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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新华日报）

□ 陈 秋

何为“霸史”？《隋书·经籍志》著录《赵书》《十六国春秋》等各国史籍27种，取能偏霸一方之义统称为“霸史”。翻开南京大学文学院副院长童岭教授的新著《十六国霸史文献与隋唐东亚世界》，我们很容易产生一种错觉：这不就是一部关于北方战乱、胡马嘶鸣的史书吗？毕竟，书名中的“十六国”让人联想到的是黄河流域的烽火与更迭。

然而，作为身处江南的读者，当我们带着对脚下这片土地的历史记忆去阅读时，会发现一个极具张力的学术观点：虽然书中讲述的是北方胡族政权的兴衰，但其灵魂深处，始终贯穿着一只审视历史的“南朝之眼”。

江南，不仅是汉族文化在衣冠南渡后的避难所，更是那个时代文化正统的捍卫者。童岭教授的这本书，恰恰是从这一独特的“江南视角”出发，为我们揭示了一个被忽略的历史真相——北方的“霸史”，其实是在江南的注视下被书写和定格的。

全书名为“十六国霸史”，细心梳理北方匈奴、鲜卑、羯、氐、羌等民族建立的割据政权的同时，作者却始终没有忘记那个位于江南的政治与文化中心。在魏晋南北朝那个“地分南北”的时代，北方虽然在军事上占据了优势，但文化话语权的天平，却始终倾向于以建康（今南京）为中心的南方。这种文化上的优越感与审视，并非消极的旁观，而是一种主动的，甚至是决定性的力量。

童岭教授指出，研究这一段历史，必须时刻保持“南朝之眼”。这不仅是一种地理上的方位，更是一种深刻的文化心理结构。当时的北方胡族统治者，如刘渊、石勒、苻坚等，在建立政权时，无不面临着“我是谁”的认同焦虑。他们为何要称“汉”、称“赵”？为何要极力标榜自己是尧舜或汉室的后裔？这其实是一场做给南方看的“政治表演”。他们试图通过借用中原经学话语，来获得南方士大夫阶层在文化上的承认。如果没有南朝这个“他者”的存在，北方胡族政权的文化转型或许会是另一番模样。正是这只“南朝之眼”，迫使北方的武力征服者不得不穿上汉文化的外衣，从而在客观上推动了民族融合的进程。

更有趣的是，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关于“十六国”的历史记载，本身也是经过南朝视角过滤的产物。书中提到的《晋书·载记》以及各种“霸史”文献，虽然记录的是北方的史事，但其编纂体例、价值判断和史料取舍，很大程度上沿袭了南朝的史学传统。南方的史官们，用他们的笔触，将北方的“乱臣贼子”纳入到了中华文明的主流叙事框架中。这种文化上的“重塑”，使得北方的胡族政权最终无法脱离中华文明的轨道，反而成为了隋唐盛世的前奏。

南京作为六朝古都，其文化影响力并未因军事上的弱势而消亡。相反，正如童岭教授在书中通过对日藏旧钞本的考察所揭示的那样，以南京为中心的南朝文化，通过汉字、经史、佛教等载体，辐射到了整个东亚世界。这种辐射，在隋唐帝国一统南北之后，加速了以中国文明为中心的东亚文化圈和文化心理的建构。书中提到了一个有趣的外交案例：日本遣隋使小野妹子带来的国书中写道“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这让隋炀帝非常不高兴。这看似是一次外交失礼，实则是边缘政权试图通过汉字文化来争夺话语权的较量。而这一文化较量得以展开的基础，正是南朝时期奠定的汉字文化圈。同时，作者通过日本流传的《翰苑》残卷，发现了早已在中国失传的唐代地理著作《括地志》的蛛丝马迹，这些海外文献与江南保存的典籍共同拼凑出更完整的历史图景，彰显出南朝文化辐射力在时间维度上的延续。

值得注意的是，南朝对北方的影响并非单向的文化输出，而是一场深刻的双向互动。书中提到，南朝士人对北方文化的态度并非全然排斥，反而在文学、音乐等领域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作者用北朝民歌《敕勒歌》流行南朝为例，旁征博引并指出，这种文化上的互鉴，使得南北双方在分裂中悄然孕育着统一的基因。

读罢全书，我们不禁感慨：历史的“南北东西”，早已超越了单纯的地理概念。这本书不仅是对一段遥远乱世的学术考辨，更是对江南曾经拥有的文化自信的深情回望。在那个山河破碎的年代，正是江南这片土地上保存下来的文脉，用它那冷静而深邃的“南朝之眼”，最终抚平了北方的创痕，孕育出了后来的隋唐气象。正如作者所指出的，“研究十六国北朝文学，随时都要保留一只‘南朝之眼’，十六国北朝的建立者，虽然种族不同，但在某些层面上，享有共同的价值观。合而视之为相对于‘南’的‘北系’，亦无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