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宏伟，哲学博士，首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专家，全国宣传思想文化青年英才。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意识形态等相关领域的问题研究。出版《少年儿童组织与思想意识教育概论》等个人专著5部。
“有空再回来！”
一个小朋友送别即将返程的小伙伴，嘴里喊着这句话。起初，他的伙伴没听清——“你说什么？”“有空再回来！”“好的。”简单的对喊，寥寥数字，却有着惊人的穿透力。这句话，也成了2026年春节无数人的网络共同记忆。
被这个场景触动的有李宏伟：“它对我触动特别大。”那个送别的瞬间，像一颗石子投入心湖，泛起涟漪，久久未曾散去。现代人是孤独的，现代社会的大分工将人抛向高度专业化的角色里，人与人的联结更多是功能上的协同，而非生命上的交融。李宏伟说：“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与他人和共同体的关系‘若即若离’。该离的时候可以离，但离了之后，人与人还是要多交流，哪怕只是聊聊天。”
闲谈时，他笑着告诉我们，他平时也常打开手机刷视频。那个送别场景，正是他在短视频平台上刷到的。对他而言，刷视频更多是了解当下年轻人兴趣与精神状态的一种途径。这份习惯，源于他内心的担忧，也即作为一名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如果不能与学生的真实处境产生共鸣，课堂和理论就会陷入“失语”的境地。他为此一直努力将马克思主义的教学与研究，从“文本中心”转向“问题中心”，“不是去证明马克思‘说对了什么’，而是去研究马克思‘还能帮我们看清什么’。”
技术变革，正成为当代人感触最深的命题之一。李宏伟对技术替代人的工作、接管人的闲暇保持警觉：“人，永远应该是技术的主人，而不是算法的奴隶，这就是我们在数字时代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终极意义。”但这并不意味着拒绝技术。他说：“我们的任务不是诅咒技术，而是要驾驭技术。”这是一条比做选择更艰难，也更长久的文化思考之路。
暮春之际，我们在首都师范大学（校本部）见到了李宏伟。话题从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来路谈起——那是一个年轻人求学阶段的困惑与蜕变——随后转入他对哲学与真实世界关系的思考，以及“第二个结合”等研究课题。
把理论放到现实磨刀石上
新京报：李老师好，2005年你本科毕业并获得文学学士学位。请问具体是中文专业吗？此后，你继续攻读硕士学位，并选择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研究方向。哲学与文学在课程体系、学科语言及思维范式上存在诸多差异，在一般的理解上，文学侧重于感受，而哲学更强调抽象的思辨。当时为什么换了专业进行深造？
李宏伟：我本科是在山东烟台大学中文系就读的，当时我们的培养计划遵循大文科、大人文的思路，秉持文史哲不分家的理念。在主修汉语言文学的同时，也开设中哲西哲马哲美学等相关课程。尤其是在学习西哲的过程中，感到既好玩，又迷茫。好玩的是古人对人生对世界怎么有那么多奇奇怪怪的想法，迷茫的是粗浅接触到一个新的学科领域，很多名词概念是懵懂的。于是下课后就经常跟我们的任课教师请教问题，慢慢对哲学有了一些兴趣。
要说换到马哲赛道上，还要谈到榜样的力量。当时我们学院的师兄师姐考研有考上北大中哲的、南开中文的、人大党史和马哲的等。听了他们的考研经验分享之后，又课下跟他们交流，才最后决定考马哲专业。经过大三下半年和大四上半年的全力备考，最后有幸被人大马院马哲专业录取。
新京报：从那之后，你是如何一步一步走上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道路的？
李宏伟：这期间大约经历三次“蜕变”吧。
第一阶段，我称之为理性的“祛魅”与“苦读”。刚读硕士时，打击是巨大的。因为自己属于跨专业考研，既要主修马哲专业课的内容，也要辅修中哲西哲等内容。初入哲学门庭，一下子被“异化”“物化”等术语绕得头晕。我的导师一句话点醒我：“别把马克思当神，当战友。”我开始恶补知识、疯啃原著，逼着自己丢掉文学式的感悟思维，建立哲学式的逻辑思维。
卡尔·马克思（德语：Karl Heinrich Marx，1818年5月5日－1883年3月14日）肖像照，由英国肖像摄影家约翰·梅耶尔于1875年拍摄。
第二阶段，是现实的“刺痛”与“转向”。博士毕业进入大学任教时，我曾一度陷入一种“经院哲学”的自满，觉得掌握真理的密钥，可以轻松给学生打开思想的谜团。但很快，现实给了我狠狠一击。因为在课堂上讲的那些条条框框，面对学生提出的现实困惑（比如当时的食品安全等问题）时，常常显得解释力不足。这种“失语”的状态迫使自己开始“向下看”。利用工作之便、课下之余开始关注社会现实问题，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放到中国的现实磨刀石上去打磨。这一阶段，我才真正对马克思的名言——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有了切身的感悟。于是，自己的学术研究开始从文本考据转向现实问题研究。
第三阶段，是文化的“寻根”与“融合”。年过四十以后，也就是最近这几年，随着阅历的增加，自己早年文学背景的“后劲”上来了。我开始意识到，单纯用西方的范畴解释中国，总觉得隔靴搔痒。于是开始回归，思考如何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恰逢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建党100周年大会上提出“两个结合”的重大论断。这不仅仅是政治命题，更是我个人的心路历程。中文给了我文化的“根”，哲学给了我理性的“魂”，现在我正试图把这两者打通——用中国话语，讲好马克思主义道理。
纪录片《何以中国》（2023）画面。
文化不是僵死的化石
新京报：“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当前的研究热点，正如你刚才所说，随着阅历的增加，你个人对理论和经验两者刚好也有了新的感受和思考。过去这几年，你围绕这一主题撰写并发表了多篇专论，如《论“两个结合”对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方法论创新》（《马克思主义研究》2022年第12期）。从哲学层面来看，“结合”的内在逻辑是什么？它又如何在“文化生命体”的意义上实现理论创新？
李宏伟：这是一个极具深度且触及时代脉搏的问题。总体而言，如果说“第一个结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侧重于解决的是“路怎么走”的问题（实践论层面），那么“第二个结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则侧重于“根扎在哪”和“魂如何铸”的问题（本体论与文化哲学层面）。早在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就明确指出：“‘结合’不是‘拼盘’，不是简单的‘物理反应’，而是深刻的‘化学反应’。”“两个结合”是我们取得革命、建设、改革一系列成功的最大法宝。其中，“结合”的前提是彼此契合，结果是互相成就，实质是打开创新空间。
李宏伟在首师大（北一区）文科楼。新京报记者 王远征 摄
谈及“文化生命体”，这是一个非常精彩的哲学隐喻，意味着文化不是僵死的化石，而是一个有呼吸、有代谢、会生长的生命系统。在这个意义上，“第二个结合”实现理论创新的机制，其实就是一种“生命体的新陈代谢”。“第二个结合”解决了“文化主体性”的焦虑，实现了明体达用、体用贯通的统一。长期以来，我们在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着一种深刻的隐忧：现代化似乎等同于西方化，要么割断传统拥抱西方（失去根），要么固守传统排斥现代（失去魂）。“第二个结合”解决了时代焦虑，将马克思主义之“魂”，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之中。马克思主义让我们站得高（有真理的高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让我们扎得深（有历史的厚度）。高度与厚度的结合，才支撑起了我们今天这个丰满、立体、具有生命力的文化主体。
“从本体、本原的角度阐释‘两个结合’，毫无疑问，结合的本体、承载的母体是社会存在，即鲜活的社会实践和民众的日常生活。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唯物史观出发，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作为一种思想理论和观念学说，根源于社会存在。” ——李宏伟：《论“两个结合” 对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方法论创新》，《马克思主义研究》2022年第12期。北京市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创性贡献研究”。
新京报：你特别论述了“两个结合”既是世界观，又是方法论。如何理解？
李宏伟：将“两个结合”上升到世界观与方法论相统一的高度来把握，才算真正吃透了它的理论本质。一般而言，世界观解决的是“是什么”和“为什么”的问题，方法论解决的是“怎么办”的问题。“两个结合”正是将这两者完美统一起来的典范。“两个结合”绝不仅仅是一个政治论断或历史事实的描述，它在哲学层面上具有双重属性：既是我们认识中国道路、理解中华文明的世界观（怎么看），又是我们推进理论创新、解决现实问题的方法论（怎么干）。
一方面，作为世界观而言，“两个结合”重塑对“真理”与“文明”的认知图景。“两个结合”回答“我们从哪里来、现在在哪里、要到哪里去”的根本问题，提供一幅全新的认知地图。“两个结合”打破“传统与现代”的二元对立，即传统不是包袱，而是资源；外来不是异物，而是养分。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是“油水分离”的，而是可以“水乳交融”的。世界观的核心指向是对自我的认知，而“两个结合”确立“主体性”的基石，解决“我是谁”的问题。通过“两个结合”，我们明确自己的文化身份和理论坐标，不再是西方理论的“搬运工”，也不再是传统的“守墓人”。这种新的世界观让我们看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既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植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沃土。它让我们在精神上独立自主，拥有坚定的文化自信和理论底气。这就是世界观层面的“安身立命”。
另一方面，作为方法论而言，“两个结合”提供推进理论创新和实践突破的“操作手册”。它引导人们在面对具体问题时，应该遵循什么样的原则、运用什么样的路径去解决问题。要坚持“魂脉”与“根脉”双向贯通激活，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积极推进情境化创新，把理论放入具体的中国语境和深厚的历史语境中去考量。要强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实践机制，不断推进试错、调适、重构、迭代的理论升华。
从“文本中心”转向“问题中心”
新京报：有一种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现有的研究范式与学术生产方式或已触及瓶颈，有观点建议要以“文本中心”转向“问题中心”。在当年的学习和后来的研究中，你是否感受到过这种焦虑？
李宏伟：这是一个非常犀利，但也非常中肯的问题。这些年，自己也深切感受到这种学科焦虑。你说的以“文本中心”转向“问题中心”，需要切实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方法论创新，不是“脱离经典”否定文本研究，而是以问题为导向深化文本研究。
李宏伟为研究生准备的方法论课。新京报记者 王远征 摄
求根溯源，焦虑主要来自以下四个层面的“失重感”：
第一，是“坚守初心”的焦虑：我们研究的目的到底是什么？著作等“身”与著作等“心”是不是正比关系？有没有急功近利、逃避现实？是不是真正把论文写在大地上，还是只写在项目申报书中？今年恰逢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十周年，作为科研工作者，我们需要积极树立良好学术道德，自觉遵守学术规范，讲究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真正把做人、做事、做学问统一起来，在为祖国、为人民立德立言中成就自我、实现价值。
第二，是“话语内卷”的焦虑：我们在自说自话吗？用传统的理论范式在解释当今世界时，会出现明显的“时差”。当年马克思面对的是蒸汽机和电报，列宁面对的是电气化，而当前我们面对的是人工智能、算法霸权、生物技术革命以及逆全球化的复杂格局。更为甚者，很多研究变成自说自话的“经院哲学”，变成只有极少数同行才看的“学术黑话”。我们发表了大量论文，引用率很高，但很多是在既有的范式里打转：用马克思的术语解释马克思，用西方的概念裁剪中国的现实，或者陷入纯粹的文本考据。这种“有学术无思想、有产量无影响”“论文只有编辑和作者看”的现状，确实让人深深焦虑。
电影《青年马克思》（Le jeune Karl Marx，2017）剧照。
第三，是“跨学科壁垒”的焦虑：我们的工具箱够不够用？现在的年轻人面对的是大数据、人工智能、神经科学、复杂系统理论。而我们的传统研究范式，有时还停留在19世纪的古典政治经济学框架或20世纪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批判逻辑中。如果不主动吸纳自然科学和社会学的新成果，不解决知识更新速度滞后于现实变革速度的矛盾，马克思主义就有被边缘化的危险，变成博物馆里的展品，而不是实验室里的活体。
第四，是“代际传承”的焦虑：如何跟“数字原住民”对话？马克思曾强调，只有彻底的、抓住事物的根本的理论才能掌握群众，“而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现在的青年学生是看着短视频长大的。他们反感宏大叙事，排斥教条式的灌输。如果我们还沿用“原理+例子”的老套路，或者只会用晦涩的学术术语，根本无法进入他们的精神世界。我曾见过学生在课堂上眼神游离，却在课后热衷于讨论存在主义或自由主义思潮。这让我警醒：如果我们的研究范式不能转化为青年人有共鸣的话语体系，马克思主义就会失去未来。这种“失去年轻一代”的恐惧，比任何学术指标的压力都更沉重。
《少年儿童组织与思想意识教育概论》
编著：李宏伟
版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9年5月
新京报：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育者、研究者，你认为在日常的教研工作中应当如何努力？在你所做的尝试中，有哪些经验？
李宏伟：焦虑之后，是破局的冲动。所谓的发展“瓶颈”，恰恰是范式革命的前夜。
一是积极推动“有组织的科研”与跨界融合。以我们首师大为例，近年来我们积极践行“第一班主任”制度，主动邀请专家教授、企业家、政府官员到校与师生面对面研讨、交流；拥抱“新文科”，主动引入政治学、社会学、管理学的方法，尝试用自然科学的方法验证某些社会学假设，用认知科学的成果丰富对人的本质的理解。
二是从“文本中心”转向“问题中心”：在指导学生毕业论文、社会实践时，引导学生直接介入社会热点。质言之，不是去证明马克思“说对了什么”，而是去研究马克思“还能帮我们看清什么”。
三是积极重构话语表达：在课堂上开始尝试“去教条化”，用年轻人的语言讲深刻的道理。不再回避敏感问题，而是带着学生一起用马克思的方法去“解剖”这些问题。对此，习近平总书记也深刻指出：“要落到把思政课讲得更有亲和力和感染力、更有针对性和实效性上来，实现知、情、意、行的统一，叫人口服心服。”
我们的任务不是诅咒技术，而是要驾驭技术
新京报：当下，新技术正在深刻重塑我们的工作和生活。以工作为例，在AI与自动化的加速迭代中，人们或多或少都在担心“掉队”，甚至被替代。正因如此，每一次技术新动向都会在网上引发热议——最近的“养龙虾”便是一例。在你看来，当下的数字技术（如AI、大数据等）在提高生产效率的同时，是否也在制造新的异化形式？
李宏伟：你提到的“养龙虾”这个看似戏谑的网络热点，其实它折射出的是现代人在数字技术狂飙突进下的“存在性焦虑”。作为一名马克思主义传承者，深感当下的数字技术（AI、大数据、算法）在极大提高生产效率的同时，确实正在制造新的、更隐蔽的，也更深刻的异化形式。
这些新的异化，可以称之为“数字异化”或“算法异化”。
一方面，劳动过程日益成为“透明化牢笼”。以前，工人在流水线上被工头监视；现在，算法成为隐形的监工，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白领困在钉钉和飞书里。我们生产出数据，数据却成为监控和规训我们的“数字牢笼”。人们越是活跃地参与数字生活，就越是成为算法的“燃料”。更可怕的是，技术让工作与生活的边界消失了，智能终端让人们随时随地处于“待命”状态。以前的“他人剥削”变成“自我剥削”，每个人都积极主动把自己变成需要优化的项目。这种异化让我们误以为自己在追求自由和效率，实际上已成为数字资本的附庸。
另一方面，人的主体性变得日益“数据化”与“客体化”。在信息茧房和短视频的轰炸下，我们看似拥有无限的选择权，实则被算法投喂所圈养。人的主体性正在丧失，情感被流量裹挟，思维被标签定义。我们不再是完整的、有创造力的人，而变成了一个个被数据画像定义的“用户标签”。在大数据和AI面前，人被还原为一串串数据。主体的喜好、行为，甚至情绪，都变成被计算、被预测、被操纵的“用户画像”。当人们使用AI工具时，我们的思维逻辑正在被工具反向塑造。人不再是技术的主人，反而成为训练算法的“数据矿藏”和“标注员”。
《管理效率的哲学研究》
作者：李宏伟
版本：知识产权出版社 2013年12月
新京报：马克思的哪些哲学遗产可以为我们提供应对的参考？
李宏伟：面对这些新问题，我们仍然可以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库中，找到破解之道。
首先，可以透过“技术中立论”的迷雾，批判“资本逻辑”对技术的绑架。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深刻指出：“机器就其本身来说缩短劳动时间，而它的资本主义应用延长工作日。”今天同样如此。AI本身是生产力飞跃的工具，但在现有的生产关系下，它首先被用于削减成本、监控劳动、制造消费陷阱。马克思告诉我们，解决问题的出路不在于砸碎机器，也不在于逃避现实，而在于改变技术的使用逻辑。于是，我们必须追问：AI创造的财富流向了谁？算法的权力由谁监管？这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给我们的底气——问题不在于技术本身，而在于谁在主宰技术。如果算法的目标仅仅是资本增值（如最大化用户停留时间、最大化配送效率），那么异化就不可避免。对此，我们需要推动“算法向善”的制度变革，要求算法的透明化、可解释性，并探索数据公有制或数据分红机制，让劳动者共享数字红利，而不是被数据剥削。
《资本论》，马克思手稿局部。
其次，重启“活劳动”的主体地位。马克思曾把劳动区分为“活劳动”（人的创造性活动）与“死劳动”（积累的资本、机器等）。当前的趋势是，过去积累的海量数据（死劳动）正在通过AI试图全面控制甚至替代人的活劳动。马克思主义提醒我们，人之所以为人，根本就在于劳动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即使AI能写出文章、画出图画、生成视频，也不能代替人们对具体劳动的参与，具体劳动孕育着人类对“活人感”的占有，对“确定性”的寻求。我们要坚守人的存在性与不可替代性，那些包含情感交互、价值判断、复杂伦理抉择的劳动，是机器无法完全覆盖的。也是我们对抗“无用感”等焦虑的核心载体。
再次，坚定从“必然王国”迈向“自由王国”的愿景。马克思有一个著名的论断：“自由王国只是在必要性和外在目的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才开始。”技术的发展本应是为了把人从繁重的重复性劳动中解放出来，让人有更多的时间去从事艺术、科学、社交等自由活动。如果我们因为AI技术的发展而感到恐慌，那是因为社会分配机制和劳动制度还没有跟上技术进步的步伐。社会政策应从“充分就业”转向“充分发展”，探讨全民基本收入（UBI）、缩短工时，利用技术带来的生产力飞跃，去追求马克思所说的“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批判”的自由生活，让人类真正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
回到你提到的“养龙虾”和“掉队”的焦虑。这种焦虑的本质，不是技术太先进，而是我们的社会关系、分配制度、价值观念还没有跟上技术发展的步伐。作为马克思主义学者，我认为我们不必悲观。马克思留给我们的最大遗产，不是具体的结论，而是一种信念：技术本身具有解放的潜能，但只有通过社会关系的变革，这种潜能才能转化为现实。作为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我们的任务不是诅咒技术，而是要驾驭技术。
人，永远应该是技术的主人，而不是算法的奴隶，这就是我们在数字时代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终极意义。
新京报：我们或许随口就能说上几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经典命题，如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运动的，运动是有规律的，规律是可以认识的。当然，这种理解还停留在考卷的表述里，还未沉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部。那么，如果请你向读者介绍马克思主义哲学，你会从哪儿说起？
李宏伟：如果让我向读者介绍马克思主义哲学，我会从马克思17岁时的中学毕业论文《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开始，尤其是会引导大家铭记结尾那振聋发聩的誓言：“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推崇这段内容，是因为这段话里藏着马克思主义哲学最滚烫的初心：它从来不是冰冷的逻辑推演，而是一颗年轻心灵对“人如何活得有尊严”的深切追问。它告诉我们：哲学的起点，是人；哲学的归宿，也是人。
学生时期的马克思肖像（1836年）。
马克思是理想主义者，矢志共产主义美好愿景；马克思也是人道主义者，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马克思主义不是要求读者“背诵真理”，而是邀请大家“活出追问”。从关心身边一个同事的处境开始，从质疑一条推送背后的逻辑开始，从为社区一棵老树的存留发声开始……此时你已经在践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诉求。每一次对不公的凝视、对美好的追寻、对“人何以为人”的温柔守护，都是真正“沉入”马克思主义“内部”的模样。马克思主义的终极使命，就是让每个人都能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让我们在劳动和生活中，重新找回作为“人”的尊严与自由。这就是那个没有写在考卷上，却写在人类历史进程中的马克思主义。它不仅解释了世界何以如此，更许诺了一个世界应当如何的未来。
——同题问答——
新京报：如果能超越时间的限制，你最想和哪位前人或古人（不限于学术界）一起共事，完成一项研究项目？
李宏伟：我希望能与鲁迅先生一起共事，完成一项研究项目。之所以选择鲁迅，既出于对文学爱好，也源于一名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的深切共鸣。
行走中的鲁迅（1881年9月25日—1936年10月19日）先生。
马克思的伟大在于他用政治经济学这把手术刀，剖析了资本主义的“病理”。而鲁迅，则是用文学和思想的手术刀，深刻解剖中国传统社会和国民性的“病灶”。如果能让马克思的“结构分析”与鲁迅的“灵魂透视”相结合，我们或许能画出一张更精准的中国社会精神图谱。
马克思一生都在绝望中寻找希望，在包围中寻求突围。鲁迅先生也是如此，他深知“铁屋子”难以打破，深知旧势力的顽固，但他依然要做那个“真的猛士”。这种“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孤勇，这种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的辩证法精神，是我们灵魂深处最契合的连接点。与他共事，会让我在面对当下的学术焦虑和现实困境时，获得一种跨越时空的精神支撑。
此外，对于“第二个结合”，鲁迅是最好的对话者。鲁迅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最深刻的批判，但他骨子里又流淌着中国传统士大夫的刚硬与悲悯。他是在“反传统”中确立现代中国的精神脊梁。当下的我们，正在探索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如何“取其精华，去其糟粕”，鲁迅是最好的向导。他既能一眼看穿“吃人”的礼教，又能挖掘出“中国的脊梁”。与他共事，能帮助我们在“两个结合”的过程中，避免陷入盲目复古或全盘西化的误区，找到真正属于中国人的现代精神归宿。
新京报：你如何理解城市与学术的关系？北京这座城市和你的学术研究，有着怎样的关系？
李宏伟：学术不只是书斋里的玄想，它本质上是对社会存在的反映与反思。而城市，正是现代社会存在最典型、最浓缩的形态。具体到北京与我的学术研究，这种关系更为深刻且独特。我已在北京学习工作生活二十余年。对于一位马克思主义学者而言，北京不仅仅是一座居住地，它更像是一个“天然的辩证法实验室”。
第一，北京赋予我极强的“历史感”和“厚重感”。在别的城市，历史可能只是博物馆里的陈列；但在北京，历史是触手可及的日常生活。当我穿过古老的胡同，抬头却能看见远处巍峨的现代化摩天大楼；当我站在圆明园的废墟旁，思考中华民族曾经遭受的苦难与如今的复兴。这种时空的剧烈折叠，让我对“古今中外”这四个字有了切肤之痛。这种历史的厚度，让我在研究“两个结合”、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时，绝不仅仅是在做逻辑推演，而是在面对实实在在的文化生命体。北京这座城市本身，就是“第二个结合”最生动的样本。
第二，北京的“政治中心”属性，让我时刻保持理论的“在场感”。这里是党和国家出台大政方针的前沿，是各种思想交流碰撞的高地。身处其中，我能第一时间感受到时代的脉搏和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
第三，北京独有的“大气”与“包容”，重塑我的学术格局。北京这座城市，既有皇城的威严与秩序，又有市井的烟火与杂乱；既有顶尖高校的精英话语，又有“北漂”群体的生存焦虑。这种复杂的生态，让我学会在研究中避免“单向度”的思维。当我思考“异化”或“人民主体”时，脑子里浮现的不仅是书本概念，还有北京街头忙碌的外卖小哥、高楼里加班的白领、公园里唱戏的大爷。北京就像一个巨大的熔炉，它教会我：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必须要有吞吐山河的气度，要能装得下这世间万象，要能容得下最广泛的现实关切。
——李宏伟书单——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作者：[德] 卡尔·马克思
译者：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版本：人民出版社 2018年4月
这是马克思年轻时的未完成稿，也是他思想形成的“秘密诞生地”。这是马克思最“有人情味”的著作，是理解“异化”与“人的解放”的源头。如果说《资本论》展示马克思作为科学家的冷峻，那么《手稿》则展示他作为人道主义者的炽热。书中不仅谈经济，更谈感性、谈审美、谈爱。马克思描绘共产主义不仅是制度的变革，更是“人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人的复归”。
《实践论》
作者：毛泽东
版本：人民出版社 1992年1月
如果说马克思提供世界观，那么毛泽东则在中国语境下提供最地道的方法论。这篇长文虽然写于延安时期，但它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贡献是奠基性的。它不仅回答了“知”与“行”的关系，更教会我们如何在中国的大地上思考。书中的核心观点——“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是理解“两个结合”、理解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一把钥匙。它告诉我们，真理不是书斋里的冥想，而是在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中生成的。
《单向度的人》
作者：[美] 赫伯特·马尔库塞
译者：刘继
版本：上海译文出版社 重庆出版社 2016年12月
这本书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代表作。如果说马克思关注的是“饥饿和贫困”，那么马尔库塞关注的则是“富足中的不自由”。当你困惑于“为什么物质生活越来越好，精神世界却越来越焦虑”时，这本书会给你带来醍醐灌顶的震撼。马尔库塞在书中犀利地指出，在发达工业社会（现在的消费社会），技术和物质生产极其丰富，但人却变成了“单向度的人”——我们失去了批判的能力，失去了想象另一种生活的维度，安逸地成了工业体系的附庸。这对于我们反思当下的消费主义、算法控制、技术异化，有着极强的现实穿透力。
总之，读《1844年手稿》，是为了找回人学的温情；读《实践论》，是为了确立行动的智慧；读《单向度的人》，是为了保持批判的清醒。这三本书，构成了一个“过去—现在—未来”的思想坐标，希望能为读者的哲学之旅点亮一盏明灯。
*受访者为北京市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创性贡献研究”承担人。
记者/罗东
摄影/王远征
编辑/罗东
校对/刘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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