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度使也得吃肉夹馍
如果我们穿越回中唐，不小心做了某个河北藩镇节度使的幕僚，到了日上三竿的吃饭时间，可能就是靠在演武场某根木桩下和藩镇的同僚就着吃胡饼。演武场下则是一群刚训练完淌着臭汗大头兵，也是随地而坐吃着类似的食物。可能隔天会分切一些羊碎肉改善伙食。
唐代军人干饭 （微博 博主 “大涂鸦国”作品）
如果你把着碗吃面汤可能都是略显娘气的行为，会被同僚耻笑。今天小 红 薯上面那么男女晒出来的精致下午茶要是藩镇军人看到了会异常鄙夷，有这样生活作风的人在州内几乎没办法混下去。
即使是节度使这样的土皇帝，也可能是每餐多一碗羊汤喝，有一个案子可以放置碗筷。节度使如果想像长安贵族那样吃饭搞排场是万万不能的，搞奢靡作风轻则失去士卒的信任，重则被赶走被杀。
拖着长衫斯文的吃饭会被人鄙视
中唐藩镇形成这样质朴的生活习惯倒不是如我党那样从艰苦的革命战争中领悟的。而是宋代之前北方军事贵族文化的沿袭。只不过这种文化在安史之乱前只是盛行于边疆，安史之乱后逐渐扩建到内地。
唐中期藩镇分布
节度使要与士卒同甘共苦
中唐到五代时期的内地军事文化是我国历史中非常特殊的一段。节度使除了要表现强硬果敢的行事作风，平时要得以身作则，时刻讨好骄兵悍将，维持其统治合法性。
魏博镇第二任节度使田悦，史书记载他"轻财重施、朴素节俭"。深得将士爱戴。
他是首任魏博节度使田承嗣的侄子，田承嗣临终前觉得自己儿子没办法服众，选择了田悦。这也是五代时期，皇帝立接班人往往是最有能力养子的最早由来。要压住骄兵悍将必须得培养有能力，拳头大的继承人而不是强推自己的儿子。
田悦早年流落江湖，深知底层艰辛，"衣服饮食，皆有节度"，生活简朴对从兄弟们也是同等要求。这种作风也成了他维系军心的政治手段。
魏博牙兵从来不惯着节度使
类似的例子还有横海节度使殷侑，赴任沧州后，"与士卒同甘共苦"，招抚流民，鼓励农耕。
易定节度使张孝忠，贞元年间河北大旱，"米斗一千五百文"，张孝忠"所食，豆䜺而已，其下皆甘粗粝，人皆服其勤俭"。
所以节度使生活节俭不是个别节度使的政治作秀，而是当时河北藩镇头头们的普遍作风。
中唐的武人政治能量极大
河朔藩镇与朝廷的关系是"游离性与依附性并存"。本来他们是安史叛军余孽，唐朝是剿抚并用打了多年搞不定，唐代宗才让这些叛军将领维持割据。代宗之后的唐德宗等多位皇帝其实一直有一劳永逸解决藩镇割据问题的安排的。
安史叛军南下过程，动则屠城极为残暴，后面被招安后反而对内轻徭薄赋以获取民心，像是换了一个人。
主要是他们需要截留当地的赋税以供养军队。当时一个藩镇管辖几个州县辖区内十几万，几十万人口就要要养活1万或者数万职业军人。税不敢压榨的太狠，又要养兵所以从上到下普遍比长安的公子哥们朴素的多。
还有一个事实需要注意，古代培养一个骑兵需要10户甚至是几十户农户的剩余产出。河北的藩镇除了要对抗朝廷还有契丹、奚这些边疆游牧民族入侵的压力。必须保证一定数量的精锐骑兵，结余钱几乎都要投到军备上。
农业社会供养一个骑兵太费劲
还有一个有意思的对比安史之乱刚开始，老百姓对大唐是忠心不二。当叛军主力南下到河南后，河北的州县马上就杀了叛军委任地方官归附了大唐。后来史思明北上在河北杀了几遍。
颜真卿家里好几个族兄在河北响应唐庭，对付叛军，阖门壮烈殉国
但安史之乱前，河北南面各州"近一半税赋"都要补贴长安，百姓负担不轻。藩镇割据后，安史之乱以前的苛捐杂税都免了。节度使自行收税，税率低于朝廷，而且大部分不收盐税。这些当兵的搞不清复杂的税收制度，懒得一家一户的催税。
很多时候他们的收入来自皇帝的赏赐（代宗时期，河北的秋防兵也会到关中参与对吐蕃的战争，获得朝廷赏赐）和对外战争的“盈利”（对边疆游牧民族的战斗胜利品）这个情况下，藩镇反而不会对治下的百姓涸泽而渔。
节度使平时节俭度日，有了朝廷的犒赏会将资源优先分配给军队，而非个人享乐。
皇帝有赏赐必须先优先士卒
安史之乱后，河北北部的胡化作风逐渐南下，河北南面、淮西地区"逐渐胡化，人民好武轻文"，与诗赋取士的关中、河南、江南形成截然不同的文化区。这种环境下节度使多为底层行伍出身，如田承嗣、李宝臣等安史旧将，缺乏所谓的贵族教养和那些繁文缛节。更是轻慢纯粹的文人。
当时中央的官员非常看不惯地方节度使 ，中唐的杜佑在《省官议》里发牢骚，吐槽过魏博的节度使田悦：
“今田悦之徒，并是庸琐，繁刑暴赋，惟恤军戎，衣冠士人，遇如奴虏。”
田悦虽然被骂庸琐之徒，但是他在魏博镇的名声极好。
魏博节度使，电影《刺客聂影娘》
中唐以后奢侈享乐被视为软弱和脱离军队的表现，会立即失去军心。
军马、武器、铠甲这些东西极其昂贵，以前国家有钱可以由国家分配。如今落到每个藩镇，节度使拿到犒赏后第一时间就要封赏将士和维护军械，也没多余的钱去搞“奢侈消费”。
“上等宴席，应当是胡饼蒸饼馎饦，汤饼环饼毕罗，樱桃蘸奶油，肉丝鸡蛋浇黄米饭，黄雀鲊鱼鲊生鱼脍，古楼子里面包一整头羊”
长安的奢侈行为，藩镇看不懂，也不敢这么搞。
把时间放的长一点看，隋唐时期军功贵族阶层的生活就是普遍朴素的，随时上阵杀敌有今日没有明日的生活状态，对于钱财看的没有那么重。
唐初顶级军神李靖生活也很简朴（抖音博主“拔鼻毛画画”）
最后就是河朔藩镇的世袭并非天然，而是需要士卒的集体拥护。
田承嗣不传子而传侄田悦，正是因为儿子们"锦衣玉食、不堪大用"，而田悦有朴素节俭的口碑，士卒们喜欢这样的领导。
如果一定要和士卒们世界观反着来有什么后果的。唐史也有很多例子，在长庆元年（821年），朝廷派张弘靖任卢龙节度使，他"素贵，肩舆而行"。
坐着轿子这种两京官员斯空见惯生活习惯被卢龙的士兵所厌恶。更不用说老的节度使与"旧将与士卒均寒暑"，张弘靖这种公子哥做派对比太强烈了，不久后就被士兵赶走了。"旬日即被逐"。
卢龙镇直面契丹和奚，将士看不惯非武人作风的官员
这种自下而上的权力合法性，迫使节度使必须保持平民化作风。
总来说中唐河北与淮西地区节度使的生活简朴，并非个人道德修养的体现，首先是骄兵悍将的"军事民主"机制逼的，节度使必须时刻讨好士卒，奢侈即意味着政治自杀。
其次轻徭薄赋以收买当地民心，截留赋税以供养军队，保证藩镇割据能和朝廷讨价还价的本钱。
还有就是北朝延续至中晚唐的尚武的传统，这种武人没啥消费偏好。
最后是为了家族权力延续，必须培养"轻财重施、朴素节俭"的继承人。
唐宋之变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社会的意识形态发生了重大转变。
藩镇割据的基础是一大批职业军人，而且是有自我意识的一群军人。这在中国之前和之后的历史上是不曾有的。
中唐到五代的中层军官集团是不同于任何时代的以暴力为底色的阶层
宋代以后以文御武，武人地位一落千丈，唐代之前有门阀世家的家丁。但是这些家丁的效忠都是向上的，有家主的。安史之乱后河北、淮西的藩镇士兵自成一个体系，完全对自己负责，不鸟节度使和皇帝。
士卒甚至可以为了自身的经济利益而逐帅杀帅。在这种体制下，节度使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贵族领主，而是军队利益集团的代理人。他们过上简朴生活，也正是中晚唐"骄兵风气"和藩镇割据格局的生动写照。
大唐朝廷在干什么
作为藩镇的对立方，李唐中央在安史之乱后其实一直想系统解决藩镇问题，为此中央建立了直属皇帝的野战部队——神策军。又因为大量藩镇不纳税，唐朝还改革了税收体系，逐步废除了租庸调制度。
安史之乱打断了国运，也造就了中唐截然不同的税务体系
因为税务体系的不一样，藩镇的百姓和皇帝治下的百姓生活截然不同。
从安史之乱唐肃宗任用第五琦，到后面代宗、德宗朝的刘晏等人。唐朝可控疆域大大缩水大，但是财税能力是大大加强的。
同时期地方节度使其实也有专业的财政团队，藩镇设有"支度使"、"营田使"等财政官员。他们有能力建立复杂的税收体制，但是这些军人懒得管，也处于我前文说的几点考虑到地方稳定，反而搞"轻徭薄赋"。藩镇的老百姓普遍比李唐皇帝治下州县要负担轻一些。
唐代中期税收制度大改革
安史之乱后对李唐最大的改变是重新捡起了盐业专营。从隋代到唐玄宗开元年间，盐业其实比较宽松。
唐初诸帝继承了隋代"与百姓共之"的方针，"凡是盐池、盐井，政府与百姓共之"。
唐朝前期尽管因为边疆战事多，但是内地的没有搞成汉武帝时期那样的“中产之家，大抵皆破”的状态。虽然战争中多，但唐军打的胜仗也多，获得的收入大于支出。而且唐朝控制了丝绸之路，能通过贸易获得超额利润和战略物资。
唐代前期通过丝路贸易获得漠北和西域的战马
安史之乱后，国家要平叛，后来要维持国家机构，而大量税收被藩镇截留。盐税只能越收越多。
至德元年（756年），颜真卿在河北平原郡抵御叛军时，因"军用已竭"，首创"榷盐"之法，将盐收归官营以充军费。
乾元元年（758年），唐肃宗李亨任命第五琦正式向全国推行"榷盐法"：
在"山海井灶近利之地置监院"，盐户所产之盐必须卖给官府，官府加价十倍出售,且严禁私煮私卖，违者重罚。
760年，刘晏改革，改为"就场专卖制"（民制、官收、商运、商销）
779年，刘晏被罢但盐利收入已达600余万缗，"天下之赋，盐利居半"已经没办法废弃了。
780年，杨炎推行两税法，整合盐利到两税体系。大唐后期盐税收的极重，不少人不管杀头的风险贩起了私盐。黄巢就是私盐贩子出身。
唐宪宗之后，藩镇和中央对峙了多轮也疲态了。后面的皇帝也没有恢复盛唐的雄心壮志，长安的天子、魏博的牙兵在几十年时间内各干各的形成了微妙的平衡，直到一个私盐贩子掀了桌子。
黄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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