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哲维与我或许可以称为“同窗”。求学时他在北美，我在英伦，当然从没做过同学，不过我们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因研究广东之故，都在中山大学图书馆和文德路上的孙中山文献馆读过书，一定曾坐在同一扇窗下。但当时我与他未曾谋面，只在图书馆听说，有一位正在研究学海堂的美国博士生，查看古籍时常会调阅经部典籍，初踏史学门槛的我，闻此不禁生出惭愧之感。那些年，我们没有在广州相遇，但在往后的日子，由于彼此都关注清代省城士子的文化活动，也很自然地由最先的神交，到常在学术会议上面晤切磋，后来他多次寄寓羊城，总会同我们一群中山大学的朋友混在一起，俨然成了我们的同仁。
《学海：19世纪广州的流动性与身份认同》（以下简称《学海》）这本书，是麦哲维在他的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写成的。他毕业未几，我就读过他的博士论文，深为折服，一直期待着他早日出版这部历经十数载写成的力作。不过，到2006年成书出版时，当我看见主标题改用“The Sea of Learning”，而非博士论文原来的题目“Local Matters”时，感到有点意外。我当时觉得，“Local Matters”比起“The Sea of Learning”来得更切题、更有力。后来，我当面向他表达了这个意 见。当然，我也能理解他的一些考虑，尽管他原来用“local matters”一词，是为了语带相关，但不论在中文或英文的语境中，“本地”或“地方”总予人狭隘之感。事实上，虽然以华南作为“地方”的研究，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曾经是中国研究的热点，但到世纪之交，许多欧美的中国历史研究者已经放眼中国更广大的地区，许多博士生也纷纷到中国其他口岸或内陆城市开展地方研究，再以华南为题目，似乎就没有更多的新鲜感了。我相信，他肯定为这个书名费煞思量，我作为旁观的读者，应该更多地去理解作者的苦心孤诣。
然而，“华南”何止是华南？“地方史”又岂仅关注地方？在用英文出版的中国历史著作中，以华南为题享负盛名者，当数魏斐德（Frederic Evans Wakeman Jr.）1966年出版的《大门口的陌生人：1839—1861年间华南的社会动乱》（Strangers at the Gate: Social Disorder in South China, 1839 - 1861）（以下简称《大门口的陌生人》）。该书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在中国出版中译本以来，成了中国近代史学生必读的经典。也许很少人会特别留意在导言部分，魏斐德是这样结束的：
由是，探讨太平天国的源起，终究转化成另一种研究，也就是解剖一个新的历史单元——省城、广州，广东、华南——这个历史单元有它内在的连贯性。
让我们投身地方历史研究吧。
“让我们投身地方历史研究吧。”——这句话没有用上感叹号，也许魏斐德是用沉着的语气作出这个呼吁的。他肯定知道，这条地方历史研究之路何其修远；他更加清楚，这样的提倡会很容易引起误会。所以他说，地方史、帝国史和世界史是密不可分的；所以他说，“世界史织入了地方事件，地方事件织出了世界史，而中国也改变了”。
麦哲维的《学海》一书，可说是对魏斐德这种主张的一个有点遥远但又十分逢时的呼应。说遥远，是因为两部著作的出版年代相差几近半个世纪；说逢时，是因为与魏斐德当年材料有限的情况比较，麦哲维能够利用的史料以及相关的研究成果已经丰富许多；说是呼应，是因为尽管《大门口的陌生人》出版之后，中、英、日文学术界陆续出版了不少华南地方史的著作，但并非每部都能够在方法和视野上令人眼前一亮。作为麦哲维的朋友，我不好为他吹嘘，说他这部著作如何鹤立鸡群，如何能媲美《大门口的陌生人》，因此我审慎地用“呼应”一词，或有“庶几近之”的意思吧。
本书虽以“学海”为题，却绝非仅谈学海堂这个机构，而是要更深入去探究魏斐德所提出的那个有内在连贯性的“历史单元”——省城—广州、广东—华南，也就是承托学海堂的社会基础。如许多治思想史者所言，阮元创立学海堂，是要在粤东提倡朴学，一洗明代以来白沙甘泉之学束书不观、不立文字之流弊。但阮元的举措，必须得到本地学人的拥护和商人的赞助，方能成事。那么，到底积极参与建立和经营学海堂的本地文化精英是些什么人？既然学海堂在省内外那么风光，为什么会有另一些本地文化精英却选择与学海堂划清界限，或至少保持距离？他们到底拥有什么资源，得以各自作出安身立命的不同选择？这些问题，关乎相关历史人物的浮沉升降，当中也不免呈现出他们在不同时候的自我表述，这就是此书副标题的两个关键词——“流动性”和“身份认同”的关怀所在。为了回答这些问题，作者除了钻研时人的经学著作外，还运用了大量地方文献，包括族谱、日记、自传、诗集和文集等等，尽量将其所要研究的“思想家”，置于一个具体的地域和社会情境中，来讨论他们的行为与表述。正因为如此，作者在撰写此书的过程中，其学术取向也从传统意义上的思想史，延伸到地方社会文化史。麦哲维试图将研究对象的学术关怀和表述，他们的家世和个人生活经历，以及19世纪广东省城和珠江三角洲地区发生的社会变迁联系在一起讨论。他在“致谢”中说，希望自己不负导师盖博坚（R. Kent Guy）教授所望，写出一部思想家的历史（a history of intellectuals），而非仅仅是一部思想史（an intellectual history）。读毕此书，我们就知道他不但已经实现了其导师的期望，而且在很多方面的讨论，已经超越了他自己原来设想的范畴和深度。
循着作者这样的问题意识去思考，“本地”这个范畴就变得可堪玩味。谁才算是“本地人”？所谓“本地”究竟是谁的本地？麦哲维在书里一开始比较了省城和珠江三角洲腹地在定居形态方面的差异，揭示了“本地人”的复杂性。兴办学海堂的主力，包括提供捐助的行商和部分学长，很多出自原籍在江南或福建，在广东省城定居只有三四代的家庭，与这些居住在都会中来自五湖四海的新近移民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更早扎根于珠江三角洲腹地的大族。明清之际，通过长年的沙田开发和对水利以及渔业等其他资源的争夺，珠江三角洲地区陆续形成了很多控制地方社会的大宗族，商业化市镇也相继兴起。十八世纪以后，珠江口的泥沙冲积造成新的滩涂迅速扩展，通过大规模投资进行人工围垦，成为加快“新沙”形成并获得占有权的主要途径，在省城经营贸易的新兴势力与在乡镇中的大族均热衷于投资沙田开发。学海堂的部分经费，就是靠省城行商拥有的沙田产业支持的。在这样的背景下，无论是新移民还是老“移民”，或采纳移民传说来叙述家世和定义身份的土著，都经历了一个“成为本地人”的过程，位于省城的学海堂正是他们创造身份的其中一个活动舞台。
这个“成为本地人”的过程，在麦哲维的笔下，成为学海堂内外的学人治学取向的写照。祖辈来自江南的陈澧，虽入籍番禺，以广州人自居，在某些具体的场景中会把自己和“外省人”区分开来，但他多次回江南故里省墓，修纂宗谱，两次到扬州探访阮元，还与其他江南学者频繁通信联络。麦哲维认为，陈澧的这些行为，都有重建他的“江南之根”的企图。较诸广东而言，“江南”所象征的文化气息，成了陈澧强化自身的学术地位的某种资本。在学术发展方面，中年的陈澧自信已深谙考据之学，开始致力于探寻经典中的微言大义，这就是所谓“调和汉宋”的取向。作者指出，这种学术主张绝非陈澧独有，也是当时许多其他广州学人的追求。其实，陈澧在许多方面并不认同宋儒和明儒的学说，他考究义理，绝非要恢复宋明理学。陈澧和他的同侪所追求的，是通过证明朱熹也讲考据，汉儒也谈义理，来达致汉宋调和的理想。随着老一辈行商的离世，陈澧通过调用其他资源，建立书局，将学术著作出版的中心转移到学术机构中去，扭转过去偏重依赖行商赞助出版的局面，为学海堂也为他自己建立起一个难以动摇的学术地位。
与陈澧形成强烈对照的是朱次琦。在广东学术史上，朱次琦与陈澧齐名，但他以不就学海堂学长之职的姿态，刻意与学海堂划清界限。朱次琦在去世当年知道自己难以在生前完成计划中的学术著作，乃把书稿尽行焚毁，故其传世的著作不多。作者难以详细勾勒朱次琦的经历和思想，但他灵活地运用了朱次琦为自己宗族编纂的《朱氏传芳集》和其他一些零碎的材料，向读者展示朱氏世居的南海九江乡的经济和社会实力，如何让朱次琦不必依靠学海堂也可建立自己的学术声誉。其实，在经学研究取向方面，朱次琦和陈澧在很多方面不谋而合，他也追求汉宋调和，也在考据学方面显示过他的功力，但他对于学海堂制度化的考据学训练乃至省城的学风，却因为无须依傍学海堂而能够作出更直接的批评。相对于陈澧在理念上强调自己的“江南”根源，而实际上立足于广东省城的自我定位而言，作者特别借用了朱次琦又名“九江先生”这个事实作为比喻，辩证地总结了朱次琦自身作为一个文人与其所生产的文本的关系——他参与编纂《朱氏传芳集》《九江儒林乡志》等地方文献，让九江朱氏传芳百世；他焚毁书稿，让他自己——朱九江——千古留名。这些地方性的资源，正是陈澧所缺乏的。
“地方”除了是一种资源，也是一种意识，这种意识往往是通过文本制作来表达的。学海堂人以秉承来自江南的考据学风标榜，他们很快地也灵巧地用上考证的方法，研究本地的事物，重写本地的历史。麦哲维以学海堂学长吴兰修和梁廷枏分别编修的与南汉有关的史地和金石著作为例，展示学海堂学者如何运用严谨的考证方法，实地搜寻相关的金石碑刻，表现出此时期的广东学者除了积极参与编纂广东省的方志而逐渐形成一套地方历史的论述外，还有能力追溯更早的可以说是属于广东自己的“朝代史”。麦哲维注意到，吴兰修在撰写《南汉纪》等书时，用的是南汉的年号而非宋代学者认为属“正统”的五代年号，但他毕竟没有称南汉的君主为“帝”，而只是以“汉主”称之。此外，学海堂学长谭莹在行商伍崇曜的支持下从1831年至1863年陆续编辑出版的《岭南遗书》，也可说是在重建一部广东学术史。借靠伍氏家藏以及谭莹和其他学海堂人汇集起来的资源，《岭南遗书》着重收入一些孤本和珍本，甚至重辑一些散佚的文献，时段因而可以上起汉下迄清。与顺德人罗学鹏1805年开始筹备编辑从唐迄清以理学传统为轴的《广东文献》相较而言，《岭南遗书》似乎呈现出一部更“完备”的广东学术史。
然而，“地方意识”或“地方特色”的表述必须维持某种平衡，并且在言说上不能偏离当时的正统。一般有关学海堂学术取向的讨论，皆强调当中好些学者“汉宋调和”的主张和贡献，甚至认为是晚清广东学术的特色。但麦哲维提醒读者，无论学海堂如何包容程朱之学，其每年庆贺诞辰的对象只有两人——阮元和汉儒郑玄，可见推崇实学的主张是相当明显的。此外，在阮元的积极推动下，《学海堂集》收入了不少学海堂人的诗歌作品，这些诗赋或多或少是学海堂人展示其考证功力的媒介，题材也有不少是咏赞本地事物的。麦哲维在蔡鸿生教授某次学术发言的启发下，注意到尽管阮元对广东学人的诗作表现得颇为欣赏，但实质上他对广东的学术和文学传统并不真心折服——当学海堂人大写“岭南荔枝歌”时，阮元却独赞杨桃更是清妙！
清中后期的中外交战和社会动乱向来是中国近代史最关心的议题，甚至可以说是“中国近代史”这个命题之所以成立的重要基础，这也是魏斐德《大门口的陌生人》和孔飞力（Philip Alden Kuhn）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1796—186年的军事化与社会结构》（Rebellion and Its Enemie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Militariza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 1796 - 1864）的主题所在。学海堂在越秀山上经历了最初十数年的风光后，便陆续见证着鸦片战争和各种社会动乱。前人研究学海堂，大多把注意力集中在其始创阶段，对于鸦片战争后学海堂作为一个学术群体的存在的情况较为忽略，麦哲维在《学海》的下半部分，详细铺陈了学海堂在这段时间的发展情况。咸同年间，学海堂第一代学长陆续辞世，省城和珠江三角洲天灾战乱频仍，学海堂由盛转衰而又复兴。第二次鸦片战争时，省城为英法联军所据，位于越秀山上的学海堂和其他楼房被毁，绝大部分的学海堂学长如陈澧者，由于并非出身于珠三角腹地，一旦被迫离开省城，便无处容身，只能暂居友人家中。两次鸦片战争后，学海堂学长更像精明的投资人和经营者，他们购买沙田，收取租金利息，建立惠济仓，并以这些收入重修学海堂，重印道光《广东通志》和《皇清经解》，刊行新一辑《学海堂集》。重修之后的学海堂，其地理和学术位置再度得到巩固；为商人子弟而设的应元书院也在此时建立，而学海堂人也获邀参与建立及主持新的书院。在盐运使监督下建立的菊坡精舍，便由陈澧主持，学海堂专课生的模式也在这个新的机构中发扬光大。麦氏比照《学海堂志》和《应元书院志略》的绘图，指出时至同治年间，学海堂与菊坡、应元二书院在越秀山上鼎足而立，俨然形成一个学术集群（academic complex）。
以“华南”作为一个具有分析意义的历史单元的这种研究视角，使学海堂这后半段的历史的意义超越了学海堂作为一个机构的历史，也突破了华南史作为地方史的藩篱。书院并非不食人间烟火的“纯学术”机构，与其他社会组织一样，它也需要经营，也会为经营者和参与者赢得有形或无形的利益。红巾军之乱期间，长期在省城定居的番禺士绅李光廷回乡募集资源，兴办团练，他后来在1863年获委任为学海堂学长，大抵不是由于他的学问，而是因为他的社会背景。要知道，不论是魏斐德抑或孔飞力，其代表作的主题虽然都有一个“乱”字，但实际上探讨的是制造和应付种种动乱的地方军事化的社会机制与经济基础。从这个角度看学海堂，有助于加深我们对晚清地方领袖和社会组织的能动性的了解。特别值得留意的是，麦哲维对学海堂后半期的发展的讨论，无异于打开了一扇窗户，让读者重新思考中国近代史。他指出，在这个一般通史称为“同治中兴”的时期，中央政府呈现的也许不过是回光返照，但各地的地方精英却在这个时候通过重新整合资源、建立新型的地方管理机构，大大增强了他们在地方上的威信和治理能力，此时的学海堂人和珠三角腹地的精英也不例外。
晚清这种社会的涌动当然不限于华南，我们不要忘记，在“华南”背后，还有一个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更宽广的南洋、西洋、东洋，乃至太平洋彼岸的华人世界，在同光年间源源不断地汇入资金和其他资源，通过口岸城市的网络，渗透至乡村社会。麦哲维用“同治中兴”这个中国近代史的熟语，提醒我们“华南”这个地理单元如何跨越华南，让我们看见“中国”。学海堂及其所立足的广东省城以及珠江三角洲的社会组织和网络变幻的历史图像，更教我们一再回味魏斐德那句话——“世界史织入了地方事件，地方事件织出了世界史，而中国也改变了”。
是的，中国改变了，世界改变了，我们在近代史的教科书中见到，在乡村庙堂里的碑刻和牌匾上也见到。地方史研究的意义，必须在放眼世界、环顾中国的视野中寻找。当麦哲维在20世纪末开展学海堂的研究时，以香港及粤闽地区的历史文化为主要对象的“华南研究”已经取得了多方面的成果，就好比他说在阮元到任广东，大张旗鼓地兴办学海堂的前夕，省城并非文化真空一样，“华南研究”为他的研究铺垫了一个厚实的基础。如果读者因为麦哲维这部著作以“本地”和“广州”为题，而以为它的视角囿于一隅，有失“代表性”的话，那是未能了解“华南研究”在通过地方历史进程来揭示许多大历史的重要关节方面已经取得的成果，或会误读了麦哲维的用心所在。
也许我们不应把话题扯得太远，而应该把目光仍然集中在学海堂上。以今天学界的关怀而言，同样的话题也许通过研究团练社学、宗教组织、商会会馆更能发挥和展开，麦氏研究一家书院，在二十世纪末似乎不够“时髦”。在英语学术界，要对同行解释自己研究清代广州的一个书院，是要费很多唇舌才能说得清楚的；在人人都热衷于研究底层社会的时候，说自己研究一群书院学长，似乎也显得很不合时宜。不过，我们必须明白，要理解王朝时期的读书人，谈何容易！我们既不读经，也没有多少人会赋诗填词，难与古时文人身处同一境界。在《学海》一书里，我们看见麦哲维尽了很大的努力，去靠近另一个时代另一种文化的读书人。他运用他在西方所受的汉学训练，谨慎比勘文献，翻译引文时尤其注意一词一字的选用；他也不忘将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史课题和中国历史研究独有的课题带进讨论，处处不离现代学术的问题意识，既讲求考据，又琢磨义理，夹叙夹议，融义理于考据之中。他披览时人的经学著作，又钻研各种地方文献；既熟悉西方学界前沿的讨论，又与中国的同行声气相通。即使在最后一章，他也没有干巴巴地作一番学理的议论，而是用夹叙夹议的方式，以数代与学海堂维系在一起的山阴汪氏的经历为线索，映照学海堂在十九、二十世纪之交浩浩荡荡的时代洪流中的命运，从中回应贯穿全书的若干主题。麦哲维在治学和行文中所作出的种种尝试，使得他的这部作品既体现了西方学术著作的语理论辩逻辑，也渗透出中国文史写作在铺陈史实间透露禅机的某种风味，在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英文著作中并不多见。
麦哲维这种努力让我想起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美国那场“汉学已死，中国研究万岁”的讨论。面对这耸人听闻的呼声，施坚雅（G. William Skinner）和莫里斯·弗里德曼（Maurice Freedman）指出，中国研究的意义，在于其在方法上对社会科学的独特贡献。杜希德（Denis Twitchett）则针对汉学被认为是“过时”的批评，指出以文献考据为基础的汉学所体现的整全性，恰恰是医治现代学术过度分工造成的恶果的一帖良方。研究学海堂，需要的正是杜希德所提出的具有整全性的汉学训练，但能够具备这种学术训练功力的学者，在今天的学术环境和机制中已属凤毛麟角。也许，汉学不该死，问题是如何吐故纳新；中国研究能否万岁，要看它能否在中国自身的传统中汲取滋润的养分。麦哲维的这部著作，是平衡社会科学的要求和人文科学的旨趣的一种尝试，这是我认为它在英文中国研究芸芸著作中别树一帜的原因。
当我知道广东人民出版社有意翻译出版《学海》一书时，由衷感到欣喜，但也明白翻译工作殊属难事。后来了解到，承此由语言转换达致思想交流重任的，是曾翻译《旧中国杂记》（Bits of Old China）的沈正邦先生，即心存乐见其成之望。想起沈先生译出的《旧中国杂记》，我脑海里不禁浮现该书作者威廉·亨特（William C. Hunter）十九世纪在广州的种种见闻，不期然想到，麦哲维近年来的研究经历，也好比当年的亨特一样，是一幕幕“番鬼在广州”，但他在文德路的地方文献馆与河南康乐之大学堂浸淫良久，在广州大街小巷游走穿梭，在酒楼排档饱尝羊城美食，故能优游内外，观之写之，成此佳作，在我们眼中，他已是广东省城读书人的一分子，绝非“大门口的陌生人”了！
【相关图书】
《学海：19世纪广州的流动性与身份认同》
作者：[美]麦哲维
译者：沈正邦
ISBN：978-7-218-19004-4
定价：118.00元 精装 · 530页
出版时间：2026年4月
广东人民出版社 · 万有引力&岭南文库
“世界史织入了地方事件，地方事件织出了世界史，而中国也改变了。”
道光五年（1825年），阮元在广州城北粤秀山（今越秀山）创办了一所书院——学海堂。它以专重经史训诂为宗旨，发展成为19世纪最为杰出的学府之一，使偏于一隅的广州一跃成为与北京、江浙并立的全国学术重镇。
学海堂的创立扭转了岭南的文化地位，培养了众多优秀的广州文人，但仅仅学海堂本身并非作者的野心所在。学海堂不仅是一个学术机构，更是地方社会网络与资源交汇的舞台。以陈澧为代表的新移民和以朱次琦为代表的本地大族，借助学术活动塑造个人与地域的文化身份；在鸦片战争后，地方精英则通过资助书院复兴来重新整合他们在地方上的资源，重塑其地位与威信。
19世纪发生在学海堂及广州的社会涌动，跨越了广州城，跨越了华南，让我们看见了在时代剧变中自我调适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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