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3日，法国国民议会全票通过文物归还法案，无一反对。议员帕特里耶-莱图斯在发言时引用了雨果165年前写下的句子，大意是希望法兰西将不义之财归还中国。一个西方国家在立法上打通了文物归还的通道，而东亚的另一个国家占着至少360万件中国文物，连一份掠夺清单都不愿公布。法国动了，日本没动。为什么？
法国这份法案覆盖的时间段是1815年到1972年，这正是法国殖民扩张的全盛期。过去法国要归还一件掠夺文物，得走专项立法，议会从头到尾辩论一遍，效率极低。马克龙总统2017年在布基纳法索说要在五年内推动文物归还，结果今年才走到国民议会这一步。新法案绕开了议会逐案审批，改由行政令执行，但增设了两个审查环节，科学委员会和文化财产归还委员会。议员们还要求法国政府每年必须公布涉嫌非法获取的文物清单。
这道程序不是给自己找麻烦。公布清单意味着公众可以盯着政府，哪件文物该还没还，一目了然。法国有多少这样的东西？仅吉美博物馆一家就有两万余件中国文物，很多来自圆明园。枫丹白露宫的中国馆里，青铜鎏金佛塔、景泰蓝麒麟，都是原圆明园旧藏。清单一旦公开，法国政府就得回应：这些文物当年是怎么来的？如果是抢的，为什么不还？这种内部压力可能比很多国际公约都管用。
但法国国内不是没有反对声音。右翼认为归还范围应限于与法国“关系友好”的国家，左翼要求扩大范围，甚至要求在法案中明确写入“殖民”二字。有绿党议员就指出，法案回避了“殖民”这一主要概念，会削弱历史反思的深度。法国内部分歧如此明显，法案为什么还能全票通过？因为全球风向变了。德国向尼日利亚返还了贝宁青铜器，荷兰向印尼返还了殖民时期文物，比利时也通过了类似的返还法律。法国如果继续做那个拖后腿的，丢的是法国在国际文化政治中的话语权。法案全票通过说明没有人敢公开站在时代潮流的对立面。
再说日本。靖国神社“第一鸟居”两侧那对石狮，台座上清清楚楚刻着中国年号和地名：“大清光绪二年闰五月初六日敬立”，“直隶保定府深州城东北得朝村弟子李永成敬献石狮一对”。这是甲午战争时期日军从辽宁海城掠夺来的。一百三十年了，靖国神社不仅没还，反而把它们摆在入口最显眼的位置，当作军国主义的“战利品”向参拜者展示。
日本民间团体“中国文物返还运动推进会”曾五次与靖国神社交涉。前四次，对方还能以书面形式回复，到了第五次，对方直接用电话拒绝。为什么改用电话？因为电话不会留下文字记录。靖国神社社务所在回应媒体时，只提“已以书面形式回应该会”，对第五次的电话拒绝只字不提。这种操作手法说明：他们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也知道留下记录意味着什么。
日本政府公开拒绝返还的理由主要在法律方面。日本民法中的“即时取得”制度规定，善意第三人通过交易取得动产，即可拥有所有权。如果当年某个日本商人或机构从日军手中“买”到了掠夺文物，今天就属于“合法持有”。再加上追诉时效，日本将追溯盗赃物的时效定为三年，如今大部分被掠文物已过去百年，证据链早已断裂。
这套法律安排确实给追索制造了巨大障碍。但如果法律真的是不可逾越的，为什么2005年日本向韩国返还了北关大捷碑？这块碑是1905年日俄战争期间被日军掠走的，1978年被旅日历史学家崔书勉在靖国神社发现。朝韩双方持续施压近三十年，最终日本同意归还，移交仪式就在靖国神社举行。2011年，日本还将殖民时期掠走的《朝鲜王室仪仗》等1205册古籍归还韩国。
法律障碍在韩国案例面前忽然消失了，为什么到了中国这里就搬不开了？日韩之间有美国的斡旋。冷战格局下，美国同时是两国的盟国，华盛顿的外交压力可以转化为谈判筹码。而中日之间没有这层缓冲。返还中国文物就等于承认侵华战争的掠夺性质，这将直接冲击日本右翼势力的历史叙述。日本国内修改教科书、参拜靖国神社、推动修宪，哪一件不是在淡化或否认侵略历史？文物返还在这个环境下就不是法律技术问题，成了一场关于“那场战争到底是什么性质”的争夺战。承认掠夺就意味着承认战争责任的整体判断需要重写。日本右翼承受不起这个代价，所以不打算还。
这里再把德国拉进来对比。二战后，德国逐步返还了纳粹掠夺的文物，勃兰特在华沙的惊世一跪成为标志。德国认为：承认历史责任不是耻辱，是重新获得国际信任的前提。结果德国成了欧盟的主要领导国。日本走了相反的路，战后七十余年，与亚洲邻国的历史疙瘩始终解不开。文物返还是这块疙瘩上最显眼的一个结，它不需要巨额赔偿，不需要领土变更，只需要承认“当年拿走的那些东西是不义的”。东京连这一步都不愿迈出，说明什么？说明日本拒绝的不是文物返还本身，是任何可能松动其历史叙述的举动。
中国政府在《中日联合声明》中放弃了对日本的战争赔偿要求，但从未放弃要求返还文物的权利。这两件事在法律上性质不同。原物返还请求权和金钱赔偿请求权是两个不同的法律范畴。这个区分意味着，日本不能以“战争赔偿已了结”为由搪塞文物返还的诉求。中国在道义和法律上都保留着追索的正当性。
但正当性不等于可行性。国际公约对历史掠夺无能为力，日本国内法又层层设防，追索还能从哪里突破？法国法案是从国内立法入手，单方面简化返还程序。这当然不能直接约束日本，但它创造了国际示范效应。倘若越来越多的国家通过国内立法推进文物返还，德国在做，荷兰在做，比利时在做，国际道德共识就会凝聚成实际压力。日本不可能永远做那个唯一的例外。
法国法案通过后，曾向中国捐赠618张抗战历史照片的法国人马库斯接受采访。他说法案是“迟来的转变”，但仍然希望法国政府做出官方道歉。他的同伴士杰说：“道歉是必须的，尽管我们也知道，再也没有什么能够让圆明园恢复它曾经的辉煌。”道歉不能挽回文物，但道歉承认的是错误本身。日本缺的正是一个最基本的、对历史事实的承认。
法国动了，能给高市政府上一课吗？这一课的内容是“你拒绝承认掠夺历史时，你实际上是在拒绝承认战后国际秩序的基本准则”。文物返还表明一个国家是否愿意以负责任的身份立足于国际社会。东京如果继续把掠夺文物当“战利品”陈列，最终失去的将不只是那些石头和铜器，还有国际社会对它最后的那点耐心。中国媒体社评指出，日本拒不返还文物是反面典型。如今，法国、德国、荷兰、比利时都在行动。日本还要继续做那个唯一的拒绝者吗？它又能抗拒多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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