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不义之财归还被抢掠的中国”，法国全票通过文物归还法案|博物馆|文物归还|殖民者|法国|马克龙

雨果曾在1861年就北京圆明园被洗劫一事致信巴特勒上尉，“总有一天，法兰西能脱胎换骨，将这不义之财归还被抢掠的中国。”这一天终于有可能实现。当地时间13日，法国国民议会以170票赞成、0票反对通过一项文物归还法案，该法案将简化法国在殖民时期掠夺所得文物的归还程序。这项法案的一致通过无疑代表一个重大转折点，然而法媒认为，追溯文物的来源仍然是一大难题。在大部分情况下，很难确定这些文物是被掠夺、被（在胁迫下）购买，还是作为馈赠获得的。对于大部分藏品而言，相关档案不完整，甚至根本不存在。“‘转移殖民时期某些资产的所有权是否合法’也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共识背后，分歧仍存

在1860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并劫掠大量珍贵文物后，法国大文豪雨果于1861年在《就英法联军远征中国给巴特勒上尉的信》中写道：“为了创建圆明园，曾经耗费了两代人的长期劳动。这座大得犹如一座城市的建筑物是世世代代的结晶。为谁而建？为了各国人民。因为，岁月创造的一切都是属于人类的......有一天，两个来自欧洲的强盗闯进了圆明园。一个强盗洗劫财物，另一个强盗放火。似乎得胜之后，便可以动手行窃了。他们对圆明园进行了大规模的劫掠，赃物由两个胜利者均分......将受到历史制裁的这两个强盗，一个叫法兰西，另一个叫英吉利。”

当地时间13日，在议员稀稀拉拉的议会大厅里，现任法国文化部长凯瑟琳·佩加尔（Catherine Pégard）介绍了这项文物归还法案。在现有法国法律框架内，鉴于公共藏品不可转让的原则，归还工作均是根据针对具体物品或物品组的专项法律，逐案进行的。一旦新文物归还法案实施，文物仅通过政府行政令授权就可立即归还，程序因此得以简化。佩加尔还强调了法案中设立的保障措施。各国提出的归还请求将由两个委员会进行审查，首先是由与请求国协商后组建的科学委员会，随后是文化财产归还委员会，后者的成员主要包括国家博物馆、政府及议会的代表。

此外，这项法案的适用范围在时间上受到明确界定：从1815年11月20日到1972年4月23日之间法国获得的文物。1815年11月20日是《巴黎条约》（Traité de Paris）签署之日，其是拿破仑在滑铁卢战役战败后法国与第七次反法同盟所签订的合约；1972年4月23日，即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批准的《关于禁止和防止非法进出口文化财产和非法转让其所有权的方法的公约》生效之日。

虽然在场的所有议员一致通过法案，但在长达六小时的辩论中，两派观点仍存在对立。极右组织国民联盟（Rassemblement national）拒绝表现出任何忏悔的念头，甚至要求将归还文物与申请国（主要指阿尔及利亚）是否保持友好关系挂钩。“我们的担忧更多在于，这可能会使基于忏悔和推动赔偿的极左言论获得正当性。”社会党议员法蒂哈·凯卢阿·哈奇（Fatiha Keloua Hachi）回顾了法国掠夺科特迪瓦“会说话的鼓”的历史。这面鼓名为“吉吉·阿约克韦”（Djidji Ayokwe），曾被法国于1916年掠走，直到2026年初才得以归还。“法国曾掠夺了这件文物，随后将其弃置在法国总督的庭院里长达数年。任凭风雨侵蚀、虫蛀蚕食，直至状况严重恶化。运抵法国后，它只能待在布朗利河岸博物馆的地下室里，不见天日。”

有意归还还是绥靖政策？

多年来，外界对于法国殖民时期掠夺文物的态度秉持着统一的观点——“既不否认，也不忏悔”（Ni dans le déni, ni dans la repentance）。2017年，法国总统马克龙访问布基纳法索时，向非洲青年发表讲话时承诺，“在未来五年内，我希望能够创造条件，将非洲文化遗产暂时或永久归还给非洲。”

要求曾经的殖民主义国家归还文物的呼声并非始于今日——最早可追溯至各国独立后的初期。自20世纪70年代起，此类要求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推动下日益增多，却遭到了西方大型博物馆的抵制。马克龙在首次当选后，将文物归还作为一项政治承诺。然而近十年过去了，文物归还的数量仍寥寥无几。法国曾一度将自身定位为欧洲文物归还的先驱，于2020年率先将26件来自阿波美的珍宝归还给贝宁，并将哈迪·乌玛·塔尔的宝剑归还给塞内加尔。

新法案出台后，法国是否能全部归还文物仍是未知数。在讨论过程中，法国议员索菲·泰耶-波利安（Sophie Taillé-Polian）着重强调了信息获取问题，指出“希望追回被掠夺文物的国家往往既缺乏档案资料，也缺乏记录掠夺行为的手段”。对于阿尔及利亚——这个在历史上充满着法国殖民主义伤痕的非洲国家来说，这项法案的影响显得十分有限。那些最能直接体现19世纪阿尔及尔沦陷和财产掠夺暴行的、被列为主要诉求的文物，仍然被排除在归还范围之外。

虽然一些物品可能会归还给阿尔及利亚，比如一件长袍，一些手稿、军旗等，这些物品对阿尔及利亚历史学家和博物馆来说意义重大，但它们的政治意义却十分有限。这些物品并没有征服的含义，也不包括那些在阿尔及利亚集体记忆中体现殖民剥夺和屈辱的物品。许多人权倡导者认为，这种极简的选择反映了一种意图，即在不挑战法国国家叙事根基的前提下，严格控制人们的记忆行为。法国《世界报》社论文章认为，对阿尔及尔而言，这项法律与其说是对历史的真正承认，不如说更像是一种外交姿态。法国得以通过这项法案展现绥靖意愿，同时避免采取任何可能颠覆历史叙事的行动。“把赔偿变成一种宣传工具，而没有触及征服和数十年掠夺所造成的深刻历史创伤。”

法国的无奈之举

国内外部分评论认为，此次法国打破百年法律壁垒，并非偶然的道德忏悔，而是全球政治秩序与国际舆论风向深刻转变的必然结果。以中国为例，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超过1000万件中国文物流失到海外，几乎涵盖所有文物种类。法国的枫丹白露宫（Château de Fontainebleau）收藏的圆明园珍宝最多。随着中国实力的提升，中法两国已多次合作，成功让流失文物回归中国。2013年4月，法国皮诺家族宣布将向中方无偿捐赠圆明园青铜鼠首和兔首。

再看曾为法国殖民地的非洲大陆。法国在非洲影响力的下降让马克龙于2022年推出“新非洲政策”（Les nouvelles relations Afrique-France）。根据2022年的一项调查，仅有18%的受访者对法国拥有正面印象，而这个数字在2019年是21%。2022年11月，马克龙在新版《法国国家战略评估报告》发布会上强调，法国必须在2030年之前成为国际舞台上的平衡力量和欧洲战略自主的核心力量。因此“新非洲政策”更加突出“法非平等关系”，重视与非洲伙伴之间的协调，在驻军问题、发展援助方式等方面有所突破。

法国文学史学家埃拉拉·贝尔托（Elara Bertho）在《世界报》强调，文物的归还有利于恢复被遗忘的知识。她以一些被非法占有的手稿为例，这些被掠夺的资料以阿拉伯语或豪萨语、普拉尔语等非洲语言写成，并使用阿拉伯字母（称为“阿贾米体”）书写，因此它们大多从未被法语区的档案管理员妥善编目。这些手稿自进入法国收藏以来，由于缺乏专业知识或兴趣，从未被阅读过，最终被遗忘。这些资料被档案管理员用“古兰经”来泛指，但实际上并非真正的古兰经，它们只是用阿拉伯语或阿贾米体书写的文本，档案管理员难以描述其内容。

“这些手稿和档案今天告诉我们什么？我们正面临着巨大的浪费。由于编目不善，这些文本被埋没，而它们本可以被阅读、评注、研究并重新流通，从而有助于重写非洲帝国、其思想中心及其伟大学者的复杂历史。”在非洲思想史上，仅存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之间的对抗：这阻碍了知识、文本、交流和诠释的传播。“这些本可归还的文稿，虽然远不如皇家雕像那样引人注目，却同样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