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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新闻记者 刘虎 摄影报道

4月15日,四川省遂宁大英县回马镇综治中心。冉体兰坐在工位上,手边放着一本翻得有些旧了的《民事纠纷案例评析》。

“我没什么文化,嘴也笨,多看点多学点。”见记者注意到那本书,她不好意思地笑了笑,手指无意识摩挲着书页,“就怕事情处理不好,办砸了,心里总觉得亏欠人家。”

她是冉体兰。是那个2022年在回马镇临园大道冲上去救下两岁男童而失去左臂的“英雄妈妈”,是站上过人民大会堂领奖台的“全国道德模范”。可卸下光环,她也曾一个人坐在家里,望着门口,不知道明天该往哪儿走。

如今,她坐在这间调解中心的工位上,成了一名每天按时打卡上下班、专管邻里鸡毛蒜皮的基层工作者。

这一次转身,比聚光灯下的荣光,更沉重,也更踏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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冉体兰在大英县回马镇综治中心

新岗位,新生活

“工作日早上9点到12点,下午2点到5点半。”冉体兰算着时间,“一天下来,也有六七个小时呆在这儿。”

2024年,“冉体兰调解工作室”在镇上的综治中心挂了牌。到了去年4月,她便成了这里的常驻一员。

“刚开始是真不习惯。”她话说得慢,像从记忆深处一点点往外掏,“没读过多少书,就怕事儿办不了。给领导办不好,给老百姓也办不好,总觉得自己占着位置没干事。”

那种不安藏不住。

刚来时,见到来访群众不知道怎么开口,见到同事害怕喊错称呼,连工作流程都不知道该从哪儿问起。“心里头,压力大得很。”

可冉体兰有股子朴素的拧劲儿:既然来了,就不能白拿这份工资。

于是,这个自称“嘴巴不会说、反应也慢”的农家女人,开始翻起了专业书。《民事纠纷案例评析》是她从中心书架上特意找来的,没人时就翻两页,看不懂的就硬往脑子里记。

“本来就是半路出家,再不学点,话都说不到点子上。”她的方言里带着一种执拗,“脑子里有点印象,总归要好些。”

问她管用吗,她答得干脆:“肯定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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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底的冉体兰

“鸡毛蒜皮里的江湖”

回马镇逢三六九赶场,人一多,调解中心也跟着热闹起来。

问她矛盾多不多,她想了想:“有是有,不过在你们看来,怕都是些鸡毛蒜皮的事。”

但鸡毛蒜皮里,也有它的江湖。邻里斗嘴、田边地角的争执、婆媳置气——这些事看着小,可一旦积下来,就成了大疙瘩。

当然,也有大阵仗的时候。

“几十号人涌过来说一个公司拖欠工资的问题,办公室全是人。我就负责登记、安抚、传话。”冉体兰说,“后来政府出面,也很快,事情就解决了。”

面对脸红脖子粗的来访者,她的办法很朴素:“先让他把气顺了。人一静下来,就好说话,后头该登记登记,该找谁找谁。”

有时光坐着不行,还得跟着往村里跑。“镇上的同事下乡调解,我也跟着去。虽说都是小事,但一件件办下来,心里头也更有感觉。”

从坐在屋里等人,到下到村里找人,冉体兰慢慢摸到了自己的节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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冉体兰(右)在大英县回马镇综治中心帮忙收纳材料

“被需要”的奔头

当初设这个工作室,镇上是看重冉体兰身上的那股子感染力——同样的话,从她嘴里说出来,老百姓更听得进去,矛盾也更容易化解。

可聊着聊着,记者发现,这个地方不仅帮了别人,也填上了冉体兰心里的那道坎。

救人之后那段日子,她的生活其实并不轻松。

“丈夫要照顾八十多岁的老母亲,家里的买卖不好做,儿子到了成家的年纪却迟迟不谈对象,我自己也找不到合适的事做。”谈及此,冉体兰红了眼眶,她低下头,用手指抹了一下眼角。“但有了这份工作,一切好像又开始动了。”

“我也觉得自己有个目标了。有个上班的地方,人活起都要舒展些。没这个目标,天天窝在屋里,还不是对着手机发呆。”

“至少每天有个地方让我必须去,要按时起床,按时出门。”说这话时,她眼睛亮了,语气里带着一种如释重负的松快。

对她来说,这种“被需要”的感觉,比任何奖杯都来得实在。

“有一份工作,就证明自己还有一点点用处。不是光在家里白吃白住,能减轻一分是一分,心里就踏实一分。”

这一年,冉体兰也一直在努力“跟上去”。

“我就盼着有事做,有事我就跟着跑,多学一点算一点。”冉体兰说,她不想要被照顾,不想要被特殊对待,只想像个普通人一样,证明自己能做事、能做成事。

在她看来,这份工的意义早就超过了每月的工资。“现在生活有奔头了,每天按时起来,上班下班,日子总算有了规律。”

“那些没去看的证书”

聊起荣誉,冉体兰摆了摆手。

“奖状证书啊,满满两抽屉总有的,具体多少我也没数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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冉体兰参加“挚手擎天·大爱遂宁”全国道德模范冉体兰事迹巡回宣讲活动。遂宁市委宣传部供图

全国道德模范的证书、三八红旗手的奖杯、大大小小的表彰文件——在旁人眼里重若千钧的东西,被她收进抽屉,再没怎么翻过。

“那些事,过去就过去了,老想着干嘛。”她顿了顿,说起那个被救的孩子,“在街上碰见,我也跟大家说,别提那件事了。娃娃还小,不能让他背着压力长大,好好读书过日子最要紧。

比起过去的荣光,她更在意眼前的真问题。八十多的老母亲住了院,丈夫两头跑照顾不过来;儿子的事悬在心上,她急,又不敢催。

但她不再像以前那样焦虑了。

“我现在是想通了。儿女健康就好,我自己有份事做,能给家里分担一点是一点。只要哪里要我,我都愿意去,我都做得了。”

声音不大,却稳稳当当。

问她往后有什么计划,她摇摇头:“没啥计划,放假了就在家帮帮忙,看看女儿,陪陪老人。”

最远去过北京,但每次都是领完奖就匆匆往回赶。最大的遗憾,是没去天安门看一次升旗。

“不晓得要预约嘛。”她笑了笑,“等儿子结了婚,家里事都安顿好了,等我真退了休,或许有机会去看看。”

但眼下,最要紧的是把班上好,把眼下的日子过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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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底冉体兰挥手向来访者告别

记者手记:

四年光景,冉体兰完成了一次静默的转身。

她不再只是那个被定格在新闻里的“救人英雄”,而是一个每天按时到岗、翻着专业书、耐心听着东家长西家短的基层工作者。

这间小小的工作室,她给了它温度,它也给了她支点。

这大概就是所谓的“双向奔赴”——当一个人被需要的时候,她也在那份需要里,重新认出了自己。

冉体兰的故事没有轰轰烈烈的续集,只有日复一日的平常。可正是这份平常,比任何高光时刻都更有韧劲。

因为它证明了一件事: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位置。找到它,本身便是一种救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