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本文内容源自网络，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人物、事件关联对号
王建国记得很清楚，那天是1998年7月18日，星期六，农历五月二十五。天气预报说局部地区有阵雨，但整个下午太阳都毒辣辣地挂在天上，把解放路柏油路面晒得发软。他站在红玫瑰大酒店的旋转门前，看着门楣上那排红色霓虹灯在日光下显得暗淡，心想，这名字起得俗气，但全市能坐下二十桌的饭店也就这么一家了。
他低头看了看自己身上的深蓝色西服，左胸口绣着“双鹿”两个字，那是市第二针织厂出口转内销的尾单，托人从厂里弄出来的，花了他两个月工资。裤子是配套的，裤线昨天特意拿到街口老赵那儿熨过，笔直得能切豆腐。脚下的皮鞋是金猴牌的，早上出门前擦了半个钟头，黑得能照见人影。他把右手伸进裤兜，摸到那个丝绒小盒子，心跳又快了半拍。盒子里是一条18K金的项链，坠子是个小小的四叶草，两千三百块，比他一个月工资还多出三百。营业员说现在城里姑娘都时兴戴这个，他想，刘芳一定会喜欢。
出租车停在他面前，他拉开车门坐进去，跟司机说去针织厂家属院。司机从后视镜里看了他一眼，问，兄弟，这是去娶媳妇啊？王建国笑了笑，没说话。车窗外的城市在他眼前掠过，两年前他从省城建筑专科学校毕业的时候，做梦也想不到自己会干上泥瓦匠。那时候他觉得凭手里的中专文凭，怎么也能在哪个建筑公司找个技术员的活儿干干，可现实是，他投了四十三份简历，参加了九场招聘会，唯一给他回音的是市第三建筑公司，让他去当施工员，试用期工资二百八。他干了三个月，公司接不到工程，裁员，他是第一个走的。
后来他跟着老乡去工地搬砖，一天十五块，管一顿午饭。那会儿他白天搬砖，晚上趴在工棚里看建筑图纸，把学校里学的东西翻来覆去地看。工头老周有一次瞥见他在看图纸，说你小子还懂这个？他说我中专学的就是这个。老周看了他半天，说那你在工地搬砖可惜了，从明天起你跟着放线吧。从那天起，他的人生开始慢慢往上走，就像盖楼一样，一层一层，扎扎实实。
放线、算料、管施工，他一样一样捡起来。去年他经手的一栋六层住宅楼，工期比计划提前了半个月，成本节约了一成二。老板姓陈，叫陈德茂，请他在路边摊吃了一顿烧烤，喝了两瓶啤酒，说建国啊，你是个能干的人，以后跟着我好好干。王建国把那两瓶啤酒喝下去，胃里翻江倒海，不是因为酒，是因为他终于觉得自己没白活。
车停了，针织厂家属院到了。他付了车钱，整理了一下领带，走进那扇掉了漆的铁门。刘芳家在五号楼三单元四楼，他爬上楼梯的时候，裤兜里的项链盒子硌着他的大腿，每一步都提醒他，今天是个大日子。
刘芳是他相亲认识的，介绍人是厂里的张大姐。第一次见面是在厂门口的早餐摊上，刘芳穿着针织厂的工作服，头发随便扎了个马尾，脸上还带着夜班的疲惫，但她的眼睛很亮，笑起来的时候嘴角往上翘，露出一排整齐的白牙。王建国当时就觉得，就是她了。不是因为多漂亮，是因为她说话的时候，眼睛看着你，很认真，好像你说的话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事。
他们处了大半年，见面次数不多，加起来大概十几回。每次他都提前到，在楼下等她，有时候等十几分钟，有时候等半个小时，他从来不催。刘芳下楼的时候总是说，建国你又来早了，他就笑笑，说没事，我刚到。他们去看过两次电影，逛过三次公园，其余时候就是在街上走，从解放路走到建设路，从建设路走到东风街，把整个城市都走遍了。每次他送她回家，走到楼下，刘芳都会说，建国你回去吧，路上小心。他点点头，看她转身上楼，楼道里的声控灯一亮一灭，一灭一亮，直到四楼的灯亮了，他才转身走。
他是三个月前跟刘芳提的结婚。那天他们坐在人民公园的长椅上，春天的风暖暖的，柳絮在空中飘。他说，刘芳，我想跟你成个家。刘芳低着头，手指绞着衣角，过了好一会儿才说，建国，我得跟你说明白一件事。他说你说。她说，我有一个男闺蜜，叫孙明远，从小一起长大的，他对我……很重要。王建国愣了一下，说男闺蜜是什么意思？刘芳说就是特别好的朋友，跟亲哥一样。他说那没问题啊，谁还没个朋友。刘芳抬起头看着他的眼睛，说你不介意？他说这有什么好介意的，你亲哥来了我还得给倒酒呢。刘芳笑了，那笑容让他觉得所有的阳光都落在了她身上。
现在他站在四楼门口，敲了三下门。门开了，刘芳穿着一件鹅黄色的连衣裙，头发烫了新的卷，脸上化了淡淡的妆，整个人看起来跟换了个人似的。王建国看呆了，手里的花差点没拿住。刘芳被他看得脸红了，说你看什么呢。他说看你。刘芳白了他一眼，接过花，说进来吧，我妈包了饺子。
刘芳家在针织厂家属院里算是收拾得利索的，客厅不大，但窗明几净，沙发上的白色钩针垫子是刘芳自己钩的，茶几上摆着一个搪瓷盘子，盘子里是切好的西瓜。刘芳的妈妈从厨房端着一盘饺子出来，围裙上沾着面粉，笑着说建国来了，快坐快坐，饺子马上好。刘芳的爸爸坐在沙发上看报纸，把报纸往下一折，从眼镜上方看了王建国一眼，点了点头，说坐。
王建国在沙发上坐下，感觉屁股底下垫了什么东西，欠身一看，是一本《知音》杂志，他拿出来放到茶几上。刘芳端着一碗醋走过来，说你怎么还这么紧张，又不是第一次来。他说这次不一样。刘芳问哪里不一样？他把手伸进裤兜，摸了一下那个丝绒盒子，说吃完饭再说。
饺子是猪肉白菜馅的，刘芳妈妈包的饺子个儿大馅儿足，咬一口汤汁往外冒。王建国吃了一盘又加了一盘，刘芳妈妈说这孩子饭量好，身体肯定壮实。刘芳爸爸放下报纸，开始问话：建国啊，你现在一个月挣多少钱？王建国把嘴里的饺子咽下去，说基本工资八百，加上奖金和补贴，平均一个月一千一左右。刘芳爸爸嗯了一声，说房子呢？王建国说攒了两年，凑了八千块，再跟同事借点，年底够付一套小两居的首付。刘芳爸爸又嗯了一声，夹了一个饺子，蘸了醋，吃了，说那你们的事，你们自己定吧。
王建国看了一眼刘芳，刘芳低着头，耳根红了。他深吸一口气，站起来，从裤兜里掏出那个丝绒盒子，单膝跪下去，说刘芳，嫁给我吧。刘芳妈妈哎呀一声，手里的筷子差点掉地上。刘芳爸爸的眼镜往下滑了滑，他推了一下，看着王建国，没说话。刘芳伸手接过盒子，打开看了一眼，眼泪唰地掉下来，她说你起来，地上凉。王建国没动，说你还没答应我呢。刘芳抹了一把眼泪，说我答应你。
那天下午，他们去民政局领了结婚证。红底的照片上，刘芳靠在他肩膀上，笑得甜甜的，他的嘴角往上弯着，想笑得再大一点，但脸上的肌肉不太听话，最后出来的表情看起来像是憋着一泡尿。民政局的工作人员是个中年妇女，看了一眼照片，又看了一眼他们，说这是第一百三十六对，然后咔咔盖了章，把结婚证递过来，说祝你们幸福。
王建国把两本结婚证揣进西服内兜里，用手拍了拍，能感觉到纸张的硬度隔着布料贴着心脏。他和刘芳站在民政局门口，阳光还是那么烈，刘芳的鼻尖上沁着细密的汗珠，他说我送你回去？刘芳摇摇头，说你今天还上班吗？他说不上，请了一天假。刘芳说那你陪我去个地方吧。
他们坐公交车去了城北的纺织厂家属院，在一栋灰扑扑的筒子楼前下了车。刘芳说孙明远住这儿，我让他看看结婚证。王建国说行，心里有点不太舒服，但他说不上来哪儿不舒服。他们爬上三楼，刘芳敲了门，一个男人开了门。王建国第一次见到孙明远，这人比他高半个头，穿着一件白色的棉布衬衫，袖口挽到小臂，头发梳得油光锃亮，整个人看起来像是从挂历上走下来的。王建国低头看了看自己身上的双鹿西服，忽然觉得这衣服怎么穿怎么别扭。
刘芳把结婚证从包里拿出来，在孙明远面前晃了晃，说明远你看，我们领证了。孙明远接过结婚证翻了翻，笑了一下，那笑容让王建国想起什么，但他没想起来。孙明远把结婚证还给刘芳，伸出手来跟王建国握了握，说恭喜你，建国，刘芳是个好姑娘，你可不能欺负她。王建国说不会的。孙明远看了看手表，说今晚我请你们吃饭，算是庆祝，六点半，红玫瑰，我订位子。
刘芳高兴地说太好了，明远你真好。王建国站在旁边，看着刘芳脸上的笑容，忽然觉得那笑容跟对着他笑的时候不太一样，好像更亮一些，更松快一些。他把这个念头甩了甩，觉得是自己多想了。
从筒子楼出来，刘芳的心情明显很好，走路的时候步子都是轻快的，嘴里还哼着歌。王建国问她唱的什么，她说周华健的《朋友》，你没听过吗？王建国说听过，不太会唱。刘芳说孙明远唱歌特别好听，尤其是这首歌，每次唱都能把大家唱哭了。王建国说哦。他们走到公交站，等车的时候，刘芳忽然说建国，明远家那个筒子楼，冬天冷得要命，他一个人住在那儿，我总觉得不放心。王建国说那你多去看看他。刘芳看了他一眼，说你真的不介意？王建国说不介意。
他嘴上说着不介意，但心里已经有个什么东西悄悄扎下了根，很细很软，像一根刺，不碰的时候不疼，一碰就隐隐约约地疼。他把这个感觉压了下去，想着自己大概是小气，刘芳跟孙明远从小一起长大，这情分比他跟刘芳的半年相亲长得多，他没理由也不应该吃这个醋。
晚上六点二十，王建国骑着自行车到了红玫瑰大酒店门口。他换了一身衣服，把双鹿西服脱了，穿了一件短袖的条纹衬衫，但到了门口他又后悔了，因为酒店门口停着好几辆小轿车，从车里下来的人都穿着西服打着领带，他站在那儿活像个跑堂的。他把自行车停到马路对面的车棚里，锁了两道锁，然后整了整衣领，穿过马路，推开了旋转门。
刘芳已经到了，坐在大厅靠窗的位子上，穿着一件新裙子，是下午在百货大楼买的，花了八十块。她看到王建国，招了招手，说你快来，明远说他订了包间，在二楼，牡丹厅。王建国说牡丹厅这名字好，喜庆。他们上了二楼，服务员把门推开，包间不小，能坐十五六个人，大圆桌上铺着红色的桌布，中间摆着一束塑料花。孙明远已经到了，坐在主位上，看到他们进来，站起来拉了拉椅子，说芳芳你坐这儿，建国你坐芳芳旁边。
王建国看着孙明远拉椅子的动作，流畅自然，好像这包间是他家的餐厅。他注意到孙明远换了一身银灰色的西装，领带是深红色的，衬衫袖口上别着袖扣，亮晶晶的，不知道是银的还是不锈钢的。他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条纹衬衫，心想早知道把那件西服穿上了。
他们在桌边坐下，孙明远拿起桌上的菜单翻了翻，对服务员说先上八个凉菜，热菜我等会儿点。服务员问酒水呢？孙明远说来一瓶五粮液，一瓶长城干红。王建国听到五粮液三个字，心里咯噔了一下，他这辈子喝过最贵的酒就是尖庄，五粮液只在电视里见过。刘芳说你少点些，吃不了那么多。孙明远笑着说今天是你大喜的日子，得好好庆祝。他说大喜两个字的时候，语气里带着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王建国听着，那根细刺又隐隐地疼了一下。
凉菜很快上来了，五粮液也开了瓶，孙明远给自己和王建国各倒了一杯，给刘芳倒了杯红酒。他举起杯，说第一杯，祝芳芳和建国白头偕老，早生贵子。刘芳红着脸喝了一口红酒，王建国把杯子里的五粮液一饮而尽，辣得他眼泪差点出来。孙明远看着他笑，说你慢点喝，这酒劲大。
第二杯倒上，孙明远又说这杯敬芳芳，认识这么多年，看你找到好归宿，我心里高兴。他说这话的时候眼睛看着刘芳，目光软得像三月的春水。刘芳端起酒杯，眼圈有点红，说谢谢你明远，这些年你对我的好，我都记着。王建国坐在旁边，忽然觉得自己像个多余的，好像他不是今晚的主角，而是来陪衬的什么人。他端起酒杯，自己也喝了一口，五粮液的辛辣从喉咙一路烧到胃里，烧得他想咳嗽，但他忍住了。
酒过三巡，包间的门被推开了，又进来了四五个人，都是孙明远的朋友，王建国一个都不认识。孙明远站起来介绍，说这是小张，在工商局上班；这是大刘，自己做生意；这是阿强，在文化局。每介绍一个，王建国就站起来握一次手，握了四五次手，他的腰都弯酸了。刘芳在旁边小声说你不用每次站起来，王建国说没事，礼貌。
新来的几个人开始轮番敬酒，敬王建国，敬刘芳，敬孙明远。王建国的酒量不行，平时顶多喝三瓶啤酒，五粮液这种烈酒他根本扛不住。第三杯下去的时候，他的脸已经红得像煮熟的虾，耳朵嗡嗡响，视线开始模糊。刘芳在旁边拉他的袖子，说你别喝了，他说没事，高兴。
孙明远不知道什么时候坐到了刘芳旁边，两人低着头在说话，说的什么王建国听不清，只能看到刘芳时不时笑一下，那种笑他见过，是那种完全放松的、没有任何防备的笑，她对着他的时候从来没这么笑过。王建国端起酒杯又喝了一口，觉得嘴里的酒忽然变得很苦，不是五粮液的苦，是别的什么苦。
孙明远的一个朋友，那个在工商局上班的小张，端着酒杯走过来，拍着王建国的肩膀说兄弟，你可真有福气，找了这么漂亮的媳妇，你知道你这媳妇跟我们远哥什么关系吗？那可是一起长大的，青梅竹马，两小无猜。王建国说知道。小张又说知道就好，以后可得好好待人家，要不然我们远哥第一个不答应。王建国说放心，不会的。
他嘴上说着放心，但心里那根刺忽然长大了，从细细的一根变成了粗粗的一根，扎得他喘不过气来。他看着孙明远和刘芳在那边说话，孙明远的手放在刘芳的椅背上，不是搂着，就是放着，但那姿势让王建国觉得碍眼。他想说点什么，但嘴巴张了张，什么都没说出来。
这时候包间的门又开了，进来的是刘芳的同事张大姐，就是当初给他们介绍对象的那个。张大姐一进门就说哎呀我来晚了，然后看了一眼桌上的人，视线落在孙明远身上，愣了一下，说这不是明远吗，你也来了。孙明远站起来，说张姐快坐，给你留了位子。张大姐坐下来，凑到刘芳耳边小声说了句什么，刘芳的脸一下子红了，低下头，轻轻摇了摇头。王建国没听清张大姐说的是什么，但看到刘芳的反应，他觉得那根刺又大了几分。
张大姐站起来，端起酒杯，说今天是我们小刘和王建国的好日子，我这个介绍人得说两句。王建国是个实在人，能干，对小刘也好，小刘你就放心跟他过吧。刘芳点点头，说谢谢张姐。张大姐又说了一句让王建国没太听懂的话，她说芳芳啊，过去的事就过去了，现在嫁了人了，就该好好过日子。刘芳低着头，声音很小地说我知道。
王建国听了这话，酒醒了大半。他转过头看着刘芳，想从她脸上读出点什么，但刘芳低着头，只露出一个黑漆漆的发旋。他又看了看孙明远，孙明远正端着酒杯跟大刘碰杯，脸上的表情很平静，看不出任何异常。他把张大姐的话在脑子里翻来覆去地想，每一遍都品出不一样的味道，但他说不上来那味道到底是什么。
包间里越来越热闹，几个人开始划拳，五魁首啊六六六，喊得震天响。王建国坐在位子上，一杯接一杯地喝酒，他已经不知道自己在喝什么了，只知道把杯子端起来，送到嘴边，灌下去。刘芳在旁边劝他少喝点，他摆摆手，说我高兴，今天是我大喜的日子，我得喝。
喝到第九杯的时候，他的胃忽然一阵翻涌，一股酸水从胃里涌上来，他捂住嘴，站起来，椅子往后一倒，咣当一声摔在地上。刘芳赶紧扶住他，说你怎么了？他说没事，去趟厕所。他跌跌撞撞地走出包间，在走廊里扶着墙走了几步，胃里又是一阵翻涌，他趴在走廊尽头的洗手池上，哇的一声吐了出来。吐出来的东西里有酒，有菜，有饺子，混在一起，味道难闻极了。他拧开水龙头，冲了冲池子，又捧了把凉水洗了洗脸。镜子里的自己满脸通红，眼睛充血，领口湿了一片，活像一个刚从战场上逃下来的败兵。
他看着镜子里的自己，忽然觉得特别可笑。他王建国，一个泥瓦匠出身的小包工头，穿着借来的西服，花了两千三买了一条项链，请了一桌不认识的人喝酒，喝到吐，吐完了连个递纸的人都没有。他忽然想起今天早上出门前，他妈站在门口跟他说的话：建国啊，成了家就好了，成了家就有了根，有了根就不怕风吹雨打了。他那时候觉得他妈说得对，现在他站在镜子前，忽然觉得自己根本就没长出根来，或者说，他以为是根的东西，其实是别人不要的什么东西。
他擦了擦嘴，整了整衣服，推开门回了包间。包间里安静了一瞬，他看到所有人都看着他，刘芳站在桌子旁边，脸色发白，孙明远坐在位子上，手里夹着一根烟，烟灰已经很长了，他没弹，就那么夹着，看着王建国。王建国走回自己的位子坐下，端起酒杯，说没事，喝多了，咱们继续。
但继续不下去了。气氛变了，像是某个看不见的东西碎掉了，所有人都感觉到了，但没有人说出来。孙明远的朋友们开始找借口离开，小张说家里有事，大刘说老婆催了，阿强说单位明天要开会，一个接一个地走了。包间里剩下王建国、刘芳、孙明远和张大姐。
张大姐站起来，拿起包，说我也走了，芳芳你早点回去。她走到门口，回头看了一眼，想说什么，张了张嘴，最后还是什么都没说，推门出去了。
孙明远掐灭了手里的烟，站起来，把椅子推进桌子底下，说建国，今晚喝得高兴，改天再聚。他说这话的时候没看王建国，看的是刘芳。刘芳低着头，手里捏着包包的带子，捏得很紧，指节都发白了。孙明远走到她面前，停了一下，然后伸手拍了拍她的肩膀，说芳芳，好好过日子。说完转身走了，皮鞋踩在地板上，笃笃笃，一下一下，像是什么东西在王建国心口上敲。
包间里只剩下他们两个人。王建国坐在椅子上，刘芳站在桌边，中间隔着一张铺了红桌布的大圆桌，桌上杯盘狼藉，残羹冷炙，像一场刚刚结束的战争，到处都是战斗过的痕迹。刘芳抬起头，看着王建国，眼睛里有什么东西在闪，不是泪，是别的什么。王建国想问她张大姐说那句话是什么意思，想问她孙明远凭什么拍她肩膀，想问她在筒子楼里跟孙明远到底说了什么，想问他刚才去厕所吐的那几分钟，孙明远又跟她说了什么。他想问的事情太多了，多到他的嘴巴装不下，多到他的脑子装不下，多到他的心脏快要撑破了。
但他什么都没问。
他站起来，把椅子扶正，说走吧，我送你回去。刘芳点点头，拿起包，跟着他走出包间。走廊里的灯是昏黄的，墙上的壁纸有些地方翘了边，露出下面发霉的墙皮。他们下了楼梯，经过大堂，旋转门外面的天已经完全黑了，路灯亮着，街上没什么人，只有几辆出租车停在路边，司机趴在方向盘上打盹。
走到门口，刘芳忽然停下来，说建国，我想跟你说件事。王建国说你说。刘芳犹豫了一下，说今天晚上的事你别往心里去，明远他就是那个性格，对谁都热情。王建国说我知道。刘芳又说张姐说的那些话，你别多想，她就是嘴快。王建国说我没多想。刘芳抬头看着他，说真的？王建国说真的。刘芳松了一口气，说你喝多了，明天还要上班，早点回去休息吧。
王建国说我送你。刘芳摇摇头，说不用了，我自己打车回去，你早点睡。她伸手拦了一辆出租车，拉开车门，回头看了他一眼，说建国，谢谢你。说完钻进了车里，车门砰的一声关上，出租车亮着尾灯汇入了车流，很快消失在建设路的拐角处。
王建国站在红玫瑰大酒店的门口，路灯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投在人行道上，像一个黑色的问号。他站了很久，久到腿都站麻了，久到一辆出租车停在他面前，司机摇下车窗问他走不走，他说不走，司机骂了一声有病，摇上车窗开走了。他把手伸进裤兜，掏出那个丝绒盒子，打开，里面的四叶草项链在路灯下闪了一下光。他想，这礼物最终没送出去。不是因为忘了，是因为在包间里的时候，他看到刘芳脖子上戴着一条项链，细细的银链子，坠子是个小小的月亮，那项链他没见过，他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买的，也不知道是谁送的。他只是看着那条项链，忽然觉得自己手里的这个丝绒盒子，变得很轻很轻，轻得像空的。
他把盒子揣回兜里，走到马路对面的车棚，打开自行车锁，骑着车往出租屋的方向走。夜风灌进他的衬衫领口，吹得他胸口发凉。他骑得很慢，慢到路过的行人都回头看他，他不在乎。他脑子里反反复复地想一句话，那是张大姐说的，她说过去的事就过去了。过去的事是什么事？他不知道，但他忽然意识到，有些事情，不知道比知道好，问清楚了比问不清楚更糟。
他骑到出租屋楼下，把自行车锁在楼道的栏杆上，爬上了五楼。他用钥匙开了门，屋子里黑漆漆的，一股潮湿的霉味扑面而来。他摸索着开了灯，灯光很暗，灯泡只有二十五瓦，昏黄的光照着这间不到十五平方米的房间，一张床，一张桌子，一把椅子，一个衣柜，墙上贴着几张从挂历上撕下来的风景画，画上是些他不知道名字的山和水。他在床边坐下来，脱了鞋，脱了袜子，脚底板又酸又胀，他把脚搁在冰凉的水泥地上，那股凉意从脚底板一直升上来，穿过他的身体，升到头顶，升到天花板上，升到五楼上面的夜空里，然后散开了，散得无影无踪。
他躺下来，床板吱呀响了一声。天花板上有一块水渍，形状像一朵云，他盯着那朵云看了很久，看着看着，云好像动了一下，慢慢地飘远了，飘出了他的视线，飘到了一个他看不见的地方。
他闭上眼睛，黑暗里浮上来很多东西，刘芳的脸，孙明远的笑，张大姐的话，五粮液的辛辣，红玫瑰的霓虹灯，全部搅在一起，搅成了一个他看不懂的图案。他想，今天是他结婚的日子，他娶了一个女人，这个女人有一个男闺蜜，这个男人今晚坐在主位上，主位是这个圆桌上最重要的位置，是他王建国应该坐的位置，但他没有坐，因为他根本没意识到主位意味着什么。或者说，他意识到了，但他不知道该怎么去坐。
他在黑暗中翻了个身，把脸埋进枕头里，枕头是荞麦皮的，有一股太阳晒过的味道，那是今天早上他特意拿到天台上晒的，想着今晚刘芳会来，会睡在这张床上，会枕着这个枕头，会说建国你真好，会把头靠在他肩膀上，会让他觉得所有的苦都值得。但现在枕头安安静静地躺在他脑袋下面，荞麦皮沙沙地响着，像是在说一些他听不懂的话。
他忽然想起一个细节，今晚在包间里，孙明远拉椅子的时候，拉的是两把，一把是刘芳的，一把是他自己的。他把刘芳的椅子拉到了自己旁边，把王建国的椅子拉到了刘芳旁边，也就是说，王建国坐的那个位子，是孙明远指定的。他想起这件事的时候，觉得那根刺又出现了，这次不是在心上，是在喉咙里，卡在那儿，吐不出来也咽不下去。
他坐起来，拿起床头柜上的闹钟看了一眼，十一点四十。他想了想，拿起桌上的电话，拨了刘芳家的号码。电话响了很久，没人接。他又拨了一遍，还是没人接。他把电话放下，又躺下来，天花板上的水渍不见了，大概是关灯了的缘故。他看着漆黑的天花板，觉得那片水渍还在那里，只是他看不见了，就像有些事情，他不问，就永远不会知道，但他知道它们在那里，就在他头顶上，悬着，随时可能滴下来，滴在他身上，冰凉冰凉的。
这一夜他睡得很不好，做了很多梦，梦里全是红色的桌布和银色的西装，醒了好几次，每次醒来都以为天亮了，一看闹钟，才过了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三个小时。最后一次醒来的时候，天确实亮了，灰蒙蒙的光从窗帘缝隙里透进来，落在水泥地上，像一摊化开的冰水。他坐起来，头很疼，太阳穴突突地跳，嘴里的味道像是含了一块生了锈的铁。他穿上拖鞋，走到水池边，拧开水龙头，把头伸到水龙头底下冲了冲，冷水让他清醒了一些，但头疼还在，像有人拿锤子在他后脑勺上一下一下地敲。
他换上工作服，骑上自行车去了工地。今天是浇筑混凝土的日子，他不能迟到。骑到工地门口的时候，他看到一辆黑色的桑塔纳停在那里，车牌子他没见过，但他认出了车牌号后面的数字，888，他心想这车主一定是个有钱人。他把自行车停在工棚旁边，戴上安全帽，走进了工地。
老板陈德茂站在基坑边上，正跟一个人说话。那个人穿着一件深色的夹克衫，双手插在口袋里，背对着王建国。王建国走过去，喊了一声陈老板。陈德茂转过头来，脸上的表情很奇怪，像是高兴，又像是紧张，他说建国你来得正好，来来来，我给你介绍个人。那个人转过身来，王建国看到一张陌生的脸，四十来岁，浓眉大眼，脸上的线条很硬，像是刀刻出来的，嘴唇抿得很紧，眼神沉沉的，看不出什么情绪。陈德茂说建国，这是张总，市建委的张主任。王建国伸出手，说张主任好。张主任看了他一眼，伸手握了握，手心很干，很有力，然后松开，对陈德茂说，就是他？陈德茂说是，就是我跟你说的那个小王，建筑专科毕业的，技术没问题，人也实在。张主任又看了王建国一眼，说晚上来一趟，我有话跟你说。说完转身走了，桑塔纳发动起来，尾气喷了王建国一脚的灰。
王建国看着桑塔纳开远，转过头问陈德茂，怎么回事？陈德茂压低声音说，滨江大道的那个工程，市里要公开招标了，几个大的建筑公司都在盯着，咱们这样的小单位根本没戏，但张主任说了，如果咱们能找到一个懂技术的人来牵头，他可以帮忙运作运作。王建国说滨江大道？那个造价上千万的滨江大道？陈德茂说是，上千万，光路基就有八百万。王建国说那咱们能接？陈德茂说你不知道，这种工程，表面上是招标，实际上是内定，关键是看上面的人怎么运作。张主任看上你了，说你年轻，懂技术，好管理，让你晚上去他家细谈。
王建国站在基坑边上，看着下面密密麻麻的钢筋笼子，脑子里嗡嗡的。滨江大道，那是全市最大的市政工程，一旦拿下来，他这个项目经理的名头就算立住了，以后在这个行当里就再也不是无名小卒了。但他又想到昨晚的事，想到张大姐的话，想到孙明远坐在主位上的样子，想到刘芳脖子上的那条项链，这些东西跟滨江大道搅在一起，让他觉得不真实，像是另一个人的梦，跟他无关。
白天在工地上，他忙着指挥工人浇筑混凝土，一车一车的混凝土从搅拌站运过来，泵车把混凝土打到模板里，振捣棒嗡嗡地震着，混凝土里冒出气泡，表面泛起一层水泥浆，灰色的，粘稠的，像是什么东西在流动，又像是什么东西在凝固。他站在旁边，看着这一切，心想，这世上有些东西是可以凝固的，比如混凝土，比如感情，但有些东西永远都在流动，你抓不住，也留不下。
下午五点半，他收工了，在工地的水龙头底下洗了把脸，换了身干净衣服，骑着自行车去了市建委的家属院。张主任家在六号楼三层，门是防盗门，按了门铃，开门的是一个中年女人，烫着卷发，穿着一条碎花裙子，看起来比刘芳的妈妈年轻些，但眼角的皱纹很深，像是风吹日晒出来的。她说你是小王吧？王建国说是。她说进来吧，老张在书房等你。
书房不大，一面墙是书柜，一面墙挂着地图，一张大书桌上堆着文件，台灯亮着，张主任坐在桌子后面，手里拿着一支钢笔，正在文件上画着什么。他看到王建国进来，放下笔，指了指对面的椅子，说坐。王建国坐下来，张主任看着他，说小王，陈德茂跟我说过你，说你是建筑专科毕业的，在工地上干了两年，技术过硬，人也踏实。我说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能不能扛事。王建国说张主任您说，什么事？张主任把一份文件推到他面前，说滨江大道的招标文件，你先看看，看完告诉我，你能不能在三个月之内，把这个项目的前期技术方案做出来。
王建国拿起那份文件，翻开第一页，密密麻麻的文字和技术参数像潮水一样涌进他的眼睛里。他快速浏览了一遍，心里已经有了底，滨江大道的技术难度不大，关键是工期紧，资金量大，需要协调的单位多。他合上文件，看着张主任的眼睛，说我能做。张主任说多久？他说一个月。张主任挑了挑眉，说一个月？他说一个月，我把技术方案和预算都给你做出来。张主任盯着他看了几秒钟，然后笑了，那笑容跟刚才的严肃完全不一样，像是冰面上裂开了一道缝，露出下面的水，很深，看不清。张主任说好，我给你一个月，你做出方案来，我跟上面谈，工程拿下来，你就是项目经理，拿三个点的管理费。王建国心里算了一下，三个点，上千万的工程就是三十万，他这辈子没见过这么多钱，心跳快得不行，但他脸上没露出来，只是点了点头，说好。
从张主任家出来，天已经黑了，路灯亮了，他在路边站了一会儿，把手伸进裤兜，又摸到了那个丝绒盒子。他想了想，骑车去了刘芳家。骑到针织厂家属院门口的时候，他看到一辆白色的桑塔纳停在路边，车牌号他没在意，但他看到了一个人从楼里出来，那个人的身影他很熟悉，瘦高的，穿着一件白衬衫，走路的步子很大，跨一步顶别人两步。那个人上了白色桑塔纳，车发动了，从王建国身边开过去，车窗没关，他看清了开车的人，是孙明远。
王建国把自行车停在路边，抬头看了看五号楼，四楼的灯亮着，窗帘拉上了，看不清里面。他站在楼下，手里攥着那个丝绒盒子，站了很久，久到腿都麻了，久到一只野猫从垃圾桶里跳出来，吓了一跳，喵了一声跑远了。他把盒子揣回兜里，骑上自行车，回了自己的出租屋。
接下来一个月，他把所有精力都扑在了滨江大道的技术方案上。白天在工地上干活，晚上回家做方案，常常做到凌晨两三点，困了就趴在桌上睡一会儿，醒了接着做。他把这条路的每一个技术参数都查了一遍，把沿线的地质水文资料都研究了一遍，把同类工程的造价都对比了一遍，做出来的方案厚厚一摞，足有两百多页。刘芳给他打过几次电话，问他最近在忙什么，他说工作上的事，刘芳说你怎么不来看看我，他说忙完这阵子就去。挂了电话他才想起来，他们已经领证一个月了，按照计划，这个月应该办婚礼，但他们谁都没提，好像这件事被什么东西给搁下了，搁在了一个他们够不到的地方。
第二十五天的时候，他把做好的方案送到了张主任家里。张主任翻了翻，脸上的表情从漫不经心变成了认真，从认真变成了惊讶，最后合上方案，看着王建国，说你小子行啊，这份方案比市设计院出的都细。王建国说您过奖了。张主任说你回去等消息吧。
等消息的日子很难熬。他每天骑着自行车在滨江大道上走一遍，从南到北，从北到南，看着这条破破烂烂的马路，想象它变成宽阔平整的柏油路的样子。他在这条路上走了无数遍，把路面上每一个坑洼都记住了，把路边的每一棵树都看熟了，甚至把路过的每一张脸都记在了心里。他想，这条路修好了，能改变很多人的命运，包括他自己的。
第三十七天的时候，陈德茂给他打电话，声音激动得发抖，说建国，成了，滨江大道拿下来了，咱们公司中了标，明天就签合同。王建国握着话筒，听着陈德茂的声音，心里忽然很平静，像是酝酿了很久的雨终于落下来了，落在他心上，凉凉的，但不冷。
签合同那天他去了，在市建委的大会议室里，长条桌上铺着绿色的桌布，茶杯整整齐齐地摆着，每个人面前都放着一份合同。王建国坐在陈德茂旁边，看着那份合同，甲方是市建委，乙方是市第三建筑工程公司，工程总造价一千二百六十万，工期十个月，项目经理王建国。他看着自己的名字印在那份合同上，黑体，小四号字，在纸上清清楚楚的，他觉得那两个字不是他的名字，是另一个人的，一个他不认识但很想认识的人。
合同签完之后，张主任把他叫到一边，说小王，这个工程交给你，你可不能给我掉链子。王建国说张主任您放心，我一定把这个工程干好。张主任拍了拍他的肩膀，说好好干，以后还有更大的工程等着你。王建国点了点头，心里涌起一股热流，从胸口涌到喉咙，涌到眼眶，他忍住了，没让它流出来。
他走出建委大楼，阳光很好，天空很蓝，有鸽子从楼顶飞过，鸽哨嗡嗡地响着，在风里飘来飘去。他站在台阶上，把手伸进裤兜，摸到了那个丝绒盒子，一个多月了，它一直在他兜里，四叶草项链安安静静地躺在里面，等着被送出去。他把它掏出来，在阳光下看了看，丝绒的表面沾了灰尘，有些地方已经磨得发白了。他想了想，把盒子揣回兜里，骑上自行车，去了针织厂家属院。
刘芳在家，一个人，穿着家居服，头发随便扎着，正在厨房里煮面条。她看到王建国，愣了一下，说你来了，吃饭了吗？王建国说没有。刘芳说那我多煮一碗。他们坐在那张小方桌旁吃面条，面条是挂面，汤里放了酱油、醋、葱花，还有一个荷包蛋，蛋黄是溏心的，咬一口流出来，黄黄的，稠稠的，像是什么东西化开了。王建国吃着面条，觉得这是他这辈子吃过最好吃的面条，不是因为味道，是因为这碗面条是在他应该来的地方吃的。
吃完饭，刘芳收拾了碗筷，洗了手，坐到沙发上。王建国坐在她旁边，把手伸进裤兜，掏出那个丝绒盒子，放在茶几上。刘芳看着那个盒子，没说话。王建国说一个月前我就该给你，但一直没找到合适的机会。刘芳伸手拿起盒子，打开，四叶草项链在灯光下闪了闪，她看着它，忽然哭了，不是默默地流泪，是哭出了声，肩膀一耸一耸的，哭得很厉害。王建国慌了，说你怎么了，不喜欢吗？刘芳摇摇头，把盒子放在茶几上，擦了擦眼泪，说建国，我有话跟你说。
她说，孙明远跟她从小一起长大，她一直把他当哥哥，但孙明远不这么想。三年前，孙明远跟她表白过，她拒绝了，但孙明远没有放弃，一直在她身边，以男闺蜜的身份。她跟王建国相亲的时候，孙明远说没关系，他等她。她跟王建国领证那天，孙明远说只要她幸福，他祝福她。但那天晚上在红玫瑰，孙明远坐在主位上，张大姐说的话，还有那些朋友的反应，让她意识到有些事情不是她想象的那样。她说那天晚上回家以后，她想了很久，觉得她对不起王建国，不是因为做了什么，是因为没做什么，她没在孙明远和她之间划清界限，她让王建国受了委屈。
王建国听着这些话，心里那根刺忽然动了一下，不是扎得更深了，是松动了一点，像一棵被风吹了很久的树，根还扎在土里，但土松了。他说刘芳，我不怪你，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过去，我只是想知道，你的现在和未来，是不是我的。刘芳抬起头，眼睛红红的，看着他说，是。
他把丝绒盒子推到她面前，说你收下吧。刘芳把项链拿出来，说那你帮我戴上。他笨手笨脚地解开项链的扣子，绕到刘芳身后，把项链戴在她脖子上，扣了好几次才扣上。项链贴着她锁骨下面的皮肤，四叶草坠子正好落在领口的位置，在她心跳的地方轻轻晃着。刘芳低头看了看，说好看吗？他说好看。刘芳笑了，那笑容跟之前所有的笑都不一样，不是那种亮亮的、松松的笑，是一种沉沉的、稳稳的笑，像是一块石头落了地，不再悬着了。
他们定下了婚礼的日子，就在滨江大道开工的前一天，九月十九号，农历七月二十九，宜嫁娶。王建国说这个日子好，结了婚第二天就开工，双喜临门。刘芳说你不觉得太赶了吗？他说不赶，我都等了二十八年了，再等一天都等不了。刘芳笑着推了他一下，说你这人怎么这么贫。
婚礼在刘芳家的院子里办，没去饭店，请了街坊邻居，摆了十桌，菜是刘芳妈妈和几个婶子一起做的，鸡鸭鱼肉样样齐全，酒是尖庄和啤酒，王建国的同事来了十几个，陈德茂也来了，包了一个大红包，一千块。王建国他妈从老家赶来了，穿着一件藏蓝色的褂子，头发梳得整整齐齐，坐在主位上，笑得合不拢嘴。刘芳穿着红嫁衣，头上戴着一朵红花，挽着王建国的胳膊，给婆婆敬了茶，叫了一声妈，王建国他妈眼泪掉下来了，拉着刘芳的手说好孩子，好孩子。
孙明远没来。
王建国注意到了，刘芳也注意到了，但他们谁都没提。婚礼结束后，刘芳收拾东西的时候，在枕头底下发现了一个红包，上面写着“芳芳新婚快乐”几个字，字迹是孙明远的。她打开红包，里面是五百块钱，还有一张纸条，纸条上写着：芳芳，我走了，去深圳了，祝你幸福。刘芳看着那张纸条，愣了很久，然后把纸条折起来，放进了抽屉里。
那天晚上，王建国和刘芳坐在院子里，秋天的夜风凉凉的，带着桂花的香气。刘芳靠在他肩膀上，说建国，你说深圳远不远？王建国说远。刘芳说你说他一个人在那边能行吗？王建国说能行，他是能扛事的人。刘芳说你怎么知道？王建国说能坐在主位上而不觉得心虚的人，到哪儿都能扛事。刘芳抬起头看着他，说你还记着呢？王建国说记着，但不在乎了。刘芳说你真不在乎？王建国想了想，说真不在乎了。刘芳又靠回他肩膀上，说建国，你真好。
第二天早上，滨江大道开工了。王建国站在工地上，手里拿着一把铁锹，铲了第一锹土。周围的工人们拍着手，陈德茂放了一挂鞭炮，噼里啪啦响了半天，烟雾弥漫在工地上空，久久不散。王建国站在烟雾里，看着面前这片即将被翻整的土地，脑子里忽然闪过一个念头，他想，这世上有些东西是可以重建的，比如一条路，比如一个人的生活。他弯腰捡起一块石头，握在手心里，石头的棱角硌着他的掌心，有点疼，但那种疼是好的，是实在的，是让他觉得活着的那种疼。
他回头看了一眼，刘芳站在工地边上，穿着一件白色的连衣裙，手里拿着一瓶水，正朝他招手。阳光落在她身上，她脖子上的四叶草项链闪了一下，像是一颗小小的星星，在白天也亮着。
他笑了笑，朝她走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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