再次迁移，枫林桥被江湾所取代，新西区也不再是华界发展的重点。1935年，颜福庆在枫林桥一带购地兴建中山医院，在时任市长吴铁城的帮助下，征得枫林桥畔沈家浜百余亩土地。为支持医院发展，交道两署也被一并划拨给了中山医院使用。交涉公署尽管此时还保留着一个“外交大楼”的名头，但早已没有了交涉功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交涉公署成为上海医学院（今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职工宿舍，后改为民居延续至今。
平江路170弄12号建筑现状
2024年3月，是平江路170弄12号的百年诞辰。在这一个世纪的时间内，上海的城市面貌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横贯沪南的肇嘉浜早已消失，枫林桥也早已变成一个地名，但原交涉公署却顽强地坚守在原处。不过，它的现状令人堪忧。过度使用，缺乏合理维护，使它早已失去当年的风采。反观它的姊妹楼——道尹公署，由于得到了有关部门的精心修缮与维护，成为目前沪上重要的历史地标与红色景点。平江路170弄12号建筑，是目前上海为数不多的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百年建筑。它既是上海城市发展重心西移的重要标志，也是华界市政自立自强的一个符号。这里既是国民党右派“清党”阴谋的策划地，又是“四一二”腥风血雨的直接见证者。它理应得到尊重，理应得到更好的修缮、保护与利用。
（作者为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原标题：《枫林桥往事——平江路170弄12号建筑的百年流变》
栏目主编：杨逸淇 文字编辑：陈韶旭
来源：作者：蒋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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