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秋天的武汉，表面上还维持着大后方的体面秩序，实际上整座城市已经弥漫着一种末日前的荒诞气息。物价一天一个样，法币贬值到擦屁股都嫌硬，街头巷尾流传着前线溃败的消息，军官们想的不是怎么打仗，而是怎么捞一笔、怎么跑路。就是在这种烂到根子里的氛围中，武汉陆军总医院发生了一桩足以载入民国司法耻辱史的恶性案件。
一个团长的夫人，在自家丈夫住院的同一栋楼里，被六名军官轮奸。而之后长达数月的申冤过程，比案件本身更加触目惊心。
我们先说一个很多人忽略的背景。1948年下半年的国民党军队医院，本质上已经不是什么救死扶伤的地方了，而是一个庞大的＂避战所＂。淮海战役迫在眉睫，稍有门路的军官都在想办法弄一张病床，哪怕只是皮外伤甚至根本没伤，只要能赖在医院里不上前线就行。这种风气从上到下心照不宣，医院拿好处、军官保命，形成了一条灰色利益链条。
崔博文就是这条链条上的典型产物。此人挂着联勤总部第九补给区中校主任的头衔，戴一副金丝眼镜，说话慢条斯理，外表看起来颇有几分读书人的气质。可就是这么一个人，在凌晨两点钟像饿狼一样扑向一个毫无防备的女人，撕碎她的衣服，实施了禽兽行径。人不可貌相这句话，在他身上得到了最恶劣的诠释。
陈愉当年二十八岁，容貌出众，丈夫楼将亮是团级军官，因肺结核住院。她每天在病区走廊间进出照料丈夫，被这帮无所事事的＂伪病号＂盯上了。六个大男人对一个女人蓄谋已久，这不是一时冲动，而是一场有组织的围猎。从崔博文负责堵嘴拦截，到凌志抢夺水盆配合拖拽，再到其余四人闻讯赶来，分工明确、配合默契，说明他们事先不止一次地商量过怎么下手。
这里我要特别提一个细节。凌志的身份是上尉军医。一个受过医学训练、宣过救死扶伤誓言的人，参与了这场暴行。他不但没有任何犹豫，反而在崔博文施暴时主动按住受害人的双手充当帮凶。这个细节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揭示了一个更深层的问题——当一个体制内连医生都可以毫无心理负担地沦为强奸犯的共犯时，这个体制的道德底线已经彻底不存在了。
事后六人威胁陈愉不许声张，语气之嚣张令人咋舌。他们算得很清楚：楼将亮的部队不在武汉，本人又病入膏肓，在这座城市里，一个重病军官的妻子，就是一只拔了牙的老虎，谁都不怕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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