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件概况:
据媒体报道，云南曲靖李女士反映，3月30日，其就读中学的孩子在校遭同学霸凌，丈夫接老师通知到校调解，得知详情后情绪激动，在学校调解室猝死。事发后，校方拿出AED，但现场无人会操作；李女士自行拨打120并实施心肺复苏，最终其丈夫经诊断已身亡。
李女士提供了急救人员开具的处置单据，显示其丈夫被诊断为死亡、呼吸心跳骤停、高血压。死亡医学证明书显示，其丈夫杨某死亡原因为心源性猝死。
关于李女士丈夫本身身体状况的问题，李女士表示，丈夫此前被诊断为高血压，长期服用药物，平日里血压控制得较好，情绪平稳。
李女士称，经四次调解，学校相关负责人始终认为校方没有任何责任，仅提出出于人道主义募捐4万元作为补偿。事发至今，李女士认为此事没有得到妥善解决，尚未安葬丈夫的遗体。
据派出所工作人员介绍，监控视频完整记录了事发现场的详细情况：李女士丈夫在学校调解室交谈6分钟后，头部出现自然下垂等现象，李女士发现后立即开展现场急救。李女士的丈夫在猝死前没有与任何人发生肢体冲突，双方家长也没有过激言行。
4月13日下午，马龙区教育体育局工作人员表示，该局已经成立专班处理此事，当地公安机关已介入调查。
关于本事件的责任划分问题，本期《读特普法》邀请了北京大成（深圳）律师事务所的徐秦律师进行解读。
李女士丈夫的猝死与孩子被霸凌之间，是否有法律因果关系？学校、霸凌方家长是否需要担责？
徐秦律师指出，事实上的触发关系存在，但法律上的因果关系不能当然成立。
孩子被霸凌、学校通知家长到校、李女士丈夫在得知经过后情绪剧烈波动并猝死，这条时间链条是存在的；但法院最终认不认“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关键要看两类证据：一类是霸凌是否真实、持续、严重，学校此前是否已经知情却没有及时干预；另一类是法医、临床和急救证据能否证明，情绪刺激、现场处置不当与心源性猝死之间存在相当因果关系。民法典侵权责任的一般规则仍然是“有过错、有因果关系、造成损害才担责”；即判断学校是否担责，要看其是否尽到教育、管理和应急处置职责，不能因为事情发生在校园里就当然认定学校有责。
云南省《学校安全条例》要求，校园内发生安全事故后，学校应启动预案、及时采取救治措施、及时报告并通知监护人；民法典也规定，场所管理者未尽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承担责任。因此，若后续查明学校在调解组织方式、风险预判、现场救助、急救衔接等环节存在明显失当，学校对李女士丈夫死亡并非没有责任空间。
至于霸凌方家长是否需要对李女士丈夫猝死承担责任，取决于李女士丈夫猝死前是否遭受肢体冲突，双方家长有没有过激言行，或者是否有证据显示：霸凌长期、恶性、学校和对方家庭早已知晓却放任，又或者现场是否存在明显刺激、侮辱、威胁等加重情形。
本事件中的学校配备了AED，却无人会操作，校方是否需要担责？
徐秦律师表示，AED挂在墙上，不等于义务已经完成；关键是能不能在关键几分钟里“拿得到、用得上、有人会用”。
国家层面早就不是只强调“配设备”，而是同时强调“培训”和“可用性”。教育部、红十字会2021年就提出，到2030年中小学教职员工接受救护员公益培训的师生比例原则上不少于1:50，并重点培训校医、体育教师、班主任等人员；国家卫健委发布的《公共场所自动体外除颤器配置指南（试行）》明确将学校列为应逐步推进配置AED的重点场所；到2026年2月，教育部发布的健康学校建设参考标准进一步提出，学生人数超过1000人的中小学校至少配备1台AED，并应放在易于取用的位置、定期维护。云南也已明确，学校应将应急救护知识技能纳入校园安全教育。
由此可见，校内虽配备AED，但现场人员缺乏操作能力，这一现象直接反映出学校应急管理工作的不足。但是否上升到民事赔偿责任，关键在于不会使用AED是否与死亡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实践中，法官可能会审查：AED是否正常维护、是否放在可快速取得的位置、是否有受训人员在岗、120是否第一时间拨打、如果当时立即使用AED，是否存在现实的救治机会。若鉴定认为，及时除颤和规范抢救本有较大概率改善预后，而学校因为“有设备但不会用”错失了抢救窗口，学校承担责任的可能性会明显增大；反之，如果医学上已判断当时已不可逆，或者并不属于AED适用的可电击心律，学校在这部分的责任就会减轻甚至不成立。
编辑 张克 审读 毛小妹 二审 许家宜 三审 陈晨
（作者：读特记者 韩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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