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大厂,被称作“上岸”,它被视为理想的职场环境,慷慨、充裕,每个人都害怕离开它。离开大厂,被称作“优化”,它视自己为一个数理模型,冰冷、精确,每个人都知道自己终将会离开。
在大厂,我是共享文档里的信息节点、被协同的中间环节、业务的渠道出口。我总在“all in”中被卷入,对各方面的需求来者不拒,微微不断的紧张感伴随着我。当同事跟上风口,小步快跑,转换赛道,我却悬浮在大厂,找不到岸,系统的评价是:差强人意。
我在工作中投入了情感,却感受到强烈的物质性。当个体被卷入庞大的系统,要如何在其中找到位置?当我们成为随时可替换的螺丝钉,该如何定义自我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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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来一下!”(前言节选)
“××,你来一下!”
leader的声音从身后传过来,她轻轻拍了拍我右肩,指了指我工位正前方十米远、有玻璃门的会议室。
这是我在家互联网大厂上班的第1191天。原本很平常。我八点半起床,洗漱,煮了母亲留在冰箱里的豆角瘦肉饺子。我穿着黑色T恤、蓝色牛仔裙、棕色凉鞋,出门走六百米,坐地铁。虽然节气上已宣告立秋,但8月的深圳仍很热,让人汗流浃背。五十分钟后,我抵达了工位所在楼层,远远看到leader已经到了。
我当时所在的小组有两个leader,我们分别称他们为“直接leader”和“间接leader”。他们当时的状态算是联合管理。
当我拉开椅子,准备坐下时,斜后方的直接leader站起来对我说:“××,上午好啊!”他和我简单交谈了一直在跟进的工作,并告诉我,那项工作其实做得不错,即使遇到阻碍,仍在换各种方式推进。就像阻碍不会无缘无故发生,无缘无故的称赞只会让人不安。我回应了他的询问,回应了他带着一丝关切又有一些忧虑的眼神。我能预感到,接下来他要处理的是一件棘手的事。
我不再多想,在座位上坐下来,打开电脑。我听到他在我身后往返了两次,跟间接leader低声说些什么。白炽灯的光照在电脑屏幕上,照在屏幕前同事专注的脸上。大开间里,只有一些起身走动去洗手间或茶水间的轻声。
直到“××,你来一下”的声音在我身后响起。低沉,但大部分同事都能听到。在职场,尤其是大厂,一个普通员工被leader单独叫进会议室,一般只有几种情况:组织架构调整、项目终止或有新项目、升职、加薪、聊绩效、谈裁员。我感到紧张的同时,也深深舒了一口气——迟早会发生的事,看来终于要来了。
我总能敏锐地识别坏事的发生。让人慌乱的微微战栗从我的脚掌心穿过小腿至心脏再震荡到大脑,在血液里蔓延。我的思绪像台风天楼顶忘收的床单般翻飞,感到一阵“嗡嗡”声袭来。
我关掉对话框,起身。他俩一前一后,我走在中间,头皮紧绷。工位上的同事向我们投来目光。虽然从小被母亲教导,在坏消息来临前要做好充足的准备,但十米的距离实在太短,我无法立刻做出判断,应该如何应对。
深呼吸。
会议室有一张白色长桌,两排白色可旋转的高脚凳。他们在长桌的两侧先坐下,并指了指靠近门口的位子。高脚凳被拉开时与地板摩擦发出“刺啦”声,我没有立即坐下来,而是靠近桌边站着。
我觉察出房间里的低气压与难堪。就像站在一个教室里,墙上贴着“好好学习 天天向上”的标语,课桌上堆满课本——我被“留堂”了。“××,最近工作感受怎么样?”直接leader先开口。他总是想让人感到一种关怀,试着让每个人都觉得舒心,即使在如此令人难堪的时刻,他也想保持友好和体面。
“就像你们上次跟我聊绩效时谈的工作计划一样,在照计划进行。”我展开了一些细节,他像是在听又像没听。也许他需要酝酿一下,才能说出找我谈话的真实目的,说出那句最难听的话。
“我们今天来是想告诉你一件事,你的劳动合同已经满三年,公司决定不再和你续签。”几十秒的沉默后,他终于说出这句话。他停了停,望向坐在对面的同伴,紧绷的脸终于释然了一些,松了一口气,坐姿也松了下来。之后他很少再说话,保持一种温和又难过的表情。我的间接leader,一位利落的职业女性,在这场类似谈判的沟通中,承担起角色。“××,我们也很为难,做了很多争取,拉扯了很久,直到前几天还在跟公司争取,最终还是这个结果。公司‘降本增效’,我们都有可能离开。我们对你没有任何意见,对你的工作评价跟以往一样。你是一个长板非常长,但短板也很明显的人,在公司这个体系内真的没有办法。部门的发展你也看到了,进入了快车道,我们需要综合能力更强的人……”
我所在的这家大厂每半年进行一次绩效考核,排在末位的人,一年内无法晋升、调薪,被辞退的风险也成倍增加。谈话前一周,我拿到2023年上半年的考核结果,处于中间位置。主管在评价栏里给出的建议大致是:要尽最大努力补齐复合能力,将自己既有的优势发挥到极致,打造别人不可取代的能力。
站在桌子旁边,我想到了那些用词严谨有力的评价。在权力不对等的场域中,我无论说什么,似乎都不是很恰当。我们只需要先扮演好角色。现在,我是那个被通知的角色。
“××,回过头看,你会发现人生会换很多份工作,这次不过是让你走出舒适区。”她继续说,“这就像谈恋爱不合适和平分手,鞋子不合脚好聚好散。”用了这样的比喻之后,这一切看起来像是一件很平等的事,能让我们双方走出糟糕处境。但事实是,我并不是主动走出来,而是被选择、被动接受这一结果。
我们陷入了沉默,如同冬日秦岭巨山般的沉默:沉重、冰冷又压迫。我好像被这个事实淹没。在他们找我谈话之前,我设想过这样的场景,甚至有时也认为,离开对我是一件好事。但当坚硬的事实摆在面前时,我很难过。
沉默的间隙,他们想让我坐下来说点什么。我一直没有坐下。汗涔涔的手里仅有的东西是一张纸巾,我一直在撕扯它,揉搓它,把它弄得皱巴巴又支离破碎。我没有问他们为什么是我。很显然,在一个既定事实面前,我得不到真实答案。对我而言,更迫切的现实是下一步该怎么办。
“我想知道,可以待到哪一天?”这是我问出口的第一句话。“9月30号。在这之前,你的员工权益都还在。关于赔偿,HR月底会找你谈。你的工作跟××交接就好。”他们保持几乎相同的姿势,右手扶脸,胳膊肘撑在桌面上。话语里有着适度的礼貌与体恤。每说完一句话,他们都看向我,脸上的表情像是冻结了,等待我回应。
他们讲了一些我离职后可以为我做的事情。比如,为我推荐简历,做项目上的合作。我谈不上有什么应对技巧,也无心分析这里面的真诚度。我知道,他们只是在执行工作。他们所处的位置,需要他们做这样一件事,排在当天众多工作日程中的一件。胃很难受,我想尽量少说话,想保持冷静,但还是不争气地开始流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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