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间真正的“修昔底德陷阱”｜IPP编译|华盛顿|战争|斯巴达人|雅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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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有观点认为，伊朗战争可被视为美国首场“人工智能战争”与全面“商业太空战”的实践——美军将AI、自主系统和商业技术嵌入作战链条，并显露出推动太空、网络以及传统陆海空领域融合的趋势。但同时，亦有分析警示，美军看似“无往不利”的新作战模式，在面对中国这样的体系级对手时，可能放大“先发制人”的冲动，致使战术与战略之间出现巨大脱节。

4月14日，美国布鲁金斯学会访问研究员约书亚·罗夫纳在《外交事务》杂志撰文指出，中美间若存在所谓“修昔底德陷阱”，可能未必是由于外界反复谈论的权力转移，而更可能是一种由因技术自信、速胜想象形成的误判。文章借雅典与斯巴达的教训提醒，两个各具比较优势的大国，一旦都相信能绕开对方强项、以低成本快速制胜，最终会踏上无人能轻易抽身的持久消耗战。

约书亚·罗夫纳（Joshua Rovner）

美利坚大学国家服务学院（The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ervice at American University）副教授、布鲁金斯学会访问研究员，曾任美国海军战争学院副教授

几乎没有哪个问题能像中美及竞争一样，持续牵动观察者的目光。分析人士密切审视两国的政治走势，刻画两国政治领导人的特征；经济学家追踪双方金融和商业实力此消彼长的各项指标，思考这样一种悖论：两大经济体既彼此不相容，又相互依存；而随着中国常规与核能力在数量和质量上的持续提升，军事专家也愈发忧虑地关注着双方力量对比的变化。

政治学家格雷厄姆·艾利森曾提出一个著名警言：当一个崛起中的国家威胁要超越既有主导强国时，两国可能会落入他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

尽管艾利森引发了一场重要讨论，那就是中国的崛起是否预示着美国的灾难，但他的判断其实错过了伯罗奔尼撒战争真正的警示意义，因为在那场冲突爆发之前，事实上并不存在正在发生的权力转移。相反，在战争爆发前十年间，雅典与斯巴达已经形成了一种稳定的力量均势：雅典主宰海上，斯巴达雄踞陆上。

随后发生的，则是另一种悲剧。即便在政治危机不断加深、外交逐步失灵之际，雅典与斯巴达都清楚对手比较优势的性质所在，但双方依然设想自己可以迅速赢得战争。等到战火真正燃起，这些希望被证明不过是幻觉时，这两个强国便一同陷入了一场漫长且破坏性的战争。这才是真正的“修昔底德陷阱”。

令人担忧的是，如今中国和美国正显露出走上同一道路的迹象。

正如当年的斯巴达和雅典一样，北京与华盛顿各自都拥有自身的比较优势。中国是东亚首屈一指的陆上强国，美国则是最强大的海上力量。广袤的中国大陆为中国军队提供了可靠的纵深依托；几乎没有人质疑中国的陆上防御能力。与此同时，美国在海军力量投送方面拥有独一无二的能力，能够跨越辽阔海域有效展开行动。

然而，尽管两国都富有且强大，但面对主要力量分别集中在不同作战域这一现实，双方其实都没有明显办法来有效对付对方的主力。并且，只要中国保持其陆上优势，或美国维持其海上优势，任何一方都很难被轻易迫使投降。从理论上说，这一始终无解的战略困境本应使这两个大国对直接爆发敌对行动有所顾忌。

然而，中美都怀有在热战中速战速决的设想。

中国如果动用反卫星武器和网络行动攻击美国那套复杂精密的通信网络，可能会使美军陷入“失明失联”状态，并利用远程弹道导弹打击美国分布在亚洲海域周边的设施。毕竟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进展，意味着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能够更快作出决策，并更精准地投送弹药。数十年的军事现代化建设，也可能已使中国具备了快速而决定性取胜的条件。

美国的战略界可能在设想对华打一场短促而猛烈的战争——正如他们原本希望在当前这场对伊朗战争中实现的那种速胜。美国的军事学说自第一次海湾战争以来，便强调在冲突伊始对敌方指挥与控制节点实施致盲式打击。网络行动则会进一步削弱敌方组织连贯防御、应对后续攻击的能力。在一场对华战争中，这一构想的目标，是使中国失去抵御美军空海力量迅猛突进的能力。届时，若战争的规模与节奏都由美国掌控，中国只能放弃抵抗。

战争的实际经验一再证明，与强大对手的最初交锋，往往就会击碎战前预期，使交战双方陷入进退维谷的处境。冲突一开始所牵涉的重大政治利害，又会促使双方继续打下去。然而，谁也无法真正取胜，倘若美国和中国落入这一陷阱，最终结果将痛苦的令人难以想象。

战略失误，可能毁掉“大战略”

没有谁比修昔底德更明白，短暂的战争是如何演变为持久战的。他的著作凸显了现代意义上“战略”与“大战略”之间的区别。

所谓“战略”，是一种关于如何取胜的理论，是运用军事暴力实现政治目标的逻辑。它为军事行动赋予秩序，从而避免战争滑向毫无意义的杀戮。战略至关重要，因为它始终聚焦于自身的政治目的，防止一味沉溺于军事上的“必要性”。

“大战略”则是一种关于安全的理论。它解释一个国家如何在世界上维持自身安全。它以连贯的世界观和对力量对比的合理判断为基础，来统筹运用国家治理与对外行动的各种工具。

当然，可靠的判断往往并不容易获得，而要围绕共同目标协调庞大的官僚体系，也常常构成现实挑战。修昔底德的叙述所揭示的是：即便这些问题都能够被克服，战争中的战略失误，依然可能毁掉原本相当高明的大战略。

当初，雅典与斯巴达有能够发挥自身比较优势的“大战略”。

雅典拥有古希腊规模最大、技术最先进的海军。它坐拥三百多艘三列桨战船，这种致命的战舰依靠高速冲撞便可摧毁敌方舰只。雅典经过数十年打磨其海战战术，并能够动员大批经验丰富的舰长、舵手和桨手。更重要的是，雅典的大战略是围绕海上帝国主义展开的。其经济依赖于与遥远殖民地及朝贡盟邦所构成帝国网络的贸易，而帝国收入则为不断扩张的舰队提供资金支持。支撑这支海军的，是围绕受保护港口比雷埃夫斯而建立起来的一整套庞大行政体系。确实，雅典的黄金时代，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官僚治理能力的胜利。

三列桨战船。图源：Wikimedia Commons

斯巴达并未挑战雅典的海上优势，而是把注意力集中在对手的陆军上。这支军队以方阵为核心组织起来。所谓方阵，是由被称为“重装步兵”的士兵按行列排布而成的战斗队形。一支装备精良、组织严密的方阵在陆地上堪称所向披靡，但它对重装步兵的要求也极高，因为这些士兵中的多数人在战斗时其实并不能真正看清整个战场。要让方阵持续推进，靠的是耐力与纪律，而这意味着长期而大量的训练与操演。斯巴达之所以能让士兵专注于作战，是因为它将城邦日常经济事务中的很大一部分转嫁给了数量庞大的奴隶人口。正因如此，它得以组建一支规模或许达到雅典那支小型陆军六倍的兵力。

即便在公元前431年那场最终导向战争的政治危机期间，双方观察者对这些现实也都看得十分清楚。然而，领导人却仍被一种想法所诱惑：他们可以在不直接挑战敌方主力的情况下赢得战争。

雅典的战略是把防御与有限进攻结合起来——一方面撤入城墙之后固守，另一方面则以袭扰伯罗奔尼撒沿海的方式发动有限攻势。雅典人很可能相信，这类袭扰会通过牵制斯巴达兵力，诱发斯巴达境内的奴隶起义；他们希望，这样的动荡能够在不与斯巴达陆军正面交锋的情况下，给斯巴达国家施加代价。

这种战略的根本缺陷在战争初期便暴露无遗。雅典原本期待打一场短期战争——因为国库只够支撑三年作战——但这种不痛不痒的沿海袭扰，几乎不可能立刻见效。指望雅典能够触发一场突如其来的叛乱，本身就是一厢情愿。另一个问题则在于：如果战争持续下去，大批原本生活在乡间的雅典人长期被安置在城墙之内，所带来的压力将日益加重。愤懑不满的民众因此要求采取更具进攻性的行动，而雅典领导人则试图通过一次收效甚微的陆上远征来安抚他们。

正因为雅典忌惮斯巴达的陆上力量，它始终不愿冒险与之决战。而两栖袭扰所取得的效果又十分有限，这使雅典始终看不到一条清晰的取胜路径。不过，雅典海军依然保持着优势，因此它也没有必要在斯巴达的压力下退让。于是，它只能继续打下去。

与强大对手的最初交锋，往往会击碎战前预期。斯巴达对于迅速且决定性取胜的期待，同样建立在战略幻觉之上。它曾希望将波斯海军拉拢到自己一边，但波斯人并无兴趣替斯巴达打这场仗。斯巴达派出大军骚扰雅典人，希望诱使他们离开城池庇护出战；但雅典并未上钩，斯巴达人最终只得撤军回国。

与此同时，斯巴达在与雅典的早期海战中损失惨重，此后其海上出击往往一旦得知附近有雅典三列桨战船出没，便匆匆收场。这些行动主要针对商业航运，偶尔也会配合对雅典据点的两栖作战，而斯巴达海军在其中基本只是充当重装步兵的“运输工具”。考虑到自身在海上的相对弱势，斯巴达人将直接与雅典海军交锋视为冒险之举，这并不难理解。但正是这种战术层面的克制，使其在战略上根本无法取得进展。

在早期失利之后，双方都转向了谨慎。既无法通过间接手段取胜，又不愿正面决战，雅典与斯巴达最终陷入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冲突。随着岁月流逝，经济和政治成本不断攀升。雅典越来越依赖富裕公民为战争埋单，而当局势真正陷入绝境时，甚至不得不熔毁金像以筹措资金。由于这场战争远远超出了任何人的预期，两国在愈积愈深的挫败与愤怒中，都经历了激烈的派系斗争以及恶化的军政关系。

公元前404年，斯巴达终于击败了雅典——但那是在持续27年的战争之后。这是一场空洞的胜利。长期作战的代价以及随后而来的政治动荡，使斯巴达变得脆弱，容易遭到底比斯、马其顿等其他强国的觊觎与打击。它很快还不得不面对另一个问题：试图恢复自己在希腊世界地位的复仇型雅典。此后，斯巴达接连卷入多场战争，最终在其对雅典开战一个世纪之后，随着亚历山大大帝扩张马其顿帝国而走向覆亡。

修昔底德并未活到亲眼见证斯巴达被征服的那一天，但他已经预见到了这场即将到来的灾难。他尤其敏锐地意识到，仓促而混乱地走向战争，会如何助长种种战略幻想，而其结果也必然是灾难性的。雅典和斯巴达真正落入的陷阱，是一种“无血胜利”的幻觉。

两者都相信，自己可以不在敌人擅长的领域与其正面对抗，便能以迅速而低廉的代价赢得战争。事实证明，这些想法都是错误的。

拥有新技术，就能速战速决吗？

修昔底德笔下的战争，使用的是长矛与桨船，这看起来或许并不足以类比现代大国之间的高技术竞争。

然而，古代最前沿的技术，确实也是工程能力与军事组织能力的惊人成果。斯巴达重装步兵配备了精良的头盔和铠甲并携带经过专门设计的盾牌。雅典的三列桨战船则体现了速度、机动性与打击力之间近乎完美的平衡。它的主要武器是舰艏的青铜撞角。

这些技术奇迹在当时令人叹为观止，以至于拥有它们的国家逐渐相信，凭借这些优势，它们就能够赢得下一场战争。

今天的技术也是如此。先进的侦察监视平台能够生成关于敌军位置与兵力的大量信息。人工智能则帮助更快地整理这些数据，压缩决策周期，加快战斗节奏。精确制导武器使指挥官能够在更远距离上打击目标，同时减少附带损害。而网络空间行动则展现出破坏指挥与控制网络的可能，使敌方难以甚至无法实施有效反击。

中美双方都期待这些技术能够迅速带来战果。过去四分之一个世纪里，中国的作战理论一直强调在战争中抢占主动，主张通过信息化武器与纵深打击相结合，在第一轮齐射中就使敌人陷入瘫痪。人工智能被纳入军事行动的各个层面之后，这些观念得到了进一步强化。兰德公司2026年3月的相关研究总结出几个一以贯之的主题：人工智能将加快情报搜集与处理，压缩作战决策周期，并支持从多个方向发起突然且协调一致的打击。

这些观点反映出一种根深蒂固的假设：一切都取决于第一轮打击，而大胆进取才是取胜关键。美国五角大楼高度聚焦于“杀伤力”和人工智能，并据此规划一种与上世纪世界大战截然不同的大国战争。旧式战争比拼的是兵员规模、生产能力和持久的政治意志；而新式战争将是一种高度狂飙突进的冲突，其胜负取决于谁能在交战初期的混乱中更快穿透“战争迷雾”。

要实施有效打击并防御敌方攻击，就必须维持由新技术赋能的信息优势。人工智能将使规划者能够从海量数据中迅速筛选出敌方弱点，识别军事和政治目标。网络攻击会在敌方最需要通信之际破坏其联络系统，扰乱指挥链条，削弱其信心。空袭和导弹打击将迫使敌方转入防御，使其难以有效组织行动。而在这一片混乱之中，特种部队还可以对军事和政治领导人下手，进一步把敌人拖入失序状态。技术优势将带来迅速且一边倒的胜利。

这一构想，在特朗普政府近来的军事行动设计中表现得尤为明显。白宫和五角大楼官员一再强调，今年1月对委内瑞拉的突袭，以及更近期对伊朗的轰炸行动中，动用了各种“异乎寻常”的武器和情报手段。在美军抓获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后，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专门描述了太空资产、网络工具、无人机和军机如何协同配合，促成了这场行动。在以色列空军击毙伊朗最高领袖之后，美国总统也在社交媒体上夸耀，称正是依靠“情报和高度复杂的追踪系统”才锁定了对方。

1月3日，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直升机飞过爆炸升起的浓烟。图源：路透社

尽管美军在这两起行动中都展现出战术上的巧思和技术上的娴熟，但这两个对手都算不上大国。可即便处于明显劣势，伊朗在遭受美国数周打击之后仍然有能力还手。美军从一开始就掌握制空权，并轰炸了一万三千多个目标，但这仍不足以迫使伊朗政权屈服。作战层面的“高杀伤力”，并不等同于战略上的成功。

而且，尽管美国或许有理由期待在作战层面压倒一个相对较弱的对手，但与一个有实力的大国发生冲突，情况将复杂得多。真正的危险在于，对新技术和新作战概念的迷信，可能催生对速胜的错误想象。雅典人与斯巴达人用数十年时间，才以惨痛代价明白这一点。中美能否避免重蹈同样的覆辙？

避免落入“修昔底德陷阱”

第一步，是以更具创造性的方式思考军事外交。去年12月，美国国防官员表示支持与中国建立军队对军队的沟通渠道，以帮助双方在紧急情况下避免误判——这有些类似于古巴导弹危机后华盛顿与莫斯科之间设立的冷战热线。保持沟通渠道畅通显然十分重要，但仅有一条热线并不足够。这种渠道很可能只会保留给高层之间使用，而且只会在极端情况下启动。因此，在日常层面，它对于增进双方军事专业人士之间更深层次的理解，作用其实相当有限。

更有用的外交做法，应当是为较低层级军官在压力较小的环境中开展常态化接触打开空间。这类交流的场所可以包括战争学院。传统上，这类院校一直是学员研读战略理论经典——包括修昔底德著作——并讨论战前傲慢自负之危险的重要场所。

倘若政治上的障碍使军官交流项目无法开展，那么二轨对话同样可以把重点放在如何避免无意中陷入一场持久战争。例如，防务分析人士可以讨论有效实施联合作战在现实中面临的种种障碍，从而为各种可能的战时情景讨论注入几分冷静和审慎。无论采取何种形式，在较低层级推动围绕这些风险展开对话，都将降低高层热线真正被启用的可能性。

美国官员还应当在公开场合少谈一些美国技术能力的“神奇之处”。无论是在镜头前还是社交媒体上，想要庆祝一番，这种冲动都可以理解。过度吹嘘情报驱动型行动和精密能力，存在助长过度自信的风险。人们很容易沉迷于技术的新奇性，而忽视更宏观的战略问题——也容易忘记一点：对弱敌奏效的做法，对强敌未必同样有效。有意保持克制和审慎的表述，其实是让美国防务界免于被自身鼓噪所裹挟的一种好办法。

轻率张扬的言辞，也可能加深中国对于美国能力的忧虑。中国军事观察人士可能会从美方表态中得出这样的判断：美国已经学会了同时在多个作战域作战，从而使中国的陆权优势不再那么重要。

委内瑞拉突袭行动之后那种洋洋自得的表述尤其值得注意，因为它暗示美国海军、空军和地面部队已经掌握了联合作战的要领，因而具备了对陆上敌人执行复杂任务的能力。在最糟糕的情况下，这种充满自信的公开宣示，反而可能给中国在危机中采取非常冒险举动提供理由。美国的能力或许会让中国领导人印象深刻，却未必能真正起到威慑作用。相反，他们可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一旦爆发热战，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先发制人。

最后，中美两国还应重新审视自己对秘密行动的态度。从双方官方表态来看，两边似乎都确信，对方正在从事某种形式的秘密行动，其中相当一部分发生在网络空间。例如，美国情报官员曾发出警告，称中国情报机构正向美国基础设施植入恶意代码。中国政府也对美国提出了类似指控，包括去年声称美国政府已对中国的通信网络、金融系统和电力供应构成风险。

当然，如果官员们对这种干预行为不表达关切，反而会令人感到意外。但听起来或许有些违反直觉的是，秘密竞争，长期来看反而可能有助于控制局势升级。历史上，秘密行动确实曾发挥过这种作用；例如，美国和苏联在朝鲜和越南就曾借此限制直接冲突的风险。只要高破坏性的攻击仍被排除在外，秘密行动就可以充当某种“泄压阀”，使国家能够以不至于上升到相互毁灭程度的方式展开竞争。

核武大国之间的公开对抗很容易失控，但以具有“可否认性”的方式对他国采取行动——或者干脆以外界根本看不见的方式行事——其风险就没有那么高。华盛顿与北京之间若能形成一种心照不宣的默契，双方就有可能在不把一切都押上的前提下，继续争取自身优势。

秘密行动还可以通过另一种方式降低直接战争爆发的可能性。军事部门本质上是庞大的武装官僚体系，而任何官僚体系都不可避免地会遭遇各种导致效率下降的小故障。在正常情况下，这些问题——比如电子邮件系统故障、车辆爆胎、人员生病等等——虽然令人烦扰，但尚可承受。秘密行动则能够向对手国家的官僚体系中注入额外的摩擦。那些刻意高调、目的就是让对方发现的进攻性网络行动，可能会使对手对自身通信安全产生怀疑，并促使其采取那种不利于高效联合作战的层层分隔与过度保密做法。秘密破坏行动还可能让对手对其军事装备的可靠性产生疑虑，尤其是在其武器获取和维护依赖漫长供应链的情况下。

只要在足够长的时间里施加足够多的摩擦，官僚体系内部的人就可能开始怀疑，自己是否真的有能力执行那些依赖复杂机动和跨部门协调的军事战略。而恰恰就是这类战略，华盛顿和北京都可能认为能够带来迅速而决定性的胜利。若能迫使双方对这些战略的可行性产生疑问，或许反而能从一开始就削弱它们诉诸战争的冲动。

就目前而言，美国和中国正走在与雅典和斯巴达相同的危险道路上。两个大国都隐约相信，新技术将帮助自己突破对手的比较优势，从而带来一场低成本、速战速决的胜利希望。它们越是沉溺于这种战前幻想，就越有可能把自己拖入一场持久冲突。好的一面在于，华盛顿和北京现在仍然来得及摆脱这一陷阱。

*文章原标题为“The Real Thucydides Trap- How Overconfidence Could Draw America and China Into a War”，于2026年4月14日发布于《外交事务》杂志官网。

IPP公共关系与传播中心

排版 | 周浩锴

校对 | 刘深

终审 | 刘金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