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小界来和大家聊聊关于美国和以色列的话题！即便世上本无以色列，美国出于维护其在中东的核心利益考量，也必然会“创造”出一个以色列来。如此，方能稳固其在该地区的战略布局与利益诉求。
这是美国前总统拜登早年作为参议员时提出的观点，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美国政界对以色列的战略定位。
在普遍认知中，美国民主党及左翼力量对以色列的态度相对温和，而拜登此番表态，恰恰揭示出美以关系并非简单的意识形态结盟，而是长期地缘博弈、国内政治与战略需求共同作用的结果。
巴以问题的源头，可追溯至近代殖民体系与犹太复国主义运动。英国颁布的政令，明确表态支持于巴勒斯坦地区构建以色列犹太家园。该宣言宣称不会损害当地非犹太群体的公民权利与宗教权利。
这份宣言成为犹太移民涌入巴勒斯坦的重要依据，也为后续地区冲突埋下伏笔。一战落幕，巴勒斯坦沦为英国托管地。其托管范围颇为广袤，囊括当下的以色列、巴勒斯坦、约旦，甚至还包含部分叙利亚的领土。
犹太复国主义激进势力对此有着更大范围的领土诉求，利库德集团精神创始人雅博京斯基便主张，整个历史上的巴勒斯坦地区都应属于犹太国家。
英国政界对此也抱有明确的殖民战略期待，丘吉尔曾表示，若约旦河畔出现受英国庇护的犹太国家，将对国际格局产生积极作用。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纳粹对犹太人的迫害，极大推动了犹太复国主义进程。美军解放纳粹集中营后，美国国内对犹太人的同情情绪高涨，加之犹太族群在美国人口与经济领域具备重要影响力，国会逐步通过多项支持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家园的决议。
大量犹太移民进入巴勒斯坦，使当地民族矛盾持续激化，而这一历史悲剧的代价，最终由巴勒斯坦原住民承担。
二战结束后，美国成为巴勒斯坦问题的主导方。杜鲁门政府时期，美国在中东面临三大核心关切：苏联势力的渗透、巴勒斯坦地区的归属问题，以及中东石油供应安全。此时的以色列，并非美国天然的战略伙伴，反而具有鲜明的左翼特征。
建国核心群体多为来自东欧、受左翼思想影响的犹太人，首任总理本-古里安所属的马帕伊党为左翼劳工政党，国内以基布兹公社为代表的集体所有制经济占据重要地位，总工会掌握大量经济与公共资源。
这一特征使以色列建国初期获得了苏联的支持，苏联不仅在联合国投票支持以色列建国，还通过捷克斯洛伐克向其提供军事援助，成为以色列在第一次中东战争中得以立足的重要因素。
与之相对，美国犹太财团多为中产及资本阶层，对带有左翼倾向的以色列态度谨慎，加之冷战初期麦卡锡主义盛行，美以官方关系较为冷淡。
杜鲁门在以色列建国11分钟后便予以承认，更多是出于国内选举考量，此举遭到国务卿马歇尔以辞职相反对，国务院与军方出于阿拉伯石油利益考量，始终对以色列保持警惕。
1948年第一次中东战争期间，美国未向以色列提供武器援助；1956年第二次中东战争中，美国为避免苏联介入、维护与阿拉伯国家关系，联合苏联对以色列施压，迫使以色列从西奈半岛撤军。
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中东地缘格局发生根本性变化，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全面兴起。以埃及总统纳赛尔为代表的阿拉伯国家，逐渐疏远西方阵营，转向苏联获取军事、经济援助，阿斯旺大坝便是这一时期苏阿合作的标志性项目。
美国试图通过经济援助拉拢阿拉伯国家的策略收效甚微，中东地区逐步倒向苏联的趋势，让美国的石油安全与战略布局面临严重威胁。
在一众倾向反美反帝的阿拉伯国家中，以色列成为美国为数不多可合作的对象，而1967年六日战争则彻底改变了美以关系走向。
埃及、叙利亚、约旦等阿拉伯国家联合对以色列采取军事行动，却在六天内被以军击败，约旦河西岸、西奈半岛、戈兰高地、加沙地带被以色列占领。
彼时美国深陷越南战争泥淖。以色列以自身军事之力，击溃装备苏联武器的阿拉伯联军，尽显其在中东的战略价值，成为美国抗衡苏联扩张的稳固支点。
1973年赎罪日战争，进一步巩固了美以同盟关系。阿拉伯国家发动突袭使以色列陷入军事危机，尼克松政府启动“五分钱救援行动”，向以色列紧急输送大量武器装备，直接帮助以色列扭转战局。
作为反击，阿拉伯国家实施石油禁运，引发第一次石油危机，美国由此深刻意识到，掌控中东秩序与石油资源，必须依靠以色列这一战略支点，以色列也由此成为美国在中东的核心战略依托。
除地缘战略需求外，美国国内政治生态为美以同盟提供了稳固支撑。六日战争后，美国犹太财团加大对以色列的支持力度，推动成立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该游说集团在美国选举中具备强大影响力，成为维护美以关系的重要政治力量。
基督教福音派成为支持以色列的重要群体。在其宗教叙事中，犹太人回归巴勒斯坦并掌控圣地，是实现耶稣再临与末日审判的前提条件，这一宗教理念使其成为以色列坚定的拥护者，构成美国政坛不可忽视的票仓力量。
特朗普执政期间，美以关系进入紧密合作阶段。特朗普女婿库什纳家族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存在长期私交；
在此背景下，美国将驻以色列使馆迁至耶路撒冷，并推动《亚伯拉罕协议》，促成部分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地缘战略、资本游说、选票需求与宗教理念，共同将美国与以色列牢牢捆绑。
伊朗与以色列的长期对立，同样根植于美国主导的中东霸权体系。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后，伊朗与美国彻底决裂，为争夺地区话语权、团结阿拉伯国家，伊朗高举支持巴勒斯坦的旗帜，将以色列定义为美国在中东的“小撒旦”。
2024年以来，伊朗与以色列持续开展无人机及弹道导弹对抗，不仅使以色列付出高昂的拦截成本，也打破了其本土绝对安全的认知，使以色列陷入长期战略消耗。
以色列身为美国于中东的战略代理人，其军事行动与领土扩张之举，致使巴勒斯坦平民背井离乡，地区局势动荡不止。这一切在美方核心利益面前，皆被轻描淡写、淡化处置。
无论是拜登政府还是特朗普政府，在以色列问题上均遵循相同的霸权逻辑，这也成为巴勒斯坦、黎巴嫩、叙利亚、伊朗等国民众持续遭受苦难的重要原因。
大国地缘博弈与霸权私利，让中东地区长期陷入冲突与动荡，和平与稳定的实现，依旧面临重重阻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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