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窦国庆，陆军上校
作者授权发布，本文系《芯片、战争和AI变局》前言
自从有人类历史以来，人类最强的能力莫过于认识与改造世界，最弱的能力莫过于预测与掌控世界。事实上，这两种所谓最强与最弱之别，有着“千人心中自有千个哈姆雷特”似的解答。
AI科技的诞生，似乎正在帮助将人类最强的能力变得更强，也在使其最弱的能力变得更弱。因为长久以来，政治家、经济学家、科学家、军人、商人、普通民众等几乎所有人都在思考一个问题：“人工智能真的会统治世界，还是会赋予人类统治世界的能力？”AI科技是人类首次的这样一种工具，既能观察、感悟世界的物理性与生物性的自然变化，也能促进与人类或者其他人类工具的互相学习，甚至能够自主决定是否发生实体变化还是逻辑变化，使人类从未像今天一样，既前所未有地掌握着渊博知识，也前所未有地发现自身的无知；既取得了如此伟岸成就，也面临着从未遇见的复杂挑战。关于AI科技造就人类最强、最弱之说，正确抑或错误，时代自会做出回答。
但是，无论如何作答，都不能忽略一个客观规律，即历史上所有科技对人类产生的心灵震撼均能证明，未来不是预测出来的，而是创造出来的。AI科技也许是人类首次依靠科技进步揭示这一基本规律的文明成果。正如列宁在《哲学笔记》深刻提示一样：“人的意识不仅反映客观世界，并且创造客观世界。”AI科技正是人类创造世界的文明成果之一。
AI是在相当长时间内被全球关注的“词汇”。这从一个侧面证明，AI科技全面兴起，正在向人类所有能涉及的领域渗透。AI科技越发达，越容易引起人类依赖。
人类生存与幸福普遍前提是健康、环境、知识、和平四大要素。AI科技既可以防范和治疗疾病，也可以制造公共卫生事件；既可以协助环境保护，也有可能制造环境灾难；既可以开发和管理有效、有益信息，也可能输出无效甚至有害信息；既可以形成遏止战争的强大实力，也可能诱发战争。关于AI科技的未来，有人信心满满，有人忧心忡忡，自然界和人类社会难以把控的复杂性已然如斯所见。
两次工业革命既造就了两次世界大战，也缔造了现代国际制度体系；核技术遏制了大国战争，也使全球笼罩在生存危机的阴影之下；信息科技促使世界各国打破国界实时交流，也为国际公害的肆虐提供了有利条件。顺延这些复杂的逻辑，当人们越来越倾向于使用AI工具时，随着AI科技发展和AI产业向人类社会全方位渗透，AI工具最终会塑造出强大的跨国、跨领域的利益交互体系。在这个体系内，“网络平台之间的商业竞争可能影响政府之间的地缘政治竞争，有时会影响外交议程上的头等大事。”而且，AI科技已经全面嵌入全球网络、交通等，在全球贸易与市场体系、国际政治和军事、文化交流中得到广泛运用。
可以说，AI时代才是充满着矛盾性特质的“万物互联”的全球时代真正到来的标志。
科技的核心问题决定其赋能时代的底蕴。“人工智能的核心问题是使机器和软件具有与人类类似的知识、学习、推理等能力。”AI时代的底蕴则是决定人类知识、学习、推理的数据资源。数据资源必须以巨量人力和技术设备设施作为支撑，而巨量人力和技术设备设施的投入，必须以能源为基础，并且遵循法律，因而无论市场主导，还是政府主导，最终都将以促进人类文明进步为宗旨，即在尊重个体性认知能力与建立整体性社会规范之间取得动态平衡。AI时代中的全球能否取得共同进步，取决于这一平衡能否实现。
在当今及未来相当长时间内，AI并不是唯一重要的科技，但一定是最重要的前沿科技之一。工业革命以来的200多年，任何大国的命运从根本上取决于能否比其他大国更加快速和高效将前沿科技转化为国家实力。
在被认为是美国人“政治圣经”的《联邦党人文集》中，“‘实验’等词的出现频率，超过了‘民主’一词的使用频率”。作为世界上感悟科技带来巨大战略红利最深刻的国家之一（也许没有之一），如果不能理解AI科技重塑世界，就不能理解现在和未来的美国。反之，如果不能理解AI科技影响美国，就不能理解未来的世界。
美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科技、军事、外交正在加速全面运用AI科技，举国上下的利害之交、步伐之大、节奏之快、影响之广、力道之深、势头之猛、挑战之难，可能超出了世人想像。
值此AI时代快速潮起之际，美国如何面对和应对全新的机遇和挑战，并以最有效且可扩展的方式去实现，将是全球面临的重大问题之一。
美国进入了冷战结束后新一轮综合国力整体性跃升与转型时期，新的科技优势将再一次全方位增强硬实力与软实力。同时，唯一一个全球国家的实力地位，使美国必须认识到，自己是“当今这个世界任何一个国家的邻居。……是当今世界的第一命题。”美国自身必须以全新的全球视野进行自我审视。
美国面对全球新的复杂与动荡，应对欧洲、中东、拉美等重地中丛生且内在关联的乱局时，总是忙于“按下葫芦翘起瓢”的“左支右绌”，既不能贸然升级，以求“彻底解决问题”，又不得不有倾向、有偏向地控制动荡烈度。美国陷入冷战结束后全球性困境最为突出、最为复杂之时。这一系列困境将长期存在。
美国正在全面加速推进AI科技军事化。五角大楼运用AI科技优化美军领导管理模式、美军备战与转型模式，基于AI科技对世界局势的影响，制定国防政策与军事战略、决定运用不同军事策略。因此，美国在AI时代势必将倚重硅谷，作为驱动人工智能军事化运用的动力源；打造智能化美军，为扩大美国军事实力优势构筑新的支柱；运用富含AI产品与服务优势的商业力量作为新的地缘政治手段。
美军注入AI科技的核心目标是提升基于各军种特色优势的联合作战能力，为此将优化五角大楼领导管理模式与吸收硅谷强大科技资源这两大任务并步前行，使五角大楼各机构、参联会、各战区、各军种部，在各自开发与同步共享数据资源中，依托市场体系探索相应的体制机制。
在这一背景下，在AI科技领域抢先起步的硅谷科技企业们对传统工业集团（包括军工复合体）造成的冲击波，自然也成为美国迈向AI时代的重要动力。
当人类社会全面走向全球一体的互联网时代并跨入AI时代时，硅谷这个地名成为探索新世界和突破人类智力新极限的地标，表现出一种独特的文化，“总能破旧立新，从不因循守旧”。
硅谷自20世纪以研发电子通信科技为起点，发展为今天将网络、区块链、元宇宙、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先进科技及其产业容纳其中，作为科技文明与商业文明的彰显者，不仅自创了高新科技研发模式，更自创了科技进步下的产业运行模式，推动了美国学界、政界、商界、军界等系统性更始迭代。
有人将硅谷的影响归纳如下：“它建成了全球化的网络，成为一个商业敏感点，变成了文化印记，甚至还是一股推动政治的力量。全球有数百个地名被改成了硅漠、硅林、硅湾、硅原或者硅河谷，只为能沾上一点硅谷的魔力。硅谷的律动决定其他行业如何运作，改变了人们通信、学习与全面动员的方式。它颠覆了了许多权力结构，又强化了另外一些权力。”此言也许有所夸耀，但不可否认的是，硅谷在有褒有贬中，像一座每隔数年就要喷发的火山一样，刺激着世界由科技巨变扩大为生产和生活的巨变，乃至世界存在形式的巨变。
有人认为，这是因为硅谷聚集了全世界最优秀、最具道德感和对商业利润最敏感的科学家和资本家群体。如果这一观点正确，硅谷精神内核不是现实主义，而是理想主义；如果这一观点有所夸张，硅谷精神内核既基于美国的需要，也超越了美国的需要，或者将美国当作了全人类的代表。毕竟硅谷的精英们身处美国，对其他地区民众需求不可能“感同身受”。美国不能代表全人类。硅谷的精神内核，代表美国的力量源泉，难以复制的根源是因为美国难以复制。因此，硅谷成为美国走向AI时代、进而推动全球走向AI时代的先锋和旗手。
1995年至2005年的10年间，即便包括了“9·11”事件后美国移民政策争论最激烈日子，硅谷也积极吸收从贫困的非洲到富裕的日本来的全世界精英，允许外国出生、拥有外国国籍的人，在美国最具有创新精神、最强调保密的军事科技源发地进行创业，在决定国家未来的工程学科学领域接收高比例国外学生。而且，硅谷创始者之一斯坦福大学具有世界上少有的广泛包容性。据称，家庭收入低于10万美元的学生，可以享受学费豁免待遇。此外，还有一半的本科生能获得助学金。硅谷成为现代公民社会一个“窗口”，鼓励人、资本以及信息自由流动，美国具有世界上其他国家无法比拟的法治水平、社会包容、民族自信。愈加重视海外技术移民正是根源于此。
美国国内资本向全球市场扩张，必然要通过鼓励竞争而不断创新以攫取利润。这一行为在向全球传播美国式价值观的统一精神内涵的驱动下，美国政府、企业及其背后的受益群体，在分分合合的复杂博弈中，不仅造就了动态平衡的市场体系，还逐步形成内外一致的价值观。
硅谷是思想、意志、智慧等精神性勇士们的乐园，吸引着科技型商业奇才，或者说是商业型科技奇才，以超脱于当世之思的独特视角与个人气质，拒绝陈规俗套，以个人喜欢做（尽管也有被迫喜欢做的情况）的事情为中心，才会使史蒂夫·乔布斯（Steve Jobs）、埃斯隆·马斯克（Elon Musk）、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等志在改变世界的精英们辈出于世。
这些新型科技和商业精英的聪慧、勤奋爆发出来的创新意志与力量，塑造了硅谷的独一无二的“天赋”：技术与资本的双重优势。这一双重优势如何发挥，取决于硅谷倾向于如何追求利润的扩大。按照传统观点，追求垄断才能无限扩大利润。但是，所有硅谷科技巨头在成长的过程中，时刻都面临遭到刚性的《反垄断法》起诉的危险。
正是在这一氛围下，硅谷才诞生了苹果（Apple）、谷歌（Google）、英伟达（NVIDIA）、特斯拉（Tesla）、英特尔（Intel Corporation）、脸书（Facebook，2021年10月28日，脸书正式更名为“Meta”，来源于“元宇宙”Metaverse一词）、甲骨文（Oracle Corporation）、思科（Cisco）、惠普（Hewlett-Packard Company）、高通（Qualcomm Inc.）、微软（Microsoft Corporation）等耳熟能详的科技企业巨头，也有着如Anduril、Scale AI、OpenAI等“雨后春笋”般的新锐独角兽。它们的诞生也见证了经济与政治之间关系演变的历史逻辑，“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会改变权力生产的要素结构，造就新的权力主体，这会对传统国家治理的单中心式权力结构产生冲击”。
硅谷在美国的权力地位的增长源自于反垄断环境中富有生机活力的AI产品与服务，它们美国在AI时代继续确保实力优势的最强大本钱：创新。与全球如何分享创新成果，成为美国未来一切行为的“风向标”。
硅谷有选择的开源或者闭源，都将影响到美国在全球的安全与利益。换而言之，硅谷需要什么样的全球市场，决定了美国需要什么样的合作伙伴和竞争对手。
竞争需要人才、资本，全球市场需要能源，美国必须从全球市场吸收人才、培育资本扩张动能、稳定全球能源贸易。
百年历史上，美国成功的要决不是拘泥于西半球一隅的自我封闭，而是在全球推行开放环境中的竞争。这是美国与西方的古罗马、英国，以及东方的秦汉帝国、莫卧尔帝国、波斯帝国等旧式力量的根本相异之处。特朗普似乎正在改变美国这一历史经验，但他的成功代表着美国的成功，这将是一个富有深远意义的重大命题。
既然硅谷崇尚竞争与开放，意味着探索性失败虽然会损失时间与金钱，但不会遭到荣誉方面的惩罚，因而特别有利于年轻人积蓄开拓创新精神，造就出许多由失败通向成功的壮举，其中的曲折与倒退甚至从头再来的研发与销售成为再正常不过的事情。硅谷的“宽容”之风不仅来自于众多出身于科技领域的商业领袖对繁文缛节的天然厌恶，更是市场经济体制的核心特质所致：神圣不可侵犯的财产私有权之中，独立承担风险与享有利润。
宽容失败的文化投射到美国的国家体系中，表现为自我纠错。世界上不存在完美的国家、政府、社会，自我纠错是不完美中的现实特质。美国以财产私有为文化基因，决定了其民众最为敏感与关注之事为个体得失，但凡公共事务妨碍、伤害个体得失，国会、政府及其背后的资本集团便激起新的政治博弈，在权力互相制衡中改变公共事务政策，纠正现实错误。当然，这种纠正并非一劳永逸，而是在力不能逮和矫枉过正两端中寻求平衡。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