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沈津先生于1945年出生于天津，1960年3月追随上海图书馆馆长顾廷龙先生研习版本目录学，在上图期间，又就读于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函授班，1966年毕业。历任上海图书馆特藏部主任、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善本室主任等，退休后先后在中山大学图书馆、复旦大学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担任特聘教授。他有一个习惯：无论在上海、北京，还是香港、台湾，或者美国哈佛燕京、国会图书馆，见到有意思的材料便随手记录，日积月累，遂成“宏烨斋读书笔记”。各条笔记原本独立成段，长短不一，记录见闻、案例、前贤之论或个人心得。现经沈津先生授权，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从中选出一批笔记，按主题稍加排次，整理刊出，以飨读者。
2015年，沈津于中山大学图书馆书库
“一望而知”与“第一印象”
（一）有人送给美国哈佛大学的数学家丘成桐教授一幅徐悲鸿的《奔马图》，丘教授不知真伪，就请一位收藏书画的朋友来看。朋友一看就说是真的。丘问他为什么？朋友说，我对徐悲鸿画的马太熟悉了，吃饭看，睡觉前也看，徐的这样作品一共有几幅，收藏在什么地方，我都知道。徐的马尾怎么画，马的四蹄怎么处理，我也都知道，我一睁眼就想着这些马的样子，你说我怎么会不知道？所以说，他的强烈兴趣使他成为这方面的专家。做古籍版本的鉴定也是一样，你若有兴趣，而且投入进去，等到您各种版本（包括抄本、校本、稿本）见得多了，书估作伪之本也多有经眼，经验当随之积累，不管您付出了多少“学杂费”，但换来的却是“一望而知”的本亊，您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了专家了。这就是实践出真知。
（二）人类是视觉动物，根据心理学的研究发现，第一次见面的人，90%都会在10秒钟内对人的外表作出评判，在4分钟内对其形成看法。第一印象能够在对方的头脑中形成并占据着主导地位，所以说，在一般人寻求工作而进行的面试中，首因效应的作用不可小瞧。虽然面试官的“印象”标准不一样，但总体来说有些标准是一致的，这就是：踏实、开朗、精神饱满、信心十足、坦诚、机敏、干练的人，会给人留下良好的第一印象。而对古籍版本来说，就像上面的例子一样。所以我们说这确确实实是一种“观风望气”。你会不由自主地说出他自己的感觉，你的判断基本上来说是八九不离十，就是这么回事。这也就是说，一时有一时之风尚，字体、纸张亦然。
（三）傅增湘是一位非常重要的民国年间的大藏书家，收藏多，质量也好，自己又亲自校勘，所以他对古书有很多真知灼见。他的《藏园群书经眼录》，罗列较多版本，记版式行款，与《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同等重要。傅氏曾经看到过一部书，是讲杜甫诗的《杜律》二卷（元虞集、赵汸注），这部书，没有后跋，未审何时所刻，也没有其他什么依据。但是他说：一看它这个样子，字体方正，肯定是隆万间的刻本。隆万间也就是在明代隆庆和万历那个时候，这是绝对的。这就是说，他也是从字体和纸张上去鉴定的。我相信他用的是消去法，因为隆庆上去就是嘉靖，嘉靖朝共四十五年，刻了很多的书，但有它自己的大致模样。而万历朝刻字的面孔在嘉靖年间是几乎没有的，你再往下就是天启、崇祯了，又是另外一种模样。除非你是天启初年的本子，也就是上接万历，一直到后来，崇祯朝那时候的字体鲜见万历朝字体样子了，又是另外一种字体了，不一样的。所以傅增湘说：这是隆万间的本子。因为往上看，是看不上去的。
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
（四）在版本鉴定中，除了讲究眼光“一眼定乾坤”外，有时还需要去比对。我的朋友林小安先生，早年曾在北京图书馆善本部工作，追随赵万里、冀淑英等大家习版本鉴定。2012年7月1日，他写邮件告诉我说：“我的经验：文物鉴定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兹举一例说明：国家文物局建国后第一任局长郑振铎是著名的版刻善本图书收藏家！郑振铎飞机失事后，他的收藏全部捐赠给了北京图书馆，北京图书馆为此专门成立了郑振铎藏书室。‘文革’后，国务院古籍整理领导小组组长李一氓（著名的善本书收藏家）从广州收购了一部陈洪绶（陈老莲）刻印的《水浒叶子》（水浒人物版刻图画册页）（津按：此本实为王贵忱赠送李一氓者），李一氓同当时的北京图书馆馆长刘季平是新四军老战友，就把他新收藏的陈老莲的《水浒叶子》通过刘季平交北京图书馆善本装订室装订。有一天，我正好去装订室，看到正在装订的这部陈老莲的《水浒叶子》，仔细一看，发现与郑振铎收藏的陈老莲的《水浒叶子》有所不同！于是把郑振铎收藏的陈老莲的《水浒叶子》调来两相比较，发现果然不是同版的！国内版本目录学第一专家赵万里已编著的《郑振铎藏书目》可清清楚楚著录郑振铎收藏的这部是陈老莲原刻初印的《水浒叶子》！两相比较后发现李一氓收藏的才是陈老莲原刻初印的《水浒叶子》！而事实证明郑振铎和赵万里两位版本目录学大家都看走眼了！从版刻人物的眼睛非常清楚看出：孰是原刻，孰是翻刻？！翻刻的人物的眼神要比原刻的眼神差很多！翻刻本几乎看不出眼神！不看实物是无法理会的！用言语也是无法形容的！把原刻本同翻刻本一比较就知道郑振铎所谓的‘陈洪绶原刻初印本’实是翻刻本！文物鉴定是很复杂的，要考虑多种因素。不能不慎之又慎！”
（五）清代书肆中，时有宋元本现身，但亦有真赝之别。黄丕烈是大家，名声远播，在他那个时代，也见过不少书估的欺诈手段，《荛圃藏书题识》卷七跋宋刻本《碧雪集》中说的一段话，就非常有趣，他说：“道光癸未岁三月，余挈儿辈就试玉峰。因遍观骨董铺，中见有标题‘宋板’者无不取阅。闻有郝李二公祠，中为邑故家某氏所藏物聚处，遂过之。举所云宋板者，非特元明之物视如珍宝，即近日复刻本亦重价居奇，无他，欲以赝乱真，欺人不识也。”癸末，是道光三年（1823），距南宋近700年，与我们今日见到的明初刻本时间上差不多。可见当时古董铺中所售之书，题“宋版”者，多为不真之物，所云“近日覆刻本”，当是嘉庆、道光间的仿宋刻本。所以书估作假唬人的把戏，只能骗骗一般的读书人或新的没有实践经验的“藏书家”，而碰到像黄丕烈这样的“老眼”，就不行了，也是因为假货太多，使黄丕烈大失所望，“故各市皆懒再过之”。
从纸张、避讳到行款：鉴定之基本法
（六）就目前所见到的明抄本来看，纸质多为白皮纸，时间大约在嘉靖至万历间。《永乐大典》装帧为包背装。如今的人谁也没有见过正本的真貌，我们只能从徐阶的记载中知道，正本的书法及装潢比副本更好，他曾说：旧本缮写得太好了，要找这样的书写人实在太难了。现在我们看到的嘉靖间抄本纸张为皮纸，即以桑树皮和楮树皮为主要原料制成的皮纸，北方习惯称为白棉纸。棉花为舶来品，直至宋元之际，棉花的栽培技术才传入江南和中原，到了明代才普遍种植。在《宋书》撰成之前，汉字里是没有“棉”字的，只有“糹”旁的“绵”，指的是用蚕丝制成的棉絮，白居易曾经赋诗云：“桂布白似雪，吴绵软如云。”说的就是吴地所产细软如云的丝绵。明末，徐光启《农政全书》对棉花有详细的记载，那时在江南地区已经盛行种植棉花。明宋应星《天工开物》中说：“其纵纹扯断如棉丝，故曰棉纸。”皮纸纸质洁白柔韧，我们称之为白皮纸。有的地区盛产竹纸，如福建的藏书家徐兴公红雨楼抄书用纸就是竹纸。明末抄本也多竹纸。清抄本纸质多竹纸、毛泰纸、太史连纸。曾见一些旧抄本，如吴骞、吴寿旸父子“拜经楼”抄书，多用毛泰。
（七）宋刻本的避讳也有不避的，所以不可一概而论。例如《涵芬楼烬余书录》中的《资治通鉴考异》三十卷，十行二十二字，字体劲秀，系柳公权笔意，纸质坚致，洵为宋刻宋印，《延令宋板书目》著录是书，又为明文征明、清初季沧苇、徐健庵旧藏。此本宋讳皆不避。而另一部宋刻本，为明晋府、项笃寿旧藏，十一行二十字，宋建阳刻本，宋讳玄、朗、敬、镜、弘、殷、匡、胤、炅、恒、贞、征、敦等字皆缺笔。缪荃孙曾在《艺风堂文存》卷三中说：宋刻避讳，监本官本最为慎重。而家刻本、坊刻本多不严谨。近人专求避讳，以辨宋刻，往往贻误。而陈乃乾也云：“今人鉴别宋元本书，每留意于避讳缺笔之字，然不足凭。元灭宋后，诸史如：殷、敬、恒、桓、构诸字皆讳，若恒字缺下一划，则明刻尚相沿未改。明各布政使刻《乡试录》亦然。清帝逊位二十余年，至今木刻书亦仍沿用讳字。” 我以为，这是有道理的。
（八）中国台北故宫博物院藏《东莱先生标注三国志详解》二十卷，为宋绍熙间建阳书坊刻巾箱本，全书中的讳字方式并不一致。据吴哲夫先生考证，书中如“玄”、“朗”、“弘”、“殷”、“匡”、“恒”、“祯”、“征”、“让”、“署”、“树”、“桓”、“构”、“抅”、“沟”、“慎”、“惇”、“敦”、“炖”等字缺去末笔。然也有略去讳字的，如“吴主权传”中省去“征”、“让”二字。“王昶传”中省去“树”字、“许褚传”省中去“慎”字等。此书各家藏书志皆作宋末建阳刻本，如若据宋讳定夺，讳字止于“惇”字，“惇”为光宗帝讳，宁宗以下帝讳不避，可见是本梓于绍熙年间。
（九）有的书可以用讳字来作判定是什么时候的版本，如上海图书馆藏书中有《金陵览古》一卷，清余宾硕撰，原作清乾隆万玉山房刻本。但细阅此本，发现“玄”字避康熙帝讳，而乾隆帝之“弘”字则不避，由此可知此书刻于康熙时，而非乾隆。哈佛燕京馆的一部《孙文正公年谱》五卷，原作明崇祯十五年刻本，实为清乾隆刻本，根据是第一册赘言第二页第七行第二字“弘”避讳，又“客岁辛酉游山”，辛酉为乾隆六年（1741）。再比如说“哈佛燕京”所藏《周易读翼揆方》十卷，清孙梦逵撰。清乾隆刻本。扉页刻“周易读翼揆方。宗古堂藏板” 。按孙殿起《贩书偶记》著录此书，“约嘉庆间宗古堂刊”。疑即此本。然此书避讳至高宗弘历，今第据讳字定为乾隆刻本。
（十）有的家刻本也避家讳，即私讳，那是因为父母祖先的名字，作为小辈，在日常言谈或行文用字时要回避。“哈佛燕京”所藏清宋荦编《商丘宋氏三世遗集》，清康熙六年（1667）宋氏自刻本，此书辑其曾祖、祖父、父亲三代诗文。荦父讳权，荦撰《文康公家传》，有“公讳权”（权字缺末笔），可见避父讳。
藏书大家也有“看走眼”的时候
（十一）周越然先生1945年初曾写过一篇《古书的研究》，他举了二个例子来说明鉴定之不易。一是说叶德辉旧藏《韦苏州集》，叶的《郋园读书志》中称之为“北宋胶泥活字本”，后来书归周氏，周细细审察，知为明代所刻，非宋代之本，更非活字本。二是说四川重刻《唐诗纪事》，叶德辉断定原本为“宋刻”，因字之缺笔避讳，统与其它宋版书相同。实则原书系明嘉靖二十四年(1545)张子立刻本，重刻者不见张子立原序，遂有此妄断。周氏藏有明刻本，且原序未失，故知其误。又《盐铁论》的明代刻本，传世有十一种之多，其中名声最大，也属最重要者，当推明弘治十四年（1501）涂桢刻本。而叶德辉旧藏明正嘉间刻本《盐铁论》，将之误作明弘治十四年涂桢刻本，更是受到傅增湘的批评，傅氏云：“涂本字体秀劲，正嘉本则方整而神气板滞，全无笔意，已开后来坊工横轻直重之体，为古今刻书雅俗变易之大关键。凡鉴书者，但观其刀法，审其风气，即可断定其时代先后，百不失一。此收藏家所宜知也。叶氏乃以秀劲者为嘉靖本，反以板滞者为弘治本。强词以伸己说则可，若取两本并几而观之，当憬然于其故矣。”“叶氏阅肆未久，闻见颇隘，其持论倒置，宜哉！”
（十二）曾见中国台北“中研院”史语所傅斯年图书馆藏《资治通鉴纲目前编》十八卷《举要》三卷《外纪》一卷，此本有邓邦述跋，云：“……又以陈子桱所补之《外纪》为首卷，而下署‘书林归仁斋杨氏刊’云云，疑元时刊本也。元时坊本每称‘书林某刊’，其刻手亦不似明刻。在吾斋廿年而不能辨，今将别去，故书数语以谂后之鉴者。”按，此非元刻本，杨氏归仁斋应在明嘉靖、万历间，曾刻有《大明一统志》九十卷。国内八部、美国国会、日本共十部之多，但邓先生当时却看不到，故无从判断是何版本。
（十三）傅斯年图书馆还藏有《文粹》一百卷，为明初刻本，此本也有邓邦述跋，云：“此宋刻也。诸家著录云有题‘唐贤文粹’者俱是宋本，此书自八十二后题始见‘唐贤’之称，八十三、八十四、八十五、八十六、八十七、九十九、一百诸卷皆同；八十八上下两卷及九十一、九十六、九十七、九十八四卷又否；而八十七、九十三、九十四、九十五四卷皆前后题并称之；八十九、九十二则独前题有之；九十前题‘唐文粹’，后题‘唐贤’，又与诸卷不同。要皆坊贾随意题之，初无用意，至今日遂为宋刻之佐证耳。昔亡友李猛庵曾告余曰：《唐文粹》于明刻中往往见宋刻，坊贾不知，勿为忽沉。实则明刻极多，皆整齐可观，而不及此刻茂密古雅，若谓明有翻此本者，殆未必然，抑余固陋未之见耶？余先得一本，仅首尾两函，继得此，是全帙。惜多剥蚀，命工缀补，虽不能完好，而蠹损之处，亦不甚多，古香盎然，自今以后或不至再饱蟫腹，亦斯书之幸也。”按《文粹》最早刻本为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宋绍兴九年临安府刻本，半页十五行二十四至三十字不等，白口，左右双边。明初刻本为十五行二十五字，黑口，左右双边，国内又有六馆入藏。此帙，邓邦述误将明初刻本当成宋本。这是指行款不同。
（十四）香港大学某图书馆藏《朱子大全》一百卷目录二卷续集十卷别集十卷，一百册，有近人蔡守跋，原作宋咸淳元年(1265)刻本。1992年，适逢该馆八十周年纪念，于是有善本书展以资庆贺，此本也以宋刻本参展。金镶玉装，帘纹极窄，凡遇宋讳皆不避。又每页之天头地脚，甚或左右余纸，皆遭坊贾切割，再配以别纸。蔡守跋云：“……大约宋本已经久湮，而潘(潢)、蔡(方炳)、朱(玉)诸人，仅耳闻而未目覩，是以传闻异词耳。此本以一百二十一卷巨编，经七百余年之久，犹复神明焕然，宝光夺目，盖文公在天之灵默为维持呵护于其间也。有钱谦益牧斋、陆氏春雨堂、鸡山社长及文石史五十四字诸印章，流传有绪，尤足宝珍，愿到处有吉祥云拥护也。”蔡守，字哲夫，广东顺德人。南社早期重要成员，曾任《国粹学报》主笔，又主编《天荒杂志》。1986年年底，津自美飞港、在港中大鉴定此书。按此非宋刻本，实为明天顺四年（1460）贺沈、胡缉刻本。传世宋刻本今存三种，一为宋宁宗时浙江刻本，十行十九字，中国国家图书馆有全帙，上海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首都图书馆有残本。又有宋刻元明递修本，行款同上。三即为宋咸淳元年（1265）建宁府建安书院刻宋元明递修本，十行十八字。某馆藏本为十一行二十二字，北京大学图书馆也有全帙入藏，此外还有五馆为残本。又某馆藏本中“赵氏子昂”、“赵子昂印”、“赵文敏公书卷末云吾家业儒辛勤置书以遗子孙其志何如后人不读将之于鬻颓其家声不如禽犊苟归他室当念斯言取非其有毋宁舍旃”“陆氏春雨堂家世藏”“钱印谦益”“牧斋”印均伪，篆工拙劣，印色暗红一律，书贾所为也。恶贾之费尽心机，无所不用其极，抚之全书，感慨之至。蔡守为名学者，但于版本鉴定非其所长，故版本难以辨别，钤印也以假为真，这也是常见之事，不足为奇的。
（十五）某《收藏》杂志上，曾介绍过一位“古籍版本学家”，并将此位专家鉴定过的几部明版善本配图印了出来。然而仔细一看，所举的几部“明版善本”都有问题。如图的第一种《文选》，应是清嘉庆十四年（1809）胡克家影宋刻本。所谓的“宋淳熙本重雕鄱阳胡氏藏版”，是指江南布政使胡克家请太仓胡兆荪据宋淳熙本《文选》校订重刻。这就是著名的胡克家本《文选》，胡克家曾任江苏淮安府知府、江宁布政使、安徽巡抚、江苏巡抚。胡本流传甚多，是极普通的版本，《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所著录的胡克家本《文选》，一定要有名人批校方才收录。另一种《增补古今医鉴》，当是清代坊刻本，看上去也到不了清初。所以说，把普通线装书当作明代版本来鉴定，也可知所谓“版本学家”的鉴定水平名不符实。
不可迷信大学者
（十六）不要迷信某些大学者的结论。“哈佛燕京”门口处挂有吴大澂致傅以礼、张之洞致沈镕经、蒋燕斋的三通手札，并有北大教授孟森两跋。吴大澂、张之洞札均伪。孟跋吴大澂札云：“此亦吴生所得近贤手札之一，吴清卿中丞与张文襄为儿女姻家，适同留此手迹，想其原藏弆之家，与两公俱相近也。节子为傅以礼字，念劬为钱恂字，俱有述作存世。节子题跋书籍尤有名，中丞虽功名蹉跌，金石篆刻亦足显于世，所涉盖吾祭酒，今尤为著述世之最富者，片楮中想见方以类聚也。孟森记。”孟跋张之洞札云：“吴生得近贤手札索题跋，此张文襄手札所致芸阁、燕斋两人。芸阁据文襄集，书问较多，知为姓沈，余未能了了。许君溯伊乃独力为文襄辑遗集者，问之但言此札未入集，当是因处置刘永福事，已详他牍，故余亦未能言。再函询老友赵竹君，乃复言许君说非是文襄亲笔信。随写随发者，多不存卷，其存卷者，虽亲笔亦过录始发也。芸阁名镕经，广东藩司，殁于任。文襄为请入循吏传。燕斋姓蒋，粤西道员，留东省供营务处差，方部则谓道员。方长华也记此，可以参证于《清史》及文襄集矣。丁丑春初孟森记。”学者教授在自己的研究领域里有很深的造诣，但对版本尤其手札的鉴定不熟悉。后来，杨光辉兄在普通书库里翻阅了数种清人手札，居然找到了吴及张的手札原件的石印本，原来，是有所本。孟森为明清史方面的专家，有《明清史讲义》《明元清系通纪》《心史丛刊》《清初三大疑案考实》《八旗制度考实》、《明清史论著集刊》等。
书贾作伪
（十七）上海图书馆藏《愧郯录》十五卷，原著录为明万历三十六年山阴祁氏淡生堂抄本，并有明祁承㸁跋。经仔细考察核对，发现漏洞百出，卷数、目录、纸色、内容都不似祁氏抄本。“玄”字避讳缺末笔，有人统统补上一点，墨色不相称。祁承㸁跋系从他本移入，名实不副。显然，这是书贾作伪，版本项应改为“清初抄本”。
（十八）凡一书之成，必有序。序又名“前言”、“引言”。序有二种意思，一序其作者之所以作也，即说明作品书籍的创作意图，或对书中有关问题的研究和阐发。如其意有未尽，则作后序，如宋李清照《金石录后序》。二序其所以重刻之意，或岁久版坏，纸敝墨渝，缮写而重刻之。在序中，作序者往往有本书何时所刻的文字，而跋文多为写在书之卷末，多用以评价内容或说明写作经过等。如清康熙十年至十四年（1671-1675）归庄、归玠等刻本《震川先生集》三十卷《别集》十卷，归玠跋云：“是集之刻，始于辛亥岁，宛平王宗伯素切表章，而龙门董夫子首捐俸助梓，邻境邑侯如吴伯成、赵雪嵊两明府共襄其事。于是当代文衡及远近士大夫分任剞劂，自辛亥春王迄癸丑仲秋，全集已刻十之七，不幸先叔恒轩府君中道捐馆，玠室同悬磬，无以卒业，赖董夫子复倡助鸠工……。”这篇跋中讲的很清楚，什么时间刻的，谁主持的，谁出资的，当中发生了什么事。你一目了然，但这样的序或跋有时就会被书估撤去，目的是为了将刻本的年代提前，以图卖个善价。
（十九）当年在沪复审《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史部时，见有山西省文物局藏《史记》一百三十卷，清乾隆五十二年（1787）刻本，十二册。目录后有汪由敦跋，署乾隆丁未（五十二年）字样。钤有“汪印由敦”、“谨堂”等印。汪由敦，字师苕，号谨堂，雍正进士。乾隆间官至吏部尚书，文章典重有体，直内廷几三十年。金川用兵，廷谕皆出其手，卒谥文端。但在查证汪跋真伪时，发现汪卒于乾隆二十三年（1758），如何能在乾隆五十二年的刻本上写跋？所以汪跋必假无疑。这些都是书估做假。书估一般都不会去做考证，他们只是想收藏家或学者多不会想到会假汪由敦的跋，所以任意去加工。这个例子即“人死了还会复活，还能写跋”。书贾之信手胡编，令人咋舌。
（二十）不光是明代刻本有翻刻，就是清代所刻的书，过一段时间也会翻刻，当然像这种情况不是很多，但确是有。著名的《通志堂经解》有清康熙十九年（1680）通志堂刻本，但在乾隆时，康熙本的版片就已“漫漶残缺，不经刷印有年”，“板日朽佚，计阙者四百余页”，所以江苏按察使、刑部侍郎胡光山请人“取校旧本、残本补之，漫漶者厘之”。清同治十二年（1873）广东粤东书局又据以翻刻。这样就有三个本子了，一个是原刻，即康熙本；一是乾隆补刻本；一是同治时的翻刻本。翻本完全照原本所刻，书口上的字数，书口下的“通志堂”三字，包括刻工几乎都一样。原本和翻本放在一起，则区别就很大，但是光看翻本，而又没有比对，就不容易区别是翻本，还是原本。康熙原本的字体是比较典型的写刻，很漂亮；翻刻本则字体呆板一些。另杭州某大学图书馆的善本书目将《通志堂经解》本的《周易义海撮要》当作宋乾道六年（1170）刻本来著录，是不对的。此本书口下“通志堂”三字已被挖去，这是书贾有意作伪，冒充宋刻。
抄本鉴定的特殊性与方法论
（二十一）在各种版本的鉴定中，当以抄本及校本最难鉴定。顾廷龙先生1938年11月27日在致叶景葵的信中说：“龙感于购书以钞校稿本最难审定，而较刻本有深味。龙上星期日游厂，见《双照丛残》一束，虽多芜杂不完，重其遗墨而收之，携归检理，得传钞之越缦《萝庵游赏小志》全一册，遍查坊肆及各图书馆目皆未有，殆未刊行者。细审此册格纸，版心有‘全国水利局’等字，疑当时为王书衡钞，畀‘双照’刊行者。书衡服膺越缦，特不知何以未果入梓，长者当知原委，乞示一二。”次年的2月8日致叶信中又说“购书以钞校本为最有趣味，而亦以钞校本最难审别”。
顾廷龙为沈津赴美访问前题写的赠字
（二十二）对于抄本的鉴定，和其他版本一样，要考虑到纸张、字体、墨色、钤印或其他方面的辅助条件，缺一不可。只要多看、多听、多比、多问、多查，多加实践，看的东西越多，自然而然就会积累起自己的经验。所谓多看，不仅要看名家抄本，而且也要看作伪的抄本，对真的要有较深刻的印象，因为不看真的，就不能辨伪，真的见得多了，见到假的就能够识别。多听，即多多听取老前辈专家他们的心得体会，他们过去几十年来在采购、编目、鉴定中，有许多经验，这在关于版本概述一类的书中是找不到的。多问，当遇到难以解决的问题，即应提出疑问，请教懂行的专家学者，往往一经他们的指点，茅塞顿开。多查，对于工具书、参考书的利用是不可缺少的，有了问题要查书，千万不能自以为是。
（二十三）在版本鉴定中，稿本、抄本、批校本、刻本、活字本、套印本、版画，最容易鉴定的是版画，版画是以木刻的图画为主，所以你一打开书本，迎面所见的就是图画。套印本是指在一块木板上套有两种颜色的本子，或红、黑两色，也有三色、四色、五色、六色的（黑、红、蓝、黄、赭、绿），但没见有七色套印的本子。所以也容易区别。活字本是用一个个的字模按照文本的内容排列的，完成后的拼版再印刷的，它不是木刻的版面，因此区别于刻本，包括字体、版框、鱼尾等都和木刻本不同。批校本、抄本和稿本，在鉴定中有一定的难度，这并不是你分辨不出这是什么本子的问题，而是这里面的时代、抄写人以及批校题跋者字体的真伪，这就比较困难，一般人要去查许多资料才能证实真和伪，原迹及过录的区别。刻本较易鉴定，主要是分别时代的问题。
（二十四）我去过澳门大约四次，或参观访问，或开会，或讲演。一次在澳门图书馆（何东馆）专门看其馆藏的善本书，其中有一部《罪惟录》，清查继佐撰，作稿本。前几年，由二位国内的国家文物鉴定委员去鉴定过，一位北京的说是稿本，一位上海的说是清初抄本，但此本连收藏印、作者的印一方未见，从纸张、字体、墨色怎么都看不到“清初”，前面的序文为草书，写得并不流畅，当是他人临摹而成，无一气呵成之感。后来几位朋友如韦力、骆伟等细细翻阅发现“弘”字避讳，又发现“国”字缺笔，避太平天国讳。遂定为清抄本。
域外汉籍的鉴定陷阱
（二十五）1979年12月，《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编辑工作会议在江西南昌举行。某图书馆为了配合会议，临时做了一个善本书的展览，将馆藏的一些重要版本和有特色的书请与会人员观赏。那天早上，沈燮元先生来拉我去看展览，并说有一部书你看看是什么版本。原来那是一部《大广益会玉篇》三十卷，在说明卡片上注明是“元刻本”。我一看就说这部书不收。沈说：“为什么？”我说这是一部日本刻本。因为《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不收外国图书（包括日本、韩国的各种版本），所以就不入目。沈又说：“★★★（北京某馆）认为是元刻。”我说：“那请丁瑜来看。”丁看了意见和我相同。我又说那再请冀大姐（冀淑英）和顾馆长（顾廷龙）看。沈说不必了，看来是日本刻本。事后，我告诉沈燮元，这倒不是我高明，而是事前我曾做过功课，前不久我在成都的四川省图书馆也看到这书，也是作“元刻本”，当时觉得有疑问，那时没有复印机，我就记下该书卷一第一页和其他页的特征，回到上海后，即调出上海图书馆藏的元刻本和日本刻本，仔细比对特征，再请教潘师景郑先生，原来川馆所藏是一个日本据中国元代刻本翻刻的本子。日本早期翻刻中国的书，字体极似旧本，但用日本皮纸，较中国皮纸更韧，此种图书，稍一疏忽，即会走眼。
（二十六）我曾见过一部《草书韵会》，五卷，为日本五山覆明洪武本，大字阔板，半页七行，白口双鱼尾，有“明洪武二十九年丙子日卒刊”一行，于是图书馆编目的人员误作为明洪武二十九年（1396）刻本，此本罗振常《善本书所见录》曾著录。又如《增修互注礼部韵略》五卷，这书有宋刻本，有元刻本，有日本翻元刻本。宋刻本不去说它，十行本。元刻有两本，两本都为半页十一行，一本为元至正二十一年（1361）妃仙兴庆书堂刻本，一为元至正十五年（1355 ）日新书堂刻本，二书在卷一的后面均有牌记可见。日本翻刻本较之元刻的字体更多尖钩，在卷五第五至第八页外有“日本永春刀”五个字，其中“刀”字实应是“刁”字，刁即雕的简字，永春才是刻工。《礼部韵略》的元刻本，有的往往被书贾挖去牌子，以图充宋，这种情况就需要核对到底是哪个元刻本了。
（二十七）日本五山版。五山版是以日本名山佛寺而得名，一般泛指京都、镰仓等地佛寺所刻书而言，其刻书时间约在我国元明期间。日本的目录学家岛田翰《古文旧书考》中有《旧刊本考》，曾详细介绍了日本五山版的书。日本刻本的纸张多是皮纸，较之中国皮纸要韧，纤维较密，容易识别。由于中国、日本的学者、官员互相之间的来往，更有中国学者在日本的访书，像清末的杨守敬等人，所以日本刻本现在流传还是较多的，这些书中往往有日本某寺院、某文库的藏书印，这些也可以帮助我们鉴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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