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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那个在伊拉克和叙利亚废墟里躲炮弹的孩子,已经在中国的烟火里真正重生了。

图源《我重新出生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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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11月20日,天还没亮,方浩明在伊拉克首都巴格达的一家医院出生。那时,他的祖国伊拉克,已经被制裁了九年。

三年后,伊拉克时间2003年3月20日清晨,导弹落在伊拉克首都上空,伊拉克变成了另一个伊拉克。起初,他的父母以为战争很快会结束,一家人守着房子,在炮火中熬了一年多。

直到2005年初,一张美军贴在家门口的白色字条宣判了他们的命运,白色字条意味着这家人必须离开,留下将被视为反抗。科威特和伊朗的边境已相继关闭,唯一仍向他们敞开的,是叙利亚

一家人挤进一辆面包车,颠簸了十八个小时,抵达边境,在叙利亚开始了“暂时的生活”,这一住就是六年,直到一切都慢慢走向稳定,2010年,叙利亚局势动荡,他们再次失去家园。2011年,一家人逃往中国,在这里,他有了新的名字——方浩明,后来,他成为中阿卫视的一名驻华记者,在中国生活至今。

今天这篇文章节选自方浩明的个人回忆录《我重新出生的地方》,书中记录了这位伊拉克少年及其家人如何从叙利亚战火中出走,在中国寻找新生,重塑身份,并最终成为中阿文化交流的见证者与连接者,在中国收获和平与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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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底,一位突尼斯街头的水果小贩因为被警察没收了谋生的推车,并且遭到了羞辱,因此在市政厅前绝望地泼上汽油,点燃了火柴。谁也没有想到,这个年轻人掀起了一场席卷阿拉伯世界的浪潮 —— 阿拉伯之春。

突尼斯街头的呐喊穿越了利比亚的沙漠,来到了我们生活的叙利亚,越来越多的人走上街头,广场上挤满了集会的民众。

起初,我们只是看到家门口的路上多了很多举着标语、喊着话的人。我们不是叙利亚人,只是旁观者,并没有加入人群中凑热闹。那时,我们并不知道这场风暴竟然让初春也成了满目疮痍的寒冬。

事态变得越来越混乱,叙利亚的呐喊中已经有了枪声,游行开始演化成暴乱,村庄在炮击声中被摧毁,一些难民开始逃往黎巴嫩和土耳其。忽然之间,在我们度过六年的平静生活之后,熟悉的氛围又重新笼罩了我们,炮弹即将炸到家门口,就像在巴格达一样。

2011 年初,我们立即做了决定,举家离开叙利亚。但我们要去哪里呢?我们没有考虑伊拉克,当时伊拉克依然很乱,没有工作机会,甚至连电都没有,难民堆得比底格里斯河的石头还多,回去就是再跳一次火坑。

这时,三年前在北京观看奥运会的记忆忽然浮现在爸爸的脑海,那人声鼎沸、井然有序的社会环境依然让爸爸记忆犹新。一个千里之外、语言不通的国度突然成了我们可能的救命稻草。

爸爸先给我的大姐夫打电话:“叙利亚要乱了,能不能帮我们办中国签证?再找份活干?” 姐夫说要想想。与此同时,叙利亚的情况迅速恶化,走进了漫长的黑夜 —— 代尔祖尔的商场关了门,连我们这里的社区都有人开始收拾行李了。

好在没等多久,姐夫回了电话,说签证能办。那几天,我们全家天天守在电话旁,心里都在担忧签证可千万别出什么岔子。在焦急的等待中,我们的签证终于下来了。我们连夜收拾好全部家当,赶到大马士革坐飞机离开了叙利亚,经土耳其中转,飞到了中国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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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的时候,我们一家人非常难过。在叙利亚打拼六年,我们一家过上了比较好的生活。好不容易重新买的房子,虽然不贵,但毕竟也是通过奋斗重建生活的证明。那是一栋三居室,我们住在最高层,可以俯瞰整个迈亚丁。

我们对这里感情格外深厚。离开这里,就像打破已经建立好的生活秩序,重新回到动荡之中,面临对未知的恐惧。这个打击,我觉得一点都不亚于经历当年的伊拉克战争

我在叙利亚的学校里认识了很多好朋友。我足球踢得不错,每次体育课,体育老师会让两个班的班长预选球员,我总是第一个被选中的,其他的球员也都纷纷表示想和我一个球队,我因此结识了很多好朋友,我们经常在一起踢足球。离开前,我还和这群好朋友告别。对于一个十一岁的孩子而言,被迫离开自己的学校,离开自己成长的地方,离开那么多熟悉的朋友,真的难以接受。

父母告诉我要离开叙利亚时,我满脑子都在想叙利亚,我知道我们会去别的地方,只是叙利亚再也回不去了。正如我们离开伊拉克的时候,就知道伊拉克再也回不去了。

当我们以很低的价格卖掉房子、举家前往叙利亚的机场时,我们的亲戚,还有其他伊拉克的家庭还留在这里,留在战争的乌云之下。我们还不知道,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袭击和冲突会笼罩在这个国家,有更多的人即将背上行囊在寒风中寻找生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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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机起飞,窗外的大马士革越来越小,即将飞向土耳其,从伊斯坦布尔中转北京,我的心情又是激动,又是伤感,又是兴奋,又是期待,好几种复杂的情绪交织在一起。这是我第一次坐飞机,飞往陌生的国度。那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呢?语言不通、风俗不同,可能连饮食都不喜欢,我能适应吗?

我出生于战争的阴影下,四岁从战乱中逃离,脑子里全是炸弹爆炸的火光,是叙利亚给了我一个相对和平、安定的家园。可是好不容易建立的安全感,就这样突然破碎。

在前往中国的飞机上,我想到妈妈说过的那句话——我是一个不该出生的孩子。只是,妈妈依然很庆幸我来到了这个世界,来到了他们身边。我也从没责怪爸爸妈妈把我生下来,我对他们只有崇敬和感激。但这样一直被战争追逐,四岁逃一次,十一岁又逃一次,有时候我也会自问:我来到这个世界,难道就是为了躲避炮火吗?

我舍不得离开叙利亚,舍不得学校门口卖的煮好后撒上柠檬的美味鹰嘴豆,舍不得袋装的可乐,同时对中国又怀有一种期待和惧怕的复杂感情,那毕竟是一个陌生遥远的国度。

我们曾在电影里认识中国—— 李小龙的拳脚、成龙的功夫,我和哥哥以前还学着电影里的样子,在院子里比画“嘿哈”的招式。可功夫片里没说中国人早饭吃什么,没说他们是不是会像叙利亚邻里之间那样和谐,更没说他们会不会接纳我们这些从战火里逃来的人。

三年前,为了送姐姐出嫁,爸爸来到了中国北京和宁夏,还在北京看了奥运会,回到叙利亚后,他兴奋地说:“中国跟这里完全不一样,是另一个世界,街道很干净,公交车上的人都很礼貌。”

爸爸还说起过中国的食物,他说北京的饺子咬开有汤汁,宁夏的羊肉和伊拉克老家的一样香,说得我们这些没出过远门的人,心里既痒又怕。妈妈问:“语言不通怎么办?万一人家嫌弃我们是难民呢?”爸爸说:“再难,能比在巴格达躲炸弹难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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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 2 月,飞机降落在北京,姐姐和姐夫来接我们。第一次坐中国的公交车,我呆呆地盯着窗外二环边上的古色古香的建筑 —— 没有弹孔,没有断墙,没有硝烟,街上的人脚步从容,不像在面临战争的叙利亚,每个人都急匆匆的,像是被什么追赶着。

姐夫带我们去天安门,红墙金瓦看得人眼睛发直,我被那雄伟的建筑和往来的人潮惊呆了,像是在另一个世界。十一岁的我永远不会想到,就在十四年后,我会在宽阔的长安大街上作为记者报道一场震撼世界的阅兵仪式。

两周后,我们前往宁夏银川,车开进永宁县时,我闻到了空气里的麦香,和叙利亚的味道有点像。我们住在学校的家属院里,房子不大,但窗明几净。

刚住下没几天,一天晚上,临近半夜十二点,我们听到外面有噼里啪啦的爆炸声,我吓了一跳,赶紧跑到父母身边:“是炮弹吗?我们要躲起来吗?”

妈妈也很奇怪:“不可能这么倒霉吧?难道刚到一个新地方重新开始生活,战争也跟过来了吗?”

爸爸穿上衣服,打开门,我们都愣住了:漫天的烟火像怒放的花朵,红的、金的,把夜空映得亮堂堂的。院子里,还有几个和我同龄的孩子在一起燃放爆竹,绚烂的火花照亮了每个孩子的笑颜,无忧无虑。

后来我才知道,原来这就是中国的除夕之夜,是中国最重要的节日,亲人们团聚在一起,举国同庆。

阿拉伯国家也有盛大的节日,比如古尔邦节和开斋节,每逢这些节日,我们也会在晚上放烟花、宰羊、做烤鱼、煮库斯库斯(非洲小米),热热闹闹。只是战争来袭以后,烟花变成了炮弹光,节日的香味变成了硝烟味,老百姓也不怎么过节了。

中国节日的氛围,让人震撼。那画面我此前从来没见过,2011 年的除夕之夜,让我第一次感受到了烟火气。当我还在伊拉克和叙利亚时,也曾见过漫天 “烟火”,但那是令人恐惧的烟火。在这里,烟火是寓意祥和、快乐、富足的花朵。

曾经,我心中的世界一直是另一个样子:无处不在的士兵,随时响起的防空警报声,在烟尘滚滚的废墟之上,导弹划过夜空。虽然一家六口人还在一起,但我们似乎还从来没有真正放松下来过一个节日。

直到那个午夜看到了中国春节的烟花,我才知道什么叫团圆,什么叫一家人在一起,放下一切,只要开心。那一刻我才懂,原来不管在哪里,家人团聚的暖是一样的,只是中国的暖,多了份不用提心吊胆的踏实。

正因为那一晚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所以春节是我最喜欢的中国节日。我喜欢融入这样辞旧迎新的氛围中,喜欢跟中国的朋友一起共享欢乐。直到如今,每年的春节我都会和家人在不同的城市度过,一起吃团圆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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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母在国际语言学校(后来改叫宁夏商贸职业学校)找到了工作,爸爸主要负责介绍外国学生前来就读或是介绍中国学生去外国上学,妈妈是阿拉伯语老师。在此之前,学校教阿拉伯语的老师很少,几乎没有外国人。

我和二姐、哥哥也都开始学习中文,先是自学,再去学校进行系统学习。那一年,二姐和哥哥年龄大一些,可以去语言班里学习中文,但我才十一岁,年龄达不到进语言班的标准,永宁县第三小学的校长笑眯眯地看着我:“没事,先到四年级试试,我们一起想办法。”

插班时,三班的班主任王老师很喜欢我,希望我去她的班里。无论我做什么事情她都会鼓励我,她是我上小学时最喜欢的老师。

中文太难了,和阿拉伯语完全不一样。上课时,看着黑板上的汉字,宛如天书。在叙利亚我的学习成绩很不错,可在这里我连题目都看不懂。我很沮丧,感觉自己这辈子都学不会中文。

一下课,同学们就把椅子转个方向对着我,纷纷在我四周坐下,用永宁县的方言说:“你是哪里的?”“你叫什么名字?”“你会不会踢足球?” 那种 “万众瞩目” 的感觉,不是被排斥,而是像被阳光裹住的暖。因为听不懂,我像只受惊的小鹿,用最原始的交流方式,只能一直用手比画。

就是这样,我被扔进了中文环境里并逐渐学会了中文,直到 2012 年我的中文变得流利。渐渐地,我学会用中文写字、背诗、考试、写作文。

难归难,但说到底这些并非不能承受的困境。我之前遇到的困难是什么,我自己心里最清楚。是的,跟战争相比,这些都不是困难;跟战争相比,一切都能克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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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宁夏,我们很快就适应了。这里的大盘鸡和我们那里很像,臊子面是我的最爱;出门在外,街上的人虽然能看出我们来自中东地区,但也并不觉得稀奇,对我们报以友善的目光。

在叙利亚时,就因为我们是伊拉克人,哪怕说着同样的阿拉伯语,也总被当作外人。可在中国,陌生人的眼神里只有好奇与友善,类似偷自行车的事再也没发生过,人们张开臂膀接纳了我,帮我迅速从战争的阴影里走了出来,让我意识到自己在这里真的有了新的生活,完全不一样的生活。战争会把人分为三六九等,但善良与淳朴并不会看你来自哪片土地。

我渐渐成了小学里的“小明星”,在学校历届的足球比赛中拿了好几个冠军。还有一次永宁县举办演讲比赛,王老师鼓励我参加,可对我来说这太难了,我根本背不下那么长的文章。

王老师说:“没关系,不试试怎么会知道呢?”演讲那天,我化好妆,人生第一次穿上燕尾服,走进教室,同学们都震惊了:“艾明,你好帅!”这让我的压力突然小了很多。舞台上,当我演讲完,底下掌声雷动,他们没想到一个小小年纪的外国人也可以讲得这么好。我永远记得我的小学班主任,她的鼓舞让我进步飞快。

春节时我们全家团圆,看着窗外的烟花。战争虽然把我们从一个家赶到另一个家,却也让我们在陌生的中国,找到了比安稳更珍贵的东西:不用担惊受怕的节日,能安心读书的教室,还有笑着递来食物的陌生人。

战争最残忍的是让你以为安稳都是偷来的,可中国让我们知道,安稳也能是日子本来的样子。现在我会说流利的中文,可每次吃宁夏的羊肉时,还是会想起伊拉克的大饼;每次看春节的烟花,还是会想起伊拉克古尔邦节的旧时光。只是那些牵挂,不再带着恐惧,而是变成了心里的光。中国的烟花,照亮过我们最慌乱的夜晚,也照亮了我们在异乡的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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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稳的日子里,家乡的消息像根刺,总在不经意间扎疼我们。那时,我们的电视安装了机顶盒,可以收看阿拉伯新闻节目。

每天晚上放学回家,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半岛电视台,那时电视上二十四小时连续直播叙利亚的情况,代尔祖尔情况一天比一天动荡,叙利亚曾经和平的抗议滑向了武装冲突的深渊。那时,我姨姨家和舅舅家还在代尔祖尔,他们每天都会和我们通话,了解彼此的情况。

我想,这里的人们知道我们那边是这样的吗?因为我并不知道中国人看不看中东新闻,关心不关心那里发生的事。

在慢慢学会了一点中文后,我问中国朋友:“你知道我们那里都发生了什么吗?”朋友说他们都在关注,并且当时叙利亚的情况全世界都在关注。

作为原本生活在战争里的人,我突然发现,原来全世界的人也都在看着我们。原来那些我们以为只有自己在承受的苦难,一直都有人在注视着。尽管残酷的战争让人觉得孤立无援,可那一刻我忽然明白,人类的悲悯从没有国界。幸运的是,我们一家逃离了战火,同时成了战争的亲历者和旁观者。

这种认知,让我在心里埋下了当记者的种子。新闻就像一座桥,能让远方的哭声被听见,能让陌生的人彼此了解。就像这些战争难民的遭遇,若不是新闻报道,又怎能让其他国家的人知道?因为这样,我从小就爱看新闻,我感到新闻报道是一种非常有价值、有力量的中介,在所有人之间搭建心灵桥梁。我更加坚定了当记者的志向。

我最开始学习中文,只是为了生活的便利,并不了解中国的历史、社会、文化,但随着学习程度的加深,通过图书、新闻,我也慢慢地开始了解中国,这个我正在生活的国家。

尤其是我慢慢地开始能看懂中文新闻了!在我的记忆中,第一个印象深刻的新闻是 2013 年的 “一带一路” 倡议,当时阿拉伯语的电视台和中文的电视台都在报道,让我知道中国和阿拉伯世界正越来越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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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的一天,妈妈接到了外公打来的电话,电话那头的外公一直在哭。妈妈着急地跟外公说了什么,也哭了起来。

我们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直到妈妈挂了电话,告诉我们,我姨姨的儿子在街上买阿拉伯大饼时,不远处突然发生了枪战,尽管表哥已经及时躲避,但在枪林弹雨之间,一颗子弹仍从他的右下腹部贯穿。表哥忍着伤痛一路回家,不断安慰姨姨自己没事。那时,代尔祖尔已经彻底成了战场,表哥无法去医院,在家仅靠布条和碘酒治疗休养。

我们很想把姨姨和舅舅一家接到中国来。幸运的是,当时学校正缺会做阿拉伯餐的厨师,姨姨和舅舅做饭的手艺都很好,在叙利亚时做的饭菜就是街坊邻里夸赞的美味。

父母找了很多人帮忙,跑签证,办手续,终于在 2014 年,我们把姨姨家和舅舅家接来了中国。他们在学校负责阿拉伯餐,每天都做不同美味,窗口大排长龙。打餐时,学生们会问姨姨:“妈妈,今天又做了什么好吃的呀?”

如今,我那个中枪的表哥在中国发展自己的事业,成了知名网红,也就是博主 “老王在中国”,他也有了自己的中文名字王立轩。在互联网上,老王通过美食视频吸引了千万粉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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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王说:“经历过生离死别的痛楚,更懂得珍惜来到中国后安定生活的来之不易。”他的话戳中了我们这些人的心底 ——战争夺走了太多,可中国给了我们重新拥有的机会。

那个曾经以为自己学不好中文的沮丧男孩,如今已经成了全家中文最好的人。反而是我的父母,一直不擅长中文。当我的姐姐、哥哥都外出学习工作时,我就成了父母的翻译,哪怕父母去菜市场买菜也要带着我。

我最头疼的是帮爸爸还价,摊主说五十,他非要喊二十,我涨红了脸不想开口,在伊拉克我们连讨价还价的余地都没有。这里的人那么朴实善良,连陌生人问路后都会说“谢谢”,我想说:“该说谢谢的是我。”

我曾是个在战火里长大的内向孩子,听惯了防空警报,看惯了残垣断壁,以为这辈子都要带着恐惧活着。

可在中国的这些年,在草地上和朋友们踢足球的畅快、表哥老王视频里的烟火气,慢慢融化了我心里的坚冰。有时回宁夏,和老朋友们踢完球去吃面,常常去吃的那家臊子面店的老板还认得我。

战争能摧毁房子,却毁不了人们想好好活着的心。中国给我们的,不是暂时的避难所,而是重新出生的机会。

如今的我,能流利地说中文,能写长长的文章,能在陌生人面前笑着打招呼,还能在镜头面前向全世界展示我所了解的中国,越来越多的人知道我。我知道,那个在伊拉克和叙利亚废墟里躲炮弹的孩子,已经在中国的烟火里真正重生了。

《我重新出生的地方》方浩明 著/果麦文化 天津人民出版社

已获权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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