狄仁杰的双向忠诚|中宗|张柬之|李显|武三思|武则天|狄仁杰|韦皇后

李邕的溢美书写

唐人李邕所撰的《狄梁公传》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

狄仁杰有次退朝后，将他曾经举荐的张柬之、桓彦范、敬晖、崔玄韦、袁恕己叫到家里，对五人言道：老夫年老体衰，只怕时日无多，“身先朝露”，不能见到五公将来盛举，深以为憾；愿五公能够永葆初心，不忘使命，将来大事，就托付五公了！张柬之等五人互相对视，心潮澎湃，体悟到狄仁杰深意。

狄仁杰

狄仁杰重病时，张柬之等五人前去探病问候，狄仁杰与他们只是“偶对终日”，一言不发。过了一会儿，狄仁杰竟然泪流满面，枕头都被泪水打湿，但仍然望着五人默默无语。

五人退出后，还是无法猜出狄仁杰心里到底有什么放不下的心事。袁恕己分析道：狄公两袖清风，家无余财，是不是现在“气力转羸”，想将家事和几个孩子托付给我们？张柬之不以为然：狄公大贤，从未听说过大贤之人“废国谋家”，将家事凌驾于国事之上。

五人议论时，狄仁杰叫张柬之、袁恕己、桓彦范三人入内，留敬晖、崔玄韦在门前守卫。狄仁杰对张柬之、袁恕己、桓彦范言道：刚才我之所以没有说话，是因为敬晖、崔玄韦在场，这两人“能断而不能密”——能断大事，但不善保守秘密——若与他们商议此事，定然会泄露出去，“一泄之后，则国异而家亡也”。但是一旦时机成熟，如果不能与敬晖、崔玄韦合作，大事亦不能成。梁王武三思是武家势力的核心，手握重权，“可先收而后行也”，举大事时必须先除掉武三思，“不然，则必反生大祸”！

狄仁杰去世后一年有余，张柬之等五人在一处私密场合聚会时，想到狄仁杰的话，重申牢记狄公嘱托。五人饭后要商议具体行动方案时，互相对视，怕现下时机尚不成熟，提前定下具体方案可能会暴露行动目标；但时间如白驹过隙，不抓紧筹划此事又对不住狄仁杰生前重托。五人四次欲言又止，犹豫不决，桓彦范实在忍不住，首先开口说话。

孰料桓彦范刚开口，只听天上一声炸雷裂开云际，刹那间风云变色，狂风大作，暴雨骤起，咫尺之间不辨人影，五人所坐席垫都被吹落在地。张柬之等人战栗惊恐，相顾言道，“此是狄公忠烈之至”，在天显灵，要用狂风暴雨提醒我等，时机未到，不可讨论此事。五人遂闭口不言，不一会儿便是“天清日明”，惠风和畅。

按照《狄梁公传》这段记载的叙事逻辑，狄仁杰在临终前对后来发动神龙政变，逼武则天下台的张柬之、桓彦范、敬晖、崔玄韦、袁恕己五人进行了最终政治交代，授意他们在李唐回归事业面临重大风险时，毫不犹豫地发动军事政变逼武则天退位。《狄梁公传》的叙事，成为后人将狄仁杰认定为反武则天总后台的重要逻辑支撑。

对《狄梁公传》中的这段记载，司马光是不相信的。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认为《狄梁公传》“其言谲怪无稽，今所不取”，记载颇多怪力乱神之事，不予采信。司马光甚至认为《狄梁公传》“其辞鄙诞”，并非李邕所著。

其实，司马光的考证并不完全正确，《狄梁公传》的记载并非完全虚构。该书确实有很多小说家言的色彩，但并不妨碍书中神异记载背后的历史事实。狄仁杰生前应该对张柬之、姚崇、敬晖、桓彦范等人以个别或集体的方式做过最终政治交代，至少有过“大唐王朝反正日，国祭勿忘告仁杰”之类的政治嘱托。张柬之等人也有可能在策划政变时聚会密谋，会上可能存在意见不统一的情况，正好有人将那天的风雨交加附会为狄仁杰显灵警示，否定了当时尚不成熟的冒险计划。

但也不能走向另一个极端，认为《狄梁公传》中的相关记载全部为真，根据《狄梁公传》神异记载背后历史事实的叙事逻辑，就直接认定狄仁杰在临终前和张柬之、桓彦范、敬晖、崔玄韦、袁恕己五人开过秘密会议，是五人发动神龙政变逼武则天退位的幕后最大推手。

《狄梁公传》的这段记载虚虚实实，真假掺杂。如果记载全为事实，那么张柬之五人的所作所为，全是在执行狄仁杰的临终布局；如果叙述全为虚构，时人和后世也就不会采信，进而依靠这一记载得出狄仁杰是反武则天总后台的政治结论。因此需要结合当时的历史环境去伪存真，才能得出叙述者想要人们总结出的历史结论。《狄梁公传》作者李邕和张柬之的特殊关系，是破解《狄梁公传》这段记载真相的重要突破口。

李邕出身名门，父亲李善是唐代著名学者，太子李贤还是沛王时，李善曾任沛王府侍读。李邕年少成名，“文名天下”，很多唐代大诗人都以得到他的赏识为荣。杜甫曾用“李邕求识面”的诗句，向人宣扬自己的才学得到李邕肯定。李白那句著名的“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便出自见到李邕之后因话不投机被轻视而写下的激愤之作《上李邕》。

长安初年，内史（中书令）李峤、监察御史张廷珪联名向武则天推荐李邕，称其“文高气方直，才任谏诤”，才高八斗又疾恶如仇，武则天遂提拔其为左拾遗，负责对朝政得失提意见。长安四年（704）十二月，肃政中丞（御史中丞）宋璟弹劾张昌宗谋反，武则天不应，当时李邕就上奏武则天力挺宋璟：“向观宋璟所奏，志安社稷，非为身谋，愿陛下可其奏！”李邕认为宋璟所言是为了江山社稷的长治久安，而非为个人考虑，忠言逆耳，请武则天让宋璟彻查张昌宗谋反之事。虽然李邕人微言轻，无法力挽狂澜，但亦可从此事中看出他对张易之、张昌宗的态度。李邕后来被诬陷下狱几乎要被处死时，有人上书为他鸣不平，就提及“往者张易之用权，人畏其口，而邕折其角”。李邕在二张问题上的立场，影响到他对狄仁杰的态度，以及和张柬之等人的交往。

据明朝正德年间编修的《大名府志》，开元十年（722）十一月，李邕曾和张廷珪一起为狄仁杰在魏州的祠堂撰写《唐狄梁公生祠记》，可见李邕对狄仁杰的敬仰。李邕曾作诗《六公咏》，赞颂狄仁杰和张柬之等五人返周为唐的功绩。据两《唐书》李邕本传，张柬之等五人落难后，李邕“坐善张柬之”，即因此称赞张柬之而遭到牵连，被贬为地方县令，可见他与张柬之关系相当密切，应是张柬之集团的重要成员。

因此，从李邕对狄仁杰的认同和与张柬之的交往来看，他是有足够的动力，也应有真实的资料和见闻写作《狄梁公传》的，司马光关于该书并非李邕所著的观点并不准确。但《狄梁公传》所书写的狄仁杰事迹，并不完全就是历史事实，有相当部分是李邕的刻意曲笔。

武则天

其实，就历史的真实性而言，狄仁杰根本不可能在临终前向张柬之、桓彦范、敬晖、崔玄韦、袁恕己五人集体授意发动推翻武则天的政变。

如前文所言，张柬之、桓彦范、敬晖确实是狄仁杰举荐培养的，但据现有史料，崔玄韦、袁恕己并非狄仁杰门生，甚至与狄仁杰没有交集，狄仁杰不可能将武装政变这么重大的行动向他不熟悉的二人透露。张柬之只是因为要取得太子李显和相王李旦对政变的支持，才将太子右庶子崔玄韦、相王府司马袁恕己拉入政变集团。如司马光所言，张柬之、桓彦范、敬晖、崔玄韦、袁恕己只是偶然间“同时在位，协力立功”，狄仁杰“岂能预知其事”，甚至“举此五人，专欲使之辅立太子耶”？事实应是后来因五人同“建兴复之功”，好事者遂“附会其事”，强行将五人认定为狄仁杰举荐，受狄仁杰教诲嘱托才立下大功。

由于神龙政变的主谋张柬之等人大多受过狄仁杰举荐，可以认定是其门生，而狄仁杰生前又力主武则天立儿子为接班人，一直在推动李唐回归，所以后世便形成了神龙政变是在狄仁杰影响下发动，甚至是狄仁杰政治遗嘱的观点。

事实上，神龙政变最多可以认为是在狄仁杰举荐过的人手上发动的，狄仁杰对政变主谋有举荐之恩，但对政变本身不一定有决定性影响。如果强行将狄仁杰认定为神龙政变的操盘手，将其打造成反对武则天总后台的政治形象，则理由过于牵强。如司马光所言，“易之等若有可诛之便，太子有可立之势”，如果狄仁杰生前就断定二张可杀，有发动政变推动女皇退位、太子复位的条件，那身为宰相的他早就当机立断，“岂待五年之后，须柬之等然后发邪”？如果说狄仁杰生前政变形势不成熟，只能留给张柬之去做，那以武则天的政治手腕，怎么会在五年中对张柬之密谋造反一无所知？

而张柬之五人发动的神龙政变，尽管在客观上确保了李显复位、李唐回归，但在主观上不免有冒进贪功的心思，即试图凭借拥立之功在政治上更进一步。神龙政变后，武则天曾当着李显的面怒斥张柬之等“五贼贪功”搞政变，当代历史学家黄永年先生亦认为张柬之等人发动神龙政变是“贪拥立之功以图掌权”。

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张柬之等五人发动的政变，李显无法提前登基。张柬之等人作为政变的领导者，在拥戴李显复辟和李唐皇族重掌政权的过程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但张柬之等人的政变行为，无论在动机上还是事实上，都不完全是为辅佐李显上位，而是有抢功、贪功之嫌。他们裹挟李显参与，逼迫武则天退位，使政变脱离只诛杀二张的预定轨道的行为，更是让李显记忆深刻，如鲠在喉，这是后来他们被清算的重要因素。

因此，神龙政变不是一盘狄仁杰总体布局、张柬之具体操盘，从久视元年（700）到神龙元年（705）蓄谋五年的大棋，而是在长安四年（704）年底武则天病重后政局不稳的急剧恶化形势下，张柬之等人在面对二张专权危局时的临时起意和铤而走险，是为抢得拥立太子之功的冒进行动和贪功之举。历史研究不能像《狄公案》神化狄仁杰的侦缉断案能力一样，去神化狄仁杰的政治布局能力。

因为对狄仁杰的敬仰，李邕在为狄仁杰所作的《狄梁公传》中不免对狄仁杰的神机妙算颇多溢美，甚至夸大虚构。因为与张柬之的友谊，李邕要为他洗刷因贪图拥立之功而发动政变逼迫皇帝退位的野心家嫌疑，遂在《狄梁公传》中将张柬之发动的神龙政变，刻意写成是狄仁杰对张柬之等人的授意安排。如此，狄仁杰的政治功业更加突出，张柬之的政治形象更加完美，敬仰狄仁杰、亲善张柬之的李邕又何乐而不为呢！毕竟只有将神龙政变塑造成狄仁杰生前布的局，才能最大化地神化狄仁杰、美化张柬之。

狄仁杰提前布置张柬之等人作为后手，主观上是希望政治观点相近、忠于李唐的张柬之等人能在他身后确保李唐王朝顺利回归。之所以会如此安排，恐怕是因为他早已从前文所述的太学生请假等事上，看穿了武则天流连大宝、贪恋权位的心理症结。故狄仁杰在推动武则天复立李显后，对武则天能否交班并没有完全把握，所以推荐“尽节于国家”的张柬之为相。但狄仁杰没有遗命张柬之等人在身后发动政变，他只是为防万一。而张柬之等人为贪拥立之功，在武则天并没有否定李显接班人地位的情况下，发动政变。为向舆论证明他们发动政变的合法性，他们抬出了狄仁杰作为总后台。而狄仁杰推荐张柬之、敬晖、桓彦范等人的事实，也使得人们比较容易接受这个观点。这就形成传统史料尤其是笔记史料中，狄仁杰是反武总后台，甚至临终前召见张柬之等五人托付政变大事的书写模式。而正史记载中的狄仁杰并没有对张柬之做过任何关于政变返唐的政治交代。

因此，历史的真相应该是，狄仁杰不是反对武则天的总后台，更不是反武周联盟总盟主。狄仁杰对张柬之等人的举荐提拔，与张柬之等人后来发动神龙政变，没有必然联系。狄仁杰与武则天的关系应该是貌离神合，而非貌合神离。

但是，狄仁杰生前没有布局张柬之、桓彦范、敬晖、崔玄韦、袁恕己五人发动政变逼武则天退位，就代表狄仁杰没有在临终前和张柬之等人进行过政治交流吗？如果有交流的话，狄仁杰对张柬之等人的临终交代，到底是什么？狄仁杰究竟有没有“先收三思”的政治遗嘱？如果有，这一遗嘱应该如何理解？

历史的曲折走势

如前文所言，当初武则天要求狄仁杰推荐“佳士”“奇士”“好汉”，本质上是挑选顾命大臣，托付国之大事，即辅助太子李显复位，确保在最高权力交接的过程中朝局稳定。狄仁杰举荐张柬之的目的，是在确保武则天政治地位不动摇的前提下，完成武周向李唐回归的政治任务。武则天的需求和狄仁杰的目的，在本质上并不矛盾。

因此，排除狄仁杰生前布置张柬之政变的可能后，狄仁杰临终前对张柬之的政治交代只能是确保李唐回归且根除任何再次移鼎的可能。而当时有可能篡夺李唐政权的政治势力，只有在武则天羽翼下成长起来的武家势力。更重要的是，武则天在狄仁杰去世前，通过联姻的方式试图将李武两家强行融合成共同体，甚至有意打造李氏居虚君、武氏掌实权的政治格局，这就不免给回归后的李唐政权埋下了重大政治隐患。

故而，完成李唐顺利回归且排除移鼎隐患的历史任务，引发了狄仁杰交代给张柬之等人的第二层政治使命，这就是在李显复位、李唐回归后，清除以武三思为代表的武家势力。

对于李显，武则天和狄仁杰有着共同的忧虑，就是担心他皇权旁落，不能有效掌控大权、控御朝局。只是两人的忧虑方向不一致，武则天担心的是李显复辟后被宰相大臣架空，狄仁杰忧虑的是李显复位后被武三思控制。在这一政治忧虑的驱动下，狄仁杰留下了清除武三思势力的政治遗嘱，这就是《狄梁公传》中狄仁杰临终前对张柬之等人“先收三思”的特意叮嘱，即在李显复位后将铲除武三思作为重要乃至首要目标。

司马光因《狄梁公传》多有怪力乱神之事，如书中言之凿凿地声称狄仁杰能上知天意，预测李唐天命未尽，故在《资治通鉴》中否定了狄仁杰存在遗言的观点，认为这是无稽之谈。但唐人大多对狄仁杰“先收三思”的遗言深信不疑，宋人包括欧阳修在内，也多相信狄仁杰有相应遗言。当代历史学者杜文玉在《狄仁杰传》一书中，亦认为狄仁杰先收武三思的政治遗嘱是可信的。

只可惜，张柬之等人在政变成功、李唐回归后，没有及时把清除武三思、剪除武家势力提上日程，且在这一问题上顾虑重重，未能痛下决心，最终导致自己遭到报复。

而张柬之等人未能在政变中和政变后除掉以武三思为首的诸武势力，并非要违背狄仁杰遗言，不愿为之，而是不能为之、无力为之。

要落实狄仁杰“先收三思”遗嘱，前提条件是张柬之等人在军事力量上形成对武三思等诸武的绝对优势。政变中，张柬之等人虽然掌握了禁军系统六个将军中五个将军的所属部队，但武氏家族的武攸宜却正任右羽林卫大将军。据《唐六典》，唐代左、右羽林军各设大将军一人、将军二人。武攸宜任右羽林卫大将军，下辖二将军，虽然两名右羽林卫将军在张柬之麾下，但他们名义上是要听从武攸宜指挥的。在武攸宜任右羽林卫大将军的前提下，张柬之等人只完全掌握了左羽林卫大将军麾下军队，双方力量对比实际是一比一，张柬之等人在禁军力量对比上并不占绝对优势。如果张柬之等人要在政变时先行对诸武下手，武攸宜肯定会拼死血战。若如此，不但胜负未可知，而且会严重妨碍张柬之诛杀二张、逼武则天退位的行动。武则天如果在宫中听闻张柬之与诸武对战，肯定会下诏洛阳城内其他军队联合诸武讨伐张柬之“贼党”，政变必定失败。

正因为张柬之等人在与诸武的军事力量对比上并不占绝对优势，所以他们无法在当夜乘乱诛杀武三思，只能试图在政变成功后寻机诛杀。但李显在政变成功的第二天以太子身份监国，又过一天武则天便决定传位，再过一天李显即位，拥有名义上的合法皇权，在这种态势下，他们再想诛杀武三思等人，必须奏请中宗同意，采取合法斗争手段，否则就是逼迫君父的乱臣贼子。但张柬之等人痛苦地发现，借助中宗之手清洗诸武的途径已经被堵死。

中宗复位后，为酬报张柬之等五人拥立之功，以张柬之为宰相兼夏官尚书（兵部尚书），崔玄韦为内史（中书令），袁恕己为同凤阁鸾台三品进入宰相班子，敬晖、桓彦范并为纳言（侍中），等于将朝政全部交由五人打理。

二次登基的中宗很快发现，掌控朝政的张柬之等五人，似乎又在对他的皇权形成限制，类似当年长孙无忌、褚遂良贵族集团对高宗的包围。

在这种政治态势下，中宗在政治策略上开始向父皇学习。一如父皇启用母皇武则天，提拔重用李义府、许敬宗等亲信的操作手法，中宗开始让皇后韦氏介入前朝政治，垂帘听政，有意重新启用武三思，引入外戚势力对抗张柬之等五人的相权，平衡五人震主之高功，以重振皇权。韦皇后是中宗当时唯一可以依靠、信任的人；武三思和中宗是儿女亲家，其子武崇训娶了中宗女儿安乐公主。更重要的是，武三思是神龙政变的直接利益受损者，且在朝廷中拥有广泛的人脉力量和盘根错节的关系网络，其势力足以对抗张柬之等人。中宗的意图是在张柬之等与武三思间居中掌控，坐收渔翁之利。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中宗这些举措可能有效仿父皇高宗捍卫皇权的因素，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当年高宗能够绝对掌控武则天和许敬宗、李义府等人，而韦皇后的野心和武三思的跋扈，中宗却无法制约。

武三思察觉到中宗政治态度的变化，迅速采取行动，通过韦皇后把中宗拉到自己这边。中宗“遂与三思图议政事，张柬之等皆受制于三思矣”。张柬之等人多次劝中宗“诛诸武”，中宗“不听”，反而“数微服幸武三思第”，以示恩宠。敬晖等人惧怕武三思谗言离间，就收揽吏部考功员外郎崔湜充当耳目，伺察武三思动静。崔湜见中宗亲善武三思而疑忌敬晖，竟然反水转投武三思怀抱，将敬晖等人谋划全部告于武三思，“反为三思用”。

神龙元年（705）五月，双方决战。五月十五日，敬晖等人上联名状，要求清除武家势力，“降其王爵，以安内外”。次日，提前做好准备的武三思反击，说服中宗下诏封张柬之为汉阳王，敬晖为平阳王，桓彦范为扶阳王，袁恕己为南阳王，崔玄韦为博陵王。五人同日封王，表面上风光无限，实际上却是明升暗降，因为他们被撤销了宰相职位和实际职务，只保留王爵虚衔。七月，张柬之见大势已去，告老还乡。之后，敬晖、桓彦范、袁恕己、崔玄韦也被赶出长安、贬任地方。

五王中，除张柬之和崔玄韦因病而死，其他三人全部被武三思在崔湜的建议下假传圣旨，派五王仇人周利贞用酷刑杀死。周利贞用削尖的竹子做成竹刺，将桓彦范放在竹刺上反复拖曳，桓彦范身上的肉被竹刺一片片撕下，骨头都露了出来，然后被乱棍打死。抓住敬晖后，周利贞用刀子将敬晖身上的肉一片片割下来，把他活活剐死。最后抓到袁恕己，逼他喝下毒药野葛汁，喝下这种毒汁者，喉咙有如被铁钩钩住一样，痛苦万分。袁恕己喝了几大升，却没有死，疼得在地上爬来爬去，双手抓地，指甲全部抓掉，最后被周利贞乱棍打死。

中宗虽然借助武三思的力量依次剪除了张柬之等五名宰相，没有让母亲武则天的担心成为现实，但最终又处于武三思的较大影响之下。应该正是因为预料到这层利害，狄仁杰才在临终前反复交代张柬之等人先收梁王武三思。狄仁杰政治遗嘱的落空，导致李唐回归后的社稷稳固面临更加凶险的局面。

五王的问题解决后，武三思“令百官复修则天之政，不附武氏者斥之，为五王所逐者复之，大权尽归三思矣”。中宗亦让韦皇后深度参与朝政，以制衡皇族中势力最大的相王李旦和妹妹太平公主。

韦皇后“颇袭武后之风”，有野心效仿武则天当上女皇，中宗“渐畏之”。在中宗的纵容下，安乐公主也滋生非分之想，“自请为皇太女”③，而这极有可能是武三思在背后煽风点火。武三思的完美计划是：安乐公主如果成为皇太女，接过中宗大位，将如武则天一样成为女皇。安乐公主当上女皇，武三思的儿子、安乐公主的丈夫武崇训作为女皇之夫，有极大的可能通过一系列政治运作成为新的皇位继承人。如此，李唐的皇位将再一次落入武三思和武家手中。

中宗本质上并不昏聩，他懂得安乐公主要当皇太女背后的政治图谋，因此虽然没有明面上批评爱女的野心，但也“不从”。太子李重俊明白父皇不会昏聩到真要废黜自己，改立安乐公主为皇太女，但父皇身边尽是小人。韦皇后的亲儿子李重润因得罪武则天，英年被杀，不得立为太子，韦皇后就对“非其所生”的李重俊抱有深深的敌意。中宗的亲家武三思、女婿武崇训更不用说，那是必欲将李重俊拉下马而后快。更有甚者，安乐公主还经常伙同武崇训“陵侮太子”，肆意对李重俊进行霸凌，乃至“呼为奴”。

尽管父皇眼下没有做出立安乐公主为皇太女的荒唐事，但保不准将来在韦皇后、武三思等人的煽动下改变主意，那样他不但太子之位不保，甚至性命堪忧，他遂决定拼死一搏。神龙三年（707）七月，李重俊发动政变，诛杀武三思、武崇训父子及其同党，但最终因计划不周、力量对比悬殊导致出师未捷，被中宗在玄武门击退，被杀身亡，是为景龙政变（该年九月改元景龙）。

李重俊的政变虽然失败，但诛杀了武氏家族中最有可能篡夺李唐皇位的武三思、武崇训父子，杜绝了武氏家族对李唐皇位的觊觎，虽然延迟但最终完成了狄仁杰清洗武三思的政治遗嘱。

此后，皇位的争夺由李武两家转至李唐宗室内部，即中宗李显与弟弟相王李旦两脉的斗争。最终李旦的三子李隆基脱颖而出，借助唐隆政变将父亲相王李旦再次推上皇位，而自己则凭借大功和军权越过大哥李宪入主东宫。接着，李隆基又逼迫父皇退位，自己登基，是为玄宗，进而通过先天政变逼迫父皇放弃全部皇权，赐死炙手可热的姑姑太平公主，成为真正的皇帝，最终打造出开元天宝盛世。

通过梳理这段历史也可以发现，尽管狄仁杰生前对张柬之等人有过政治交代，嘱托他们要力保太子李显储位不动摇，确保武周向李唐顺利回归，甚至提出过在李显复位后首先解决武三思问题的建议；但狄仁杰临终前集结张柬之、桓彦范、敬晖、崔玄韦、袁恕己五人组建政变集团，授意他们发动军事政变推翻武则天之事，则纯属子虚乌有。

认定狄仁杰是反对武则天总后台的观点，不免降低了狄仁杰的高度，矮化了狄仁杰的格局。狄仁杰对于武则天改唐为周和他本人推动的返周为唐，有着更为宏大的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