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没有以色列，美国也不得不创造一个以色列出来，以保卫美国在中东地区的核心利益。”这句话出自美国前总统乔·拜登之口。在传统印象中，民主党及美国左翼似乎对以色列并不热衷。
那么，拜登为何会如此表态？美国又为何几十年如一日地在中东坚定支持以色列，并围绕其制定战略？
要理解美以之间这层特殊关系，需回溯至以色列建国之初。英国政府曾通过《贝尔福宣言》，承诺支持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人的“民族家园”，同时声称不会损害当地非犹太社群的权利。
然而，“巴勒斯坦”的地理范围在当时涵盖了现今的巴勒斯坦、以色列、约旦乃至部分叙利亚地区。至于“民族家园”的具体含义，英美媒体曾提出“犹太国”“犹太共和国”等混乱概念，为后续争端埋下伏笔。
丘吉尔曾评价，若能在约旦河畔建立一个受英国保护的犹太国家，将是世界历史上的有益事件。
冷战初期的态度转变与战略抉择
二战期间，罗斯福政府为避免激怒阿拉伯人，对犹太复国主义持谨慎态度。但随着诺曼底登陆后纳粹集中营的解放，美国社会对犹太人的同情迅速升温。
加之美国国内犹太人口众多，意第绪语在纽约广泛使用，道义压力与选举政治促使国会通过支持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家园的决议。
然而纳粹的罪行不应由巴勒斯坦人承担。犹太复国主义者并未解释这一点，而在英国默许下，大量犹太人涌入巴勒斯坦地区。
二战后，巴勒斯坦问题从英国殖民体系内的议题转变为联合国面临的棘手难题。美国作为二战最大赢家，其政策取向开始主导局势。杜鲁门政府面临三大挑战：苏联在中东的意图、巴勒斯坦问题的解决以及美国石油安全。
有趣的是，建国初期的以色列并非今日右翼保守形象，而是带有浓厚社会主义色彩。开国总理本·古里安领导的马帕伊党是左翼劳工锡安主义政党，推行集体劳动、财产公有、按需分配，甚至儿童由公社统一抚养。
以色列总工会掌握银行、工厂等公共资源，经济模式接近计划经济。正因如此，苏联斯大林率先支持以色列建国，希望通过扶持“红色小兄弟”削弱英国在中东的影响力，并默许捷克斯洛伐克向以色列运送军火。
然而美国犹太精英对此感到尴尬。二战后，美国犹太人多已完成阶级跃升，成为中产阶级或资本家，对以色列的社会主义实践和与苏联的亲近持保留态度。加之麦卡锡主义盛行，美国主流犹太组织长期对犹太复国主义持反对立场。
尽管杜鲁门为争取选票在以色列建国11分钟后予以承认，但国务院和五角大楼对以色列极度反感。国务卿马歇尔甚至以辞职相胁，反对承认以色列，以免得罪阿拉伯世界。
因此在第一次中东战争中，美国未向以色列提供任何军援。
六日战争与美以同盟的固化
1953年艾森豪威尔上台后，美以关系降至冰点。1956年第二次中东战争中，以色列伙同英法入侵埃及，艾森豪威尔大怒，联合苏联在联合国对以色列施压，迫使其撤出西奈半岛。
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阿拉伯民族主义崛起，埃及总统纳赛尔转向苏联寻求支持。美国试图拉拢阿拉伯国家失败后，发现以色列是唯一可依靠的力量。
1967年六日战争中，以色列六天内击败埃及、叙利亚、约旦等阿拉伯国家，占领约旦河西岸、西奈半岛、戈兰高地和加沙地带。这场战争让美国看到以色列的战略价值——无需美军介入即可重创苏联支持的阿拉伯联军。
1973年赎罪日战争中，以色列初期失利，美国启动“五分钱救援行动”，紧急空运坦克、导弹等先进武器，助其反败为胜。
阿拉伯国家随即实施石油禁运，引发第一次石油危机。美国由此认识到：控制中东石油需掌控地区秩序，而以色列正是那把最锋利的刀。
自此，以色列成为美国在中东的“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
国内政治与地缘博弈的双重绑定
随着以色列军事实力展现，美国犹太财阀态度转变，大力资助游说集团“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通过政治献金影响美国政坛。
更关键的是，基督教福音派——又称基督教锡安主义者——成为以色列的坚定支持者。他们相信犹太人回归巴勒斯坦是耶稣再临的前提，其选票是共和党尤其是特朗普政府不敢忽视的基本盘。
特朗普家族与内塔尼亚胡私交甚笃。特朗普女婿贾里德·库什纳家族为犹太财团，内塔尼亚胡早年访美时常借宿库什纳家，睡在少年贾里德的卧室。
特朗普执政期间，美以关系进入“超级蜜月期”，美国使馆迁至耶路撒冷，库什纳主导《亚伯拉罕协议》推动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和解。
金钱、选票、宗教预言与冷战地缘遗产，四股力量将美以牢牢绑定。拜登所谓“创造以色列”的言论，正揭示了美国在中东需要一个能充当打手、维护利益、助力国内政治的超级代理人。至于以色列对巴勒斯坦平民的压迫、土地侵占等行为，在美国核心利益面前，不过是“附带损伤”。
伊朗与以色列的对立，源于伊斯兰革命后霍梅尼政权反美立场及打破逊尼派孤立的需求。伊朗将以色列定性为“美国小撒旦”，近年来更以无人机与弹道导弹直接攻击，打破以色列“绝对安全”神话，将其拖入战略消耗战。
无论拜登还是特朗普，在以色列问题上均延续帝国主义逻辑。这正是巴勒斯坦、叙利亚、黎巴嫩、伊朗等地区人民持续流血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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