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接上回。
过了两天，那人果然又来找王四根了。此人自称姓邢，王四根就称其“邢先生”。邢先生给他安排的工作就是去“五峰茶楼”从史宝和那里取情报。当然，邢先生没有跟他说史宝和姓什么叫什么，也没说这是替哪家效劳，只是说从现在起就给王四根发薪饷，每月五块银洋，问王四根干不干。当时的五块银洋，可以维持一个人一个月的伙食开支了，王四根哪有不干的？
就这样，这个安徽小乞丐就稀里糊涂上了贼船，成了“保密局”雇用的临时工。可直到被捕，他也不知道自己是在替“保密局”效命，更不知道“保密局”是什么东西。听王四根如此这般供述，钱融清等人面面相觑，哭笑不得。几个人商量是否还有补救法子。议来议去，大家认为，如果出现以下两种情况中的一种，那还可能有补救之望：
一是邢某那个潜伏特务小组在收到那份假情报后，由于某种原因，未在当天拍发出去，而是拖延至明天甚至后天才拍发；
二是如果邢某方面按照正常运作程序在收到假情报当天就拍发出去的话，则指望台湾“保密局”电讯人员偷个懒，收到该密电后并未立即转交译电员，或者译电员由于某种原因没有及时译出该密电。
总之，能给钱融清这边的有一两天的延缓时间，这样，就可以指派史宝和再去十六铺“五峰茶楼”，往窗子上贴一张一千元钞票发出暗号，引诱邢某上钩。
这时已是12月15日凌晨，钱融清立刻把这一构想报告领导，领导说，现在只好死马当活马医了，那就试一试吧。于是，一干警察立刻驱车前往看守所把史宝和和王四根拉到市局，向二人交代他们天明后要做的事——史宝和仍去茶楼做经纪人，王四根则继续在十六铺一带行乞。钱融清下令二科所有警察暂时放下手头的案子，统统扑到这个案子上，分工对史、王两几进行监控，留意是否有邢某那样的目标出现。
可是，意外没有发生，众人忙碌到次日中午，王四根也没接到邢先生的通知让去茶楼门口行乞。于是，警方便知“保密局”已经从那份假情报推断出史宝和小组出事，立刻急电通知邢某小组切断跟史宝和的联系了。这样，上海市公安局就只好通过无线电信号测向仪查找敌特电台的大体位置。
这一招儿听上去似乎简单，具体实施起来却相当复杂，而且并非市局的电讯专家和设备就能解决得了的，包括那个时候最为稀缺的密电破译专家。即使所有硬件、软件条件都具备了，最后是否成功还得看运气。不过，这一招儿最终还是有了收获，市局政保部门寻找的敌特电台位置应在北站地区范围内。
扬帆于是下令政保处二科组织专案侦查组，深入北站地区挖出敌台和敌特潜伏小组。专案组刚刚开始工作，扬帆就接到了黄浦分局关于“江南春饭馆”食客死亡案件的报告，他一看在死者柳承方位于北站区的办公室内发现电台的情节，便断定那正是钱融清专案组要追查的目标。
对于钱融清专案组来说，这个消息当然是一桩喜事。钱融清立刻跟黄浦分局刑警队刘大贵队长联系，让把“江南春饭馆”食客死亡案件的卷宗立刻送来。卷宗到手后，钱融清组员召集起来开了一个会。
这个专案组共有六名成员，都是政保处二科的骨干警察。大家听完钱融清介绍了一应情况后，一致认同“江南春饭馆”食客死亡案肯定跟他们正在调查的敌台案件有关联。那么，柳承方的死因是自杀还是他杀呢？全组六名侦查员都认为柳承方并非自杀，而是遭人谋杀，理由有二：
其一，柳承方的工厂和住所都在北站区，他的业务跟黄浦区这边并无关系，如果他要自杀的话，为何不在北站区而偏偏要把结束自己生命的地点选在从未踏进过的饭馆呢，而且，柳承方进饭馆后是点了酒菜的，还要求跑堂把酒热一热，放几片生姜，这说明他的确是来吃饭的。即使他已经做好准备就死在这家饭馆里，那也是要享受这最后一顿晚餐之后再离开人世的。
可事实是．他一口菜未吃，一口酒未喝，只不过招呼跑堂送上一杯温开水喝了两口就死了。从现场发现的那片两寸见方的白纸来看，那应该是用来包氰化钾粉末的。侦查员们估计，柳承方可能患有某种消化系统的毛病，需要在饭前服用什么药物，而有人却在他服食的这种药物里掺进了氰化钾，经过化验，白纸上的残留粉末系碳酸氢钠与氰化钾的混合物。
那么，遗书中的这个日期指的到底是1949年的最后一天呢，还是1949年的年末？此外，遗书的内容也有违常情，只说了两点，即“余与这世界永别矣”和“电台、手枪请交公安局”，却没有说明原因。因此，这很有可能是一封伪造的遗书——只有谋杀才需要伪造遗书。
尽管在柳承方办公室发现的手枪、子弹和电台上都有柳本人的指纹，说明他确实亲手触摸过这些东西，可是，侦查员发现其中有一处指纹的存在位置不合常理——整部电台上，只有拍发按键上有死者的指纹，其他位置都像是被特意擦拭过，没有任何指纹或其他痕迹。专案组据此为柳承方很有可能是死于谋杀。
那么，谋杀柳承方的动机是什么呢？大家一致，只有往“栽赃”上面想了。有可能是台湾“保密局”总部发现那份假情报后，即急电通知邢某小组。邢某小组于是迅速制了方案：制造柳承方服毒自杀的假象，抛弃之前使用的电台和密码本，连同手枪一并藏匿于柳承方的办公室，从而切断公安机关的追查线索。
专案组认定，柳承方生前患有以胃酸过多症状为主的胃病，每餐前必服俗称“小苏打”的碳酸氢钠粉剂，而致其死命的氰化钾则是混在小苏打粉里的。于是，专案组决定从死者生前服用的小苏打着手进行调查。
1950年1月5日，专案组六名警察全体出动，分头前往“立通机器制造厂”和死者柳承方的家调查。午后大家会合时一汇总，经查获得以下线索：据立通厂厂长汪蒙、食堂几位师傅、医务室厂医等多人以及柳承方的妻子等家属证实，柳承方生前确实患有严重的胃气痛，靠餐前服用小苏打中和胃酸缓解胃痛和泛酸症状至少已有三年多的时间。
前往柳承方家中调查的警察江力、冯培安跟柳承方四十来岁的妻子牟氏聊下来，得知其夫生前如果是在家里用餐，则在饭前直接从瓶子里取用；以前工厂的经营状况还不错的时候，他通常是在厂里吃午饭，晚饭都是回家吃的，当然，去饭店应酬除外。所以他总是在上班前让牟氏准备两小包小苏打，每包一小勺，大约一钱多。
警察就问：“你把小苏打往柳老板皮夹子里放的时候，里面有多少钞票？
牟氏想了想说： “我没数，大约有十多万元吧。自工厂停产之后，承方手头一直很紧，不瞒二位同志说，他把我的那些首饰都卖掉了，家里现在什么值钱的东西也没有，再卖就只好卖这房子了。”
柳老板出事后，警方在他身上发现了一个封口的信封，里面有三百万元钞票。警察问牟氏是否知道这笔钱款的来路，以及准备派什么用场。牟氏说她不知道，也没听丈夫说起过有这么一笔钞票。警察离开前，带走了装着小苏打粉末的瓶子和那沓用剩的两寸白纸。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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