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三年开春，我刚从部队复员，分到县农机站当维修工。母亲急得嘴角起泡，托了七八个媒人。最后是隔壁陈姨拍胸脯：“城南老周家三个姑娘，你随便相！”
相亲那天，我拎着麦乳精和水果罐头，手心全是汗。周家母亲是个大嗓门，直接把我拉进里屋：“建军啊，你看，这是老大秀梅，二十八了，在纺织厂挡车工。这是老二秀云，二十五，百货公司站柜台。老三秀玲最小，二十二，刚考上夜校。”
三个姑娘坐在长条凳上。秀云摆弄着辫梢，秀玲抿嘴笑，眼睛亮晶晶的。只有秀梅站起身，给我倒了杯茶。她手指关节有些粗，倒水时却很稳。
“我家秀梅最懂事，”周母声音低了些，“前些年她爹工伤，全靠她白天上班，晚上伺候。”秀梅轻轻碰了碰母亲的手背，转身去灶间添煤。蓝布衫的后背上，有两块洗得发白的补丁。
后来秀云约我去看《庐山恋》，秀玲说要教我跳迪斯科。秀梅却托陈姨捎话，说她们厂周末义务劳动，问我要不要去看看。
我去了纺织厂。车间里机器轰鸣，秀梅在织机间穿梭，手指翻飞地接线头。有个女工突然晕倒，她第一个冲过去，掐人中、喂水，动作麻利得像训练过。休息时，她蹲在墙根吃馒头，掰了一半给旁边怀孕的女工。
“你怎么来了？”她看见我，有些局促地擦擦手。“来看看。”我说。她笑了，眼角皱纹像水波纹散开。那笑容里有种东西，让我想起部队里那些最靠得住的老兵。
第三次去周家，周母拉着我的手：“建军，该定了。秀云秀玲都中意你。”堂屋里，秀梅正在糊火柴盒。一分钱糊二十个，她面前已经堆起小山。糊完一个，她总要用手捋平边角——怕有毛刺扎手。
“我和秀梅姐投缘。”话一出口，屋里静了。秀云的红纱巾飘落在地，秀玲扭头进了里屋。秀梅手里的浆糊刷顿了顿，在碗沿上轻轻刮了两下。
结婚那晚，她对着煤油灯数礼金，忽然说：“其实那天厂里没义务劳动，是我跟组长求来的机会。”灯花爆了一下，映着她发红的脸颊，“我就想让你看看，真实的我是什么样。”
日子像织布机上的梭子，穿来穿去就是三十年。她退休那天，把“先进生产者”的奖章擦了又擦：“当年那车间，现在都拆啦。”阳光照在她手上，那些年轻时的薄茧，已经变成厚厚的老茧。
儿子总问我当初为什么选妈妈。我说不出什么大道理，只记得八三年春天的纺织车间里，有个姑娘在震耳欲聋的机器声中，还能听见同事不舒服的喘息。她跑过去时，辫梢在空中划出的弧线，像极了后来几十年，她为这个家撑起的半边天。
去年她住院做小手术， ** 刚过就念叨：“冰箱里还有剩菜，记得热透再吃。”临床的病友羡慕地说：“大姐，你丈夫对你真好。”她看着我说：“当年他选我，好多人说他傻。”
其实哪有什么傻不傻。就像修拖拉机，不是看外壳亮不亮，是听发动机实不实。过日子也是这个理，那些实实在在的声响——倒水声、缝补声、煮饭声，比什么甜言蜜语都经得起时间。
如今每天早晨，她还是比我早起半小时。厨房传来熬粥的咕嘟声，像八三年那杯茶的温度，不烫不凉，刚好暖透这平凡的人间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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