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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小鸟与好奇心）
阎鹤祥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郭德纲的徒弟。有一天突然出现在脱口秀剧场，吓人一跳。然后现在又出了一本书，写他骑摩托纵贯美洲，一下子多了两个新标签。
在成为相声演员之前，他是一个学理工的大学毕业生，在一个看起来是国家单位的机房里工作了十年，然后在德云社从扫地干起，相声说得还不错。
骑摩托环游世界，有中产的打法，也有波希米亚的打法。他偏前者，所以你要说这其中吃了有多少苦，旁观者并不觉得，但怎么说还是需要勇气——同样是喜欢摩托，总好过在闹市街头炸街的哈雷中年男人……
而且无论如何，看到的、经历到的东西永远鲜活。他说：“2019 年我从燕山和太行的墙角里出发，走过阴山、祁连、天山、里海，一直跨过高加索，这一连串的山脉分隔着游牧文明和农耕文化。穿过欧亚大陆，沿着 400 毫米等降水线往西，走的就是这条分界线。这一条路永远是一城一山，你在每座城里，永远会看到一座山，你从呼市到包头，从巴彦淖尔到哈密，乌鲁木齐，阿拉木图，它们永远是山脚下的一座城。”——你看，你可能也会说 400 毫米等降水线，但你未必会了解那条线上还有“一城一山”的规律——它对不对，不那么重要，这是阎鹤祥自己跑出来的，这就是件值得高兴的事。所以，即便听起来像是中年危机，野性一点的危机总是比四平八稳的苦恼要更让人羡慕一些。
经“世纪文景”授权，我们摘选了其中一章的部分内容分享给读者。
从对跖点回望
在备忘录上记下“对跖点”这个词，是2024年1月5号。当时我正好在巴西南部，刚从圣保罗出来，很平常的一天。中午吃了烤牛肉，下午下大雨，我被困在一个加油站，一个巴西摩友和我有一辆一样的摩托车，我们聊了半天，目送他远去时我突然想到了“对跖点”这个概念。我想自己也许正驶向那个极点，一个属于我个人的极地，到了那个点，我就离家最远了，往前后左右走，都只是离家更近了。我迅速用软件定位了一下，并做了标注。即使到了乌斯怀亚，到了世界尽头，与那个点相比，离我家也是更近的，所以我能逃到的离家最远的地方，就是对跖点。没错，我骑车穿过了南美，到过阿根廷，但我并没有事实上到过那个点，因为根本没有路，我在谷歌地图上看了实景，真的没有树，真的没法上吊，如果真逃到那个点又舍不得死怎么办。“一切都是逃避”，连那个点，也被我“逃”过去了。
“对跖点”对我来说更像是一个心理事实，你的内心已经经历这个事实，那个物理地点并不重要了，只是一个仪式感的载体。我的思想和心绪已经把这个东西落实了，对跖点已经实现，完全没有必要真的站在那个点上。而且，那一点真的是准确的吗？地球本身也并不是正圆，“对跖点”这个概念也并不真实存在；在变动不居的生命之流中，我该从哪里开始计算自己的对跖点呢？
直到现在，我每天都会收到各种私信，跟我讲他们对对跖点的理解。我觉得特别好，因为这个说法，我跟很多人产生了联结。你打开了一个问题，而这个问题每个人都要去面对、都要去理解，这就有了一个空间，或者说一个房间，大家可以进去交谈，去排遣一下自己的情绪。每个人都有一个自我，你是要反对这个自我，离开这个自我，或者强化这个自我，守卫这个自我。逃避还是面对，这是一个问题。我好想给每个发私信的人回复啊，仿佛是一个又一个我。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过那样的心理，如果一件事有一个终极的结果，一个理想的状态，当我们真的接近了那个结果或状态，我们会退缩。万一真到了那个点，实现了那个理想，接下来怎么办？如果那是退无可退的一个点，而你真到了那个点上，还能去哪儿呢？有时候，这就是希望的秘密，也是逃避的秘密——只要我没有真的走到那个点，就还有希望；而且其中有安慰——我并不是不敢去，只是没有去。
那可能真是一个理想的对跖点，潘帕斯草原上一片荒无人烟的地方，也许谁往那儿一站都能有一种地老天荒的感觉，妥妥地体验一把过来人的百感交集。但是我没有去，我还是个有姓名、户籍和大大小小的念头的人。我的全部念头，都是一个在北京二环路旁边长大的俗人的念头，兜儿里装着手机，里面有成百上千人的联系方式。
上海在地理上的对跖点比北京好，那是阿根廷非常富饶的地方，人口稠密，空气也很好。跟自己的对跖点一样，北京也很荒芜，我小时候对北京的感觉就是苦寒之地。2019年我从燕山和太行的墙角里出发，走过阴山、祁连、天山、里海，一直跨过高加索，这一连串的山脉分隔着游牧文明和农耕文化。穿过欧亚大陆，沿着400毫米等降水线往西，走的就是这条分界线。这一条路永远是一城一山，你在每座城里，永远会看到一座山，你从呼市到包头，从巴彦淖尔到哈密，乌鲁木齐，阿拉木图，它们永远是山脚下的一座城。我总在想，有时一座山是一个城的依靠。小时候抬头就能看见的燕山，后来成了我轮下滚过的刀锋。
坐标
我出生时的北京城比现在对称，横平竖直的，大家在清晰的地理象限里生活，两三个词就把自己家的坐标给说出来了。我刚出生的时候，北京正在修二环路，我家就在钟楼后面的中绦胡同，与北二环平行，被中轴线劈开。中轴线申遗成功了，它是一种对称美，导致这里长大的孩子有强迫症似的追求对称，我小时候理的板寸也要让师傅反复确认是否很“正方”，这来源于一种对秩序和规矩的崇拜和尊重吧。
胡同是蒙语，我家这里清朝时是镶黄旗的封地，作为“上三旗”学区的人，我估计比正红旗下的老舍都更靠近北京。这就是北京，既有着文化的融合，又始终带着对“正统”的仰视。插一句，我也一直讨厌“京味”这个词，就剩味了，菜呢？中绦胡同往西是西绦胡同，往东是东绦胡同，加起来其实就是一条胡同，只是作为胡同，显得太长了，但又称不上“路”。我喜欢路，因为路上有汽车，1980年代初，我每天就缠着家里人要坐在二环路边上看汽车，想它们从哪儿来又开到哪儿，能不能带上我。
那时候汽车没有现在那么多，我能认出所有路过的汽车品牌，就是上海、伏尔加，卡车就是北京的130。我还听大人说什么人坐什么车：部长才能坐上海，局长基本是伏尔加，其实伏尔加是进口车，是俄罗斯的，比上海好，但是部长就是要上海。我那时还天真地以为部长都在上海，而局长要都去伏尔加。喜欢车，有的小孩有玩具汽车，就是那种铁皮玩具，我就没有，因为家里经济条件不行，缠着买会挨巴掌，这多多少少算是我的一个童年阴影了，前年环球影城开业的时候，我在那里过了生日，给自己买了一个擎天柱，还要躲在一个角落里偷偷地变形，配得感就那么低。
再大一点儿，我家有一阵搬到了北京南站附近，当时还叫永定门火车站。那时候进出南站的，是通往各地的老车、慢车，几十年中，一直让人感觉南站是穷人的车站，因为有很多乞丐，还会有卖艺的，现在想起来觉得特有意思。从北京站出来的很多快车都从南站经过，从我家的后窗户每天都能看见。小区后面还有个铁门，外面就是火车道。90年代初的时候，我上小学，天天就坐在铁门里边，看那些从北京站出来去各地的列车，通过那些车的速度，我就能分辨哪个是直快，哪个是特快，哪个是普快。
车身上写着很多地名，“北京—上海”“北京—广州”“北京—太原”；看着这些去往全国各地的火车，我就想象那些我没有去过的城市，也想象着车上坐的都是什么人，那个地方是什么样子。我有一个挑战，就是看最快的列车，我会瞪着眼睛去看那飞驰而过的车牌，太快了就看不清，觉得快得会飞起来吧，去个没有名字的地方。后来，当我在贯口里甩出一大串地名时，我觉得自己就在当年那辆看不清终点的车上。
骑行路上，在迎面而来的路牌上看到一个又一个地名，我感觉到的是另一种激动。是每个城市的到达，也是每天一个新旅程的起点，不同的文字让我知道了分界，不同的警示也让我时时珍惜。我竟然到了这里，这里竟是这个样子，应接不暇的谜底成了一个新谜语，仿佛能听见不停开锁的声音，无穷无尽的门在打开。从门到门，是迷宫；这时，我想要一个“尽头”。
圣人战战兢兢，因为他们总在承受自己承受不了的无限；俗人现世安稳，因为他们构成了无限。圣人渴望尽头，俗人自己就是尽头，随便标出一些尽头，有时去看一看，大家又可以安心地生活了。
题图来自电影《棕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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