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文锦衣卫南下马尼拉，与西班牙的博弈与刺探
明朝使团回国后，锦衣卫千户林必秀向上奏报了相关情报，得到了朝廷的首肯和奖励，但对西班牙还是不胜了解，觉得无关紧要，只是加强沿海防御和巡海次数，建造部分战舰来对抗即可，主要任务还是防御北边的蒙古和东北逐渐出现的女真部落，随后把戚继光也调往蓟镇练兵。
而西班牙总督则越想越气愤，不但剿灭林阿凤王孚的好处没捞到多少，军队耗费极大，明使在吕宋的影响力也超过西班牙本身，而明朝官员贪婪荒诞，目空一切，奥斯定会修士马丁・德・拉达（Martín de Rada）在中国见到的富裕程度也刺激了征服的欲望。
日记中描写的中国极其富裕，中国文字由数千个字符组成，每个字符代表一个概念，而非发音；书籍用雕版印刷，纸张洁白，字迹清晰”（《拉达书》）；“福州有书店出售儒家经典、医书、小说，书籍价格低廉，普通百姓可购买”。“儿童6岁必入社学，学习识字与《三字经》；12岁入书院，攻读《四书》《五经》；每三年举行一次乡试，中举者可赴京参加会试”（阿尔法罗记录）；“科举考生需自带笔墨与食物，考场封闭，防止作弊”。“福建沿海地区崇拜妈祖，渔民出海前需祭拜”。“男女婚姻由父母包办，媒人牵线，婚礼需交换庚帖，举办宴席”；葬礼——“死者入殓后用棺木埋葬，墓地选在山脚下，定期扫墓”；服饰——“男子留长发，束发戴冠；女子穿绣花鞋”（阿尔法罗记录）。
“工匠将文字刻在木板上，涂墨后覆纸印刷；书籍可批量生产，成本远低于欧洲手抄本”（《拉达书》）；“中国印刷术可能早于欧洲数百年”。“医生通过把脉判断病情，使用草药治疗，常见药材包括人参、当归、黄连”；观察到“药店出售成药，如丸剂、散剂，药瓶上标注功效”。“主食米、麦、豆；副食以鱼、蛋、蔬菜、汤、水果为主，肉食较少；餐具为筷子，干净文明；果脯、奶制品、杏仁，糖丰富，平民日常享用”。
“案件审理公开，原告与被告需跪呈诉状，官员依据《大明律》判决，刑罚包括杖责、流放，死刑需上报朝廷批准”（阿尔法罗记录）；“中国法律禁止私刑，官员需定期巡查监狱”。泉州港“停泊着来自马六甲、暹罗、占城的船只，码头堆满丝绸、瓷器、香料”（《拉达书》），印证了明代中后期福建海外贸易的活跃；街道宽阔，店铺林立，出售丝绸、棉布、纸张、药材等商品”“农田阡陌纵横，水稻一年两熟，农民使用水车灌溉，部分地区种植甘蔗、茶叶”
：士农工商四民有序，“士为尊，农为本，工为用，商为末；贫富差距存在，但社会稳定，百姓安居乐业”。“中国是全世界最富饶、文明、有序的国家，人民勤劳智慧，物产丰富，工艺精湛，制度完备；但亦封闭自大，对外警惕，难以渗透”。
同时在军队的重点则提出军队外强中干：福建虽有10 万驻军、堡垒密布，但 “士兵训练不足、纪律松散、装备劣质”；“军官多为世袭或花钱买官，不懂军事”。虽有佛郎机炮，但 “铸造粗糙、精度差、易炸膛”；士兵 “依赖冷兵器，火器使用不熟练”；战术 “呆板僵化，不懂灵活应变”。海防线 “看似严密，实则漏洞百出”；走私贸易（如与日本、东南亚）活跃，“官员暗中包庇，中饱私囊”。中国极度排外，对非国人表面尊重实则内心蔑视，难以融入世界。
桑德则不以为然，既然官员如此，民众富裕，那就算是南美土著，最多多派兵力，大航海的主要任务不就是找到中国，既然找到，不试一试怎可知道。另明朝在此地影响力巨大，一张白纸就能轻松征召数千人，民意基础扎实，使团人员表现得居高临下且戒备森严，触犯了本属于西班牙在此地利益。
随后在马尼拉召开会议，要求在马尼拉所有军政人员参与，其中前指挥官萨尔塞多拉表现出极强战意，对周英等明朝武官在马尼拉所行之事极其讨厌，认为大明富而不擅战。而文职人员如拉达神父表现出强烈反对，他们虽对明军战力和武器更新兴趣不高，但也在日记记录了：水师福船 “如海上城堡，长 10 丈，宽 3 丈，载数百人，配佛郎机炮数十门，军容严整”。“火器普及，刀枪精良；士兵训练有素，纪律严明，战斗力强”。福州城“城墙周长约12公里，有7座城门，“全国约 2 亿，福建人口稠密，城市乡村人烟密集”。但人口太多，不容易被打败，又缺乏真正的宗教信仰，不信主，主张通过“传教”来感化中国人，他也暗示：“如果有军队保护，传教事业会进展得更快。”
经过多次商讨，最终在1576年5月底，桑德等人向腓力二世提出了他对中国的战略看法，并以书信方式发回国内，在书信中提到：中国人不信天主教，应迫使其臣服。“先商后征”，派遣武装商人军官入沿海骚扰，记录，测绘，形成 “先行 ——补充” 的考察体系。建议腓力二世利用葡萄牙占据澳门的便利，或者直接从菲律宾出兵，在中国沿海建立一个据点（如台湾或沿海岛屿），以此作为跳板控制对华贸易。军官迭戈・德・阿蒂埃达进一步放大结论，主张以2 艘船、80 人即可控制沿海，桑德总督在此基础上理性修正，提出6000——10000 名西班牙士兵、另征召1万名菲律宾土著与5000日本浪人， 2000–3000 人即可占领一省、进而征服全国，将中国纳入天主教全球版图，并视其为 “上帝赋予的传教使命”。
详见于总督弗朗西斯科・德・桑德在1576年6月2日完成的《关于中国事务的报告（Relación de las cosas de la China）》，现藏于西班牙印度群岛总档案馆。胡安・冈萨雷斯・德・门多萨《西班牙菲律宾殖民史（History of the Philippines）》
在这期间，马尼拉华商商会代表、克里斯托瓦尔・德・阿库尼亚（Cristóbal de Acuña）在1576 年 3—5 月潜入厦门、月港，实地考察丝绸、瓷器贸易，测算明中期闽粤外贸规模，记录明廷海禁执行细节，完成了《闽粤贸易评估报告》。西班牙 - 墨西哥混血商人、情报联络员胡安・德・萨拉萨尔（Juan de Salazar）伪装成南洋客商，深入泉州港，接触当地海商与官员，绘制月港 — 马尼拉航线图；记录明廷水师布防（战船数量、驻地）。军事测绘官、前墨西哥远征军军官米格尔・德・洛阿拉（Miguel de Loarca）在1576 年 4—6 月沿闽粤海岸徒步测绘，重点考察厦门、金门、汕头，南澳防倭炮台，完成《闽粤沿海要塞图》《闽粤沿海测绘图》，标注炮台、水深、登陆点，记录明廷驻军编制。佩德罗・德・萨尔米恩托（Pedro Sarmiento）则记录明兵装备（火绳枪、冷兵器比例及战术特点。
最后由传教士马丁・德・拉达（Martín de Rada）将 1575 年见闻与 1576 年补充情报整合，形成 《中国情报总集》，现藏于西班牙塞维利亚 (Seville)西印度群岛总档案馆 (AGI)，马德里西班牙国家图书馆，埃斯科里亚尔修道院图书馆。《菲律宾群岛，1493-1803》 这套英文文献汇编的第4卷和第6卷也详细记载了此次计划。
此后，总督府先后派遣武装商人联络中国海盗与倭寇开始了对闽粤沿海的骚扰，但是令人没想到的是，先打击他们的不是明朝水师，而是沿海其他大海盗，海盗们在吸收了南海和明军教训后，开始使用热武器，双方多次爆发了小规模冲突，但屡次均被明廷海防水师巡防所发现，两方遂罢兵各自逃走，随后几年，西班牙船只多次遭遇明朝水师，发现明朝海防逐渐严密、军队组织度远超拉达描述，“征服计划” 在军事上被判定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这从侧面证实锦衣卫的奏报和沿海加强水师建设及防御事务逐步凸显。
后来，吕宋的中国海盗被逐步清理，日本浪人开始脱离中国海商，独自在吕宋北部扩张，取代了中国海盗，新的矛盾出现，而内部法学博士出身的总督桑德与奥斯定会传教士在管理上也出现分歧，桑德致力于在殖民地建立法律权威，加固圣地亚哥堡城防，镇压了吕宋岛北部和中部一些尚未屈服的原住民部落，强迫其接受西班牙统治和天主教信仰，甚至派使节前往柬埔寨，试图建立联盟并在当地传教。1578年，桑德亲自率领一支舰队远征婆罗洲北部的文莱苏丹国，占领文莱城，扶植了亲西班牙的苏丹。甚至在基隆建立港口和殖民地，来制约荷兰和葡萄牙。频繁的远征耗费巨大，导致殖民地财政紧张，民生凋敝，引起许多殖民者和传教士的不满。
征服明朝的计划也被西班牙国王否定，最终流产。
本文系蜀山精灵原创稿件，作者石明明，任何媒体或者公众号未经书面授权不得转载，违者将追究法律责任。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