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最高法院对阿拉伯城镇的抗议限制蔓延至特拉维夫，外界认为，当前有必要诚实审视以色列最高法院职能的退化，以及法官在捍卫国内人权和公民权利方面日益衰退的能力与意愿。
在近一个月的时间里，除少数反对声音外，以色列希伯来语媒体几乎全面倒向支持对伊战争。这种表面上的团结在上周出现了裂痕。
熟悉的断层线再次显现，媒体报道的立场分歧，依然沿着支持或反对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主导的政权改革这一界线展开。这一次，分歧的核心在于最高法院介入了警方和以色列国防军后方司令部对特拉维夫一场反战抗议活动实施的全面限制。
法院裁定允许周六晚在特拉维夫市中心的哈比马广场举行抗议活动，但将参与人数限制在600人以内。法官批评警方和后方司令部并未对海滩和购物中心等其他集会场所实施同样严格的限制，这一表态引发了双方的强烈不满。
政权改革的反对者认为，法官是在捍卫民主，而政府部长们宣布计划绕过这一裁决，正在引发一场宪政危机。改革的支持者则反驳称，正是法官们无视安全机构的意见，做出了他们口中的“鲁莽决定”，从而一手造成了宪政危机。
分析人士指出，双方的观点都存在误区。以色列的宪政危机早在这一事件之前就已初见端倪，其中一个关键节点是最高法院法官允许基于种族对公民宪法权利进行全面侵犯。
在加沙战争期间的两年里，法官们接受了极右翼部长伊塔马尔·本-格维尔领导下警方的立场。警方声称，在阿拉伯城镇行使言论和抗议自由本身就构成了安全威胁，而且警力不足导致无法批准此类示威活动。因此，在这些城镇中，针对战争和政府的抗议、集会和游行要么被提前禁止，要么受到极端严格的限制。
除了裁决的实质内容外，法官在审理涉及阿拉伯城镇抗议活动的请愿时所采取的程序，也引发了令人不安的寒蝉效应。与涉及抗议自由案件的常规做法不同，法院将这些诉讼视为安全问题，不仅允许警方提交机密的安全评估报告，还允许其进行单方面陈述。
这种以安全为导向的话语体系在媒体上引起共鸣并被公众接受，实际上强化了本-格维尔部长及其犹太力量党传递的信息，即以色列的阿拉伯公民被认为构成了固有的安全威胁。
在2024年1月关于海法市反战抗议活动的听证会上，法官达芙娜·巴拉克-埃雷兹曾表示：“抗议绝不能成为特拉维夫专属的奢侈品。”
然而在实践中，法院接受了警方关于阿拉伯城镇抗议活动的安全论点，未能不分种族地统一保护宪法权利。因此，当如今连在哈比马广场举行示威都成为一种奢侈时，法院也不应感到意外。实际上，法官们正在自食其果。
外界观察指出，在全盘接受针对阿拉伯城镇抗议的安全辩护后，总检察长办公室、警方以及后方司令部显然没有料到，法官会拒绝将同样的逻辑直接套用于哈比马广场的示威活动。
同样令他们感到意外的，还有法院做出的一系列决定。法院不仅全面审查了政治活动家伊塔马尔·格林伯格和以色列民权协会提交的请愿书，还在周六犹太人的安息日发布了裁决，并要求提供进一步的澄清。
此外，法院没有局限于为特定的周六晚间抗议活动提供狭隘的解决方案，而是坚持对战时限制抗议和集会自由以及选择性执法的问题进行原则性讨论。
那么，法官们为何突然觉醒？他们是否开始意识到，自己已经对以色列言论和抗议自由的地位造成了破坏？又或者，他们是否明白，如果现在不采取行动，当政府对他们采取极端的个人打压措施时，他们自己可能也无法享受支持民主的公众走上街头为他们辩护的“奢侈”？
无论如何，对于司法改革的反对者而言，法院的这一裁决都不值得庆贺。相反，公众需要诚实地审视最高法院职能的退化，以及法官在捍卫以色列人权与公民权利方面日益衰退的能力与意愿。这也应该成为一个警示：始于阿拉伯城市乌姆法赫姆的不民主做法，最终必然会蔓延至特拉维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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