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二十年代的四川，实行的是防区制。各路大小军阀把省内划分为一个个独立的地盘，在自己的防区内拥有绝对的行政、军事和财政特权。为了筹集打内战的军费，军阀们把各种苛捐杂税强加在底层农民身上，甚至出现了将田赋提前征收到几十年后的极端情况。岳池所在的川北区域，频繁经历防区易手，驻军换了一拨又一拨，每一拨都会进行新一轮的搜刮。底层贫农遇到歉收的年份，根本无力支付高昂的地租和税款，卖儿卖女、变卖基本口粮和土地成为常态，阶级的对立已经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
1926年夏天，中共岳池支部正式成立。此时的党组织没有停留在理论宣传上，而是直接切入武装夺权的操作。同年5月，陈徙南在岳池黎梓卫组建了川北民军，开始尝试用暴力手段对抗基层的反动武装。这是岳池成规模武装反抗的起点。
到了1931年秋天，冲突规模进一步扩大。曾在成都接受过系统理论教育的廖玉璧，和同为共产党员的妻子陈联诗回到了岳池。摆在他们面前的现实问题是，发动武装暴动需要枪支弹药，而地方党组织经费极度匮乏。为了解决武器来源，这对夫妻卖掉了自己家里的田产和房屋。换来的现金没有用于别处，而是全部投入到黑市中购买枪弹。靠着这批初始装备，廖玉璧在魏家沟组建了华蓥山游击队。这支队伍后来扩编为川北赤卫军，主要战术是针对乡镇边缘的团防哨所进行偷袭抢夺武器，同时没收大地主囤积的粮食和财物，以战养战，逐渐在华蓥山区建立起据点。
1935年初，廖玉璧因内部人员出卖遭到逮捕，随后在岳池县城北门外被执行枪决，终年32岁。他死后，妻子陈联诗收拢了被打散的游击队成员。她带着年幼的孩子，依靠华蓥山的复杂地形，继续维持着这支地方武装的运转，避免了反抗力量的彻底断档。
在武装力量和党组织成型后，岳池完成了1979年标准中最严苛的那一项：建立政权并坚持半年。1932年春天，中共广岳军事小组成立。5月，岳池历史上的第一个红色政权——余家场苏维埃政府正式挂牌。政权建立后，执行的并不是温和的改良，而是直接的财产重新分配。苏维埃政府组织农会和赤卫军，强行接管了当地劣绅的财产。具体的行政流程是：先查封粮仓登记造册，然后根据贫苦农民的人口数量进行实物分配；其次是强行收缴并销毁原有的地契，由苏维埃政府重新丈量土地，把土地的使用权和所有权直接划归佃户。余家场苏维埃不仅在地方上维持了运转，还在军事上起到了牵制作用，配合了当时川陕苏区红军主力的正面作战，其实际存活时间成功突破了半年以上的硬性规定。
进入抗日战争时期，国统区内部的政治环境依然严峻。岳池党组织在此期间转变了工作方向，转入地下隐蔽活动。工作重心变成了组织抗日救亡团体，宣传抗战主张，并在农村地区推行减租减息政策。减租减息是一项务实的经济操作，它既保证了贫苦农民能够勉强维持生计，又在一定程度上照顾了开明地主的利益，维持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局面。同时，地方党组织在当地甄选出一批青年，通过秘密交通线分批送往延安，为中共补充了基层的干部人员。
这些具体的人员伤亡、政权建立和武装斗争的时间节点，构成了岳池申报老区的底层数据。2010年的省政府认定，依赖于地方党史和地方志编纂部门长期的档案挖掘。他们从民国时期的旧报纸、国民党政府的报告以及老党员的口述记录中，交叉比对出每一个事件的准确数据。经过查证，岳池境内最终确认了27处红色遗址作为重点保护对象，其中包括6处人物故居和12处事件遗址。这种省级的官方身份认定，带来的除了历史层面的结论，还直接挂钩了国家对该地区在基础设施建设、财政转移支付等方面的实际政策扶持。
廖玉璧和陈联诗当年回乡搞武装，第一步就是卖掉自家的田产和房屋去买枪。这两个人本身家境优渥，日子过得比绝大多数人都安稳富足。如果换做现在的普通人，好端端放着好日子不过，非要把全副身家拿去换几条随时可能要了自己命的破枪，那一刻心里到底在盘算什么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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