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们是顺乎于天的，遭遇怎样的挫折都不怕，
因为自然会帮着修复它们。”
——刘墉 《人生总有花开时》
夜很深了，不想睡。
16号的晚上，泽伟给我打电话，问我结果出来了吗？
我应声说是，平静的语调，大概是我能克制颤抖到的最大程度。
“看起来不是好消息。”他的语气同样的平静，却像是用尽了浑身的力气。
“我以为你已经知道了……”
律师获悉了、家属被告知了、读者朋友们也知道了，可事件的当事人，已经在狱中度过了289个日日夜夜的泽伟，却是最后一个知道的。
似乎每次都是这样。
也似乎，从一开始到现在，都没有过什么好消息。
很多次，我安慰自己，也安慰他、安慰父母，生活总会有到了谷底后，再向上走的时刻。
可泽伟一次信里的话，也让我觉得真实：“现实生活不像数学函数，脱离了抛物线的最低点之后，生活并不会滚回原本的最低点，而是会向着另一个山谷滚去，最后就又停在了另一个低点上，想要再回到原来的点已经不可能了。”
我们的生活，就是这么不受掌控的，从一个低谷，滚落到另一个低谷。
迷雾重重，阻力重重。
在电话里，他跟我说，昨天当地时间的傍晚，他就给律师打去了电话，得知结果还没有出来，但也从律师口中，得知了一些他们觉得积极的方面。
每天早上，监狱的办公室都会到各个区域发放通知，今天早上，他很早就站到了囚室的门口去等，等到狱警终于喊出第一个名字，又等到他们叫出最后一个名字。
都没有他。
他跟我平淡地描述着这些场景，我不知道真实的场景中，那是怎样的画面。
我只能凭借经验中的想象，大概是像放学时，一群孩子等在校门口，隔着铁门的栅栏，盼着家长来接，却眼睁睁地看着身边的同伴一个一个地被接走，只留下自己，无人问津。
会不会有人来？什么时候来？
随着天色渐暗，随着建筑关灯，随着周遭人群散开，怀疑和恐惧，慢慢代替了期待和信心，就这么，一点点地将人侵袭。
难道不是吗？在布斯托监狱的时候，马来人阿唐、美国人文森特、德国人老罗，他们的问题似乎都很严重，但他们都自由了……
在帕维亚，一位叫米歇尔的人，比他晚近帕维亚监狱，几周前，出狱了。
16号当天，另一位叫保罗的狱友，获批了居家监禁。前一天他还和泽伟一起在户外放风、谈论人生，他说想要好好找一份工作，再讨个媳妇好好过日子；他还说要来中国看看，要给泽伟写信。
第二天，狱中已经看不到他的踪迹。
我跟泽伟说，我每天都在关心意大利的新闻，近期一起当地杀人的案件，判刑7年。
而我们呢？
最高97年刑期的指控，不知道最终将指向何方。
泽伟苦笑，他说，在这里，杀一个人都不算什么重罪。
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我甚至不知道，我应该表现得积极一点，让他宽心，还是表现得低落一点，与他共情。
我什么都不知道，脑袋空空的、涨涨的。
但明天，太阳还是照常升起。手上该做的事，还是一件都不能停下。
我只是感谢自己还有女儿、父母、读者朋友在身边，还有人可以拥抱、说话、鼓励。
而泽伟，又将在暗黑的狭小的囚室里，与诸多难表的情绪，继续度过日日夜夜。
“所谓命运，就是说这一出‘人间戏剧’需要各种各样的角色。你只能是其中之一，不可以随意调换。”（徐泽伟摘录自史铁生《病隙碎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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